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碳中和”前沿观点摘要（8月份）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2021年第1期（总第1期）本期“碳中和”前沿观点摘要（下称观点摘要）摘录了近期“碳中和”相关政策、观点及研究成果供学术参考。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政府发言及专家学者评论等进行摘录整理，观点摘要认为近期“碳中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绿色技术发展和绿色经济转型，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碳中和工作规划也在有序推进。此外，有关气候变化及国家电力系统转型的讨论热度不减，值得持续关注。一、提升绿色技术，促进“碳中和”发展1.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应加强环境信息披露。Feng等6月25日在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上发表“HowdoesenvironmentalinformationdisclosureaffecteconomicdevelopmentandhazepollutioninChinesecities?Themediatingroleof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认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应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第一，为了促进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环境信息披露越来越受到重视。谈到中国的环境规制，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通过弱化环境规制强度的倾向，其主要动因是吸引投资。而随着现代高科技设施的发展和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环境信息公开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信息不对称，作者-2-认为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推进环境规制，针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战略互动关系，作者验证发现地方政府弱化环境规制强度和积极推行环境规制的行为并存，但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弱化环境规制强度。第二，作者发现在静态情景下，环境信息披露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经济，抑制雾霾污染；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抑制雾霾污染的重要性；失业率不仅有效且直接地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有效、直接地加剧了雾霾污染的恶化。最后，作者提出建议。一方面，引导更多的地方政府在环境信息披露上进行竞争，实现绿色、节能、减排竞争的建立，将生态效率等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相对提高其在评价中的权重，从而激励地方政府有效管理环境，实现环境信息披露的战略性互动。另一方面，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信息披露与经济发展、雾霾污染关系中的双重中介渠道，地方政府可以更加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出台更多政策法规，鼓励企业开展更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更多绿色创新成果。从而优化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渠道，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环境污染的双赢。2.科技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五个着力点。孙靓9月1日在《学习时报》发表《科技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五个着力点》认为我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排放达峰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仍存在强耦合关系，兼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这个目标应着力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低碳技术实现突破。加大支持前沿性、颠覆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积极推动与“双碳”相关的创新平台能级提升，培育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创新基地，力争用颠覆性的创新，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深入推进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及时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加快先进成熟技术推广应用。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强化企业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研究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明确科技攻关路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立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牵头或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市场导向明确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提高企业牵头承担“双碳”科技项目的比例。