能源消耗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碳排放权意味着发展权
从历史视角看,跨过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发达经济体历史上贡献了更高碳排。燃
气时代的英国、油气时代的美国均体现了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主导能源革
命的国家将成为最具有经济活力的经济体。本轮能源革命的背后是各国未来经济发
展活力的角逐。
发展中经济体高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以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的工业为主,发
展中的经济增速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份额变化趋势均表现的“高度一致”。而未来
全球碳减排路径下对碳排放权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则意味着发展权的丧失。我国当
前处在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主动参与到全球碳中和阵营意味着承担了更多碳减
排的历史责任。
追赶型经济体面临人口红利消退的瓶颈,需要向能源革命切换
我国过去 40 年的崛起更多的是在现有的传统能源框架下,充分发挥人力成本等优
势,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并实现出口型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路径发展的本
质是对人口红利——成本低廉,数量庞大,且勤奋吃苦的一代人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因此受限于人口红利、技术迭代的“天花板”。我国目前的发展成果很有可能逼近
现有能源框架下的极限。
在能源革命的框架下,能源革命的主导国必将成为中长期内最具有经济活力的经济
体。如果我国想在大国竞争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现更长时间的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那就迫切需要,我国将当前依靠人口红利的“战后追赶型”经济体发展框
架切换为 19-20 世纪英、美等发达国家崛起时所依靠的“能源革命驱动”的发展框
架。当前的“绿色低碳”革命是我国制造业,整体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破局的最大
机遇所在。更重要的是,我国实际上已初步具备类似当年英、美、德等国主导全球
能源革命的潜力。
制造业大而不强,后疫情时代制造业产业升级乏力
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来看,我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仍然不是制造业强国,或刚刚
进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就整体技术水平和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地位而言,
“中国制造”仍处于全球中等水平,中高端产品制造的技艺及研发科技水平不足。
尤其是高端产业、核心技术领域,国产替代的路径还很长。
在2021 年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出口规模不断提升,但企业的真正盈利的提升并
不及营收规模提升速度。主要原因一是出口景气度背后更多是欧美国家驱动;二是
受制于能源危机下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三是疫情之下国内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进
一步突出;四是美元的大规模超发带来的结汇压力。
“跨周期调节”的乘数效应:双碳是最确定的宽信用方向
中期维度,地产下行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将是明年经济最重要的挑战。12 月的政治
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稳字当头的基调。就货币政策而言,除了要看到
明年整体货币政策仍将维持宽松,总量上降准甚至是降息可期外,更要看到货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