三是开展区域绿色试点示范，深化低碳创新开放合-3-作。制定并推进落实国家、省（市）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推动区域绿色低碳技术集群化发展，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群、城市、社区、乡村。加快推进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图的编制，分区域因地制宜地提出碳中和技术选择、发展路径和有关部署建议，鼓励经济发达和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峰。开展零碳城市、县（乡）、高新园区等区域试点示范，建立区域碳中和大数据系统，针对区域碳中和进程，实现全流程量化追踪管理，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四是建设绿色低碳人才队伍，发挥高端科技人才作用。在高等教育方面，强化国家目标、市场需求与学科建设间的联系，依托高等院校积极推动能源、环境、信息、管理和金融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探索设立低碳交叉学科，构建完善低碳相关学科课程与师资队伍，多学科协同培养复合型碳达峰、碳中和专门人才。组建稳定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研究队伍，加强“双碳”相关领域战略研究。五是健全低碳发展科技生态，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建立国家层面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科技创新领导和协调机制，加强碳达峰的配套制度建设，构建系统的激励体系，促进以环保和碳减排为核心的绿色低碳转型，建立健全碳中和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从政策与市场端发力，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税，与碳市场形成互补、引导和支持气候变化投融资，将碳作为资产进行管理，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和行业减排。加强绿色发展科普宣传，开展专项科技志愿服务。3.国家层面实施BECCS的潜力和障碍。SabineFuss和FilipJohnsson1月11日于Frontiersinenergyresearch发表题为“TheBECCSImplementationGap–ASwedishCaseStudy”的文章。文章基于瑞典作为案例研究，首先探索了生物能源碳捕集技术国家层面应用所需要的潜力，然后从社会、经济和政治角度分析了生物能源碳捕捉技术在近未来加速发展的路径。因其在减排困难行业的除碳能力以及远期来看的净负碳排放，生物能源碳捕捉技术(BECCS)被认为是未来很有前景的去碳技术。但是，目前BECCS技术部署几乎没有开始，规模甚至远小于1.5摄氏度情景的路径假设。鉴于BECCS部署几乎没有开始，因此远不能达到1.5摄氏度每年捕获1Gt二氧化碳并且交付时间长达数年。如果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减少排放并且通过其他去碳措施实现清除，那么将存在很大的实施差距。由于缺乏有关BECCS有效提升的知识，这种实施差距进一步加剧。由于这将取决于当-4-地条件，因此非常需要评估BECCS升级的国家背景。否则，BECCS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假设技术的风险。瑞典具有发达的森林工业、纸浆和造纸业以及锯材等不同的木制品行业。依靠大规模林业资源以及完善的森林管理体系能够为BECCS提供丰富的原料。此外，瑞典的地理位置优势还包括靠近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碳封存体系国家挪威，拥有便捷的购买深水层碳封存的优势和跨国除碳合作优势。虽然BECCS技术的减排能力强，但是该技术也存在风险和潜在的发展障碍。比如BECCS的部署将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导致可耕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为了使BECCS技术加速发展以适应“碳中和”和1.5摄氏度情景的要求，社会接受度、治理和监管需要准备就绪。能够促进BECCS技术发展的途径包括治理、经济和政策的制定。一个重要的政策是找到一种方法在化石燃料定价和碳清除估值之间建立一致性，同时仍然提供足够的支持以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内缩小实施差距。因为针对BECCS的批评是它可能推迟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的努力。因此，需要一项连贯的政策，以更根本的方式促进BECCS的可接受性。基于瑞典的调查需要以下几点努力：1)紧急行动；2）目前的小规模示范项目的成功；3)必要的激励措施；4)挪威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成功执行开发存储基础设施的计划（北极光项目），并获得必要的许可；5)能力和知识体系建设以成本控制和获得可靠的捕获过程，这可能取决于CCS和BECCS技术的国际传播；6)透明的沟通，以处理与接受技术有关的新问题。4.行业减排推动“净零”排放。彭博新能源财经首席经济学家SebHenbest于8月4日发表的文章《“净零”要求到2030年对排放采取强有力的行动：2021年新能源展望》一文中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通过三条原则建立了一系列行业排放预算，得到了三类不同的减排方式。由于《巴黎协定》签署国承诺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的范围内，目标是1.5摄氏度，所以作者对于减排路径进行了相关测算，具体采用以下三条原则：其一，不能有搭便车者。为了实现全球“净零”排放，能源经济的每个部门都需要开始消除排放，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完全无碳；其二，一些行业面临着比其他行业更艰巨的任务。对排放量快速增长或经济上可行的减排选择很少的行业，这十年的预期较低；其三，有序过渡。这个适用于为了维持经济和社会安全而逐-5-步发生变化的行业。通过最小化年减排率在碳预算轨迹中描述这一点。根据以上原则得出的预测结果，作者认为对不同行业有三种减排方式：第一类行业包括电力和道路运输，因为它们有成本竞争力的减排选择。这一类的减排方式是给每一个行业都分配了一个温度当量“净零”碳收支；第二类行业的特点是排放量不断增加，或立即可用的减排选择很少。这一类包括大多数通常被称为“难以消减”的行业，如钢铁、化工、水泥和航空。为此，作者将排放预算分成两个阶段——到2030年这段时间，限制排放增长；到2030年到2050年这段时间，排放将有序地降至零；第三类行业的特点是有立即可用的、但竞争力较低的减排选择。这一群体包括建筑、铁路和一些工业。到2050年，这些行业的排放路径一直呈下降趋势，但与交通和电力相比，短期内速度较慢。作者预测的结果表明，到2030年，排放量需要下降30%才能走上正轨，到2040年，总体排放量需要每年下降6%。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有序过渡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到2100年气候变化约为1.75摄氏度。5.电动汽车的环境效益恐被高估。2021年3月清华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JianweiXing学者在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期刊发表题为“Whatdoesanelectricvehiclereplace?”的学术论文。其以电动汽车具体会替代哪些类型汽车为研究出发点，采用如果没有电动汽车，消费者会购买哪些汽车的反事实估计方法来评估电动汽车的减排效果。其核心观点是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带来的环境效益被显著高估。主要的研究结论及具体政策建议包括：第一，影响电动汽车替代带来环境效益的主要因素包括，电动汽车所替代车辆的燃油经济性、发电结构的清洁特性以及电动汽车规模。第二，电动汽车所替代的车辆具有较高的燃油效率。即如果没有电动汽车，原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也会购买节能减排效果更加显著的车辆。研究表明电动汽车所替代的汽车比家庭用车的平均燃油整体平均水平高出4.2mpg。只有78.7%的电动汽车取代了传统燃油汽车，12%的电动汽车取代了混合动力汽车，另外2.4%的电动汽车取代来柴油汽车。这意味着忽略非随机替代过程会导致电动汽车排放效益被高估39%。第三，约有70%的家庭在没有电动汽车补贴的情境下仍然会选择购买电动汽车。如果考虑实际的替代行为，电动汽车补贴带来的环境效益将被高估32%。第四，高收入家庭-6-在电动汽车补贴政策下受益更多，并且他们对于电动汽车的价格更加不敏感。由此，从统一补贴价格转变为收入依赖型的补贴措施，可以使得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大的低收入的家庭和社区人群增加其购买电动汽车的意愿，并且减少对价格不敏感的高收入家庭进行电动汽车购车补贴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实施成本。6.能源技术革命是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基础。范英和衣博文2021年8月5日于《管理世界》发表《能源转型的规律、驱动机制与中国路径》认为：能源技术革命是转型的基础，政策与管理是关键，需求侧参与能源系统和分布式管理潜力巨大。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能源系统将经历多维转型、过渡期和实现碳中和乃至负排放系统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的路径选择、政策强度等，都涉及巨大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因此，我国必须加强能源转型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在遵循能源体系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多维度驱动转型进程，建立创新引领、政策驱动、以市场为核心、以行为引导为补充的能源转型机制，尽快形成高效、清洁、绿色、低碳的新一代能源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章首先阐明能源转型的内涵，国际规律及驱动因素。之后指出我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障碍。最后总结出中国能源转型的具体路径。文章认为：其一，本轮能源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包括供应侧能源结构的转型也包括需求侧用能方式的转变，而且供应侧与需求侧之间还存在复杂的交互和反馈；它并非简单的主导能源的更迭，而是整个能源体系颠覆性的变革；它无法依赖任何单一驱动因素实现，而是需要多维因素并行驱动，且各驱动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其二，从当前的能源体系向新一代能源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既需要政府设计有效的机制、制定相关的政策，还需要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和理念。本文将我国能源转型的着力点归结为以下四方面，即“市场驱动为核心、政策驱动为助推、创新驱动为引领、行为驱动为补充”。总体而言，“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时间紧迫、主动转型、新技术涌现等划时代的鲜明特点，其边界已经拓展到能源生产、能源储运、能源消费以及碳移除等领域，且各领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有大约50年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型过程，但我国仅有3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我国-7-能源系统的惯性较大，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使得转型路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这要求我们对技术发展规律和发展潜力做出研判，掌握政策发挥作用的机理，营造技术产生、发展以及商业化的市场环境，厘清收益共享与成本分担机制，实现能源供需的协同联动。7.电动汽车仍需发展，未来前景光明。彭博新能源财经2021年7月13日发布《2021年电动汽车展望》，报告的内容包含了共享电动汽车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锂和钴回收在缓解电池供应链约束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和往年的报告相比，今年的报告增加了净零排放的情景模拟，主要计算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净零排放时交通运输业需要做出的改进。《2021年电动汽车展望》中的亮点有以下几点：其一，部分载具可以更快的实现近零排放。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两轮车、三轮车和公交车都已经实现了电动化，甚至可能在2050年之前就可以全部实现电动化。但是卡车以及其他重型车辆实现电动化的比例较小，需要决策者指定相应的政策大幅加速其电动化进程。另一方面，小客车和轻型商用车也在积极的向电动化道路上转型，但是由于这些车辆的基数较大，整个小客车和轻型商用车群体转型需要时间，电动化进程也需要大幅加速。到2030年，全球至少60%的乘用车销量是电动汽车。在未来10年之内，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要沿袭挪威电动汽车市场发展的轨迹，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供应的各个方面进行急速扩张。其二，电动汽车增加了全球电力需求，但影响有限。根据报告的预测，到2050年即便所有的汽车都已经实现了电动化，全球的电力需求只会增加25%左右，但是电网系统依然要为此做出调整。为了避免电网容量出现问题，需要结合智能充电、网络加固和输电规划等措施。其三，未来尚需大量的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在实现净零排放的情景下，从现在到2040年，全球充电基础设施需要约9390亿美元的累计投资。另一方面，从现在到2040年，电动汽车的总销量金额预计可以达到24万亿美元。因此，目前所需要的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会成为电动汽车市场发展的阻碍。从现在到2040年，随着电动汽车的电力需求增长，电网的容量也需要进行扩张，城市地区和高速公路沿线对高功率充电设施的需求也会增加。充电基础设施的密度增加有利于减小电动汽车的电池组，从而在经济和环境方面提供更多的好处。其四，石油需求前景严峻。商用汽车是目前-8-石油需求量仍在增长的汽车类型，其他类型的汽车的石油需求量都在持续下降。即便如此，按照保守估计，全球所有道路运输部门的石油需求也将在6年内达到峰值。二、“碳中和”目标下绿色经济转型8.碳市场仍处于初期，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8月17日，网易研究局发表《专访彭文生:长远看,碳交易市场是重要的碳减排机制》。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在清洁能源技术、设备、制造业环节具有领先的地位，有望在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占有先机。从长远来讲，碳中和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未来10年、20年内，中国可能会成为能源出口国。过去出口的能源是煤炭、石油，未来出口的是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生产设备。针对碳市场和碳交易，彭文生指出，碳交易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首先，要准确地测算不同经济主体的碳排放量，这本身就不容易；其次，碳交易市场涵盖的范围应该如何界定。可能在开始阶段把一些主要的、相对比较清楚的碳排放经济主体或厂商包括进来，但是这毕竟不是全部，甚至可能不占碳排放的大部分，从长远来看，怎样把更多的碳排放经济主体纳入进碳交易体系，这也是一个挑战；第三，碳排放的定价机制。目前来看，开始阶段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免费的配额，随着时间推进，对市场运行机制更加了解之后，可能会走向竞拍的模式。这些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碳市场的运行仍然处于初期，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限制其发挥作用。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主席罗纳德·科恩爵士表示，从全球来看，碳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起飞过，尤其是在碳补偿方面，很多机会都没有真正得以利用。在碳中和转型过程中，公司会受到来自股东和工会的压力，促使公司减少碳排放，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在过渡期间，公司需要碳补偿来提升业绩，所以他认为碳补偿的市场规模会进一步增加。另外，碳价要体现污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以碳价制定需要更加合理。9.未来40年碳中和为中国每年GDP增长率贡献超过2%。普华永道2021年发布报告《2060碳中和将为中国贡献几何》认为，实现碳中和在未来的40年将-9-为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超过2%。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领导的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今后30年为了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增加138亿的绿色投资，约是每年GDP的2.5%。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俊表示，根据模型测算，中国需要投资500多万亿投资实现碳中和。另外，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通过对直接和间接投资的估算显示，2060年前中国能源系统累计投资高达122万亿元，同时带动整体投资规模410万亿元，保守估计对未来40年每年GDP增长率贡献超过20%。10.欧盟建立碳边界调整机制，限制碳减过程的排搭便车行为。2021年7月14日，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贸发会议）的报告“AEuropeanUnion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Implicationsfordevelopingcountries”指出，欧盟宣布建立的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可能会改变贸易模式，有利于资源效率高、工业生产碳排放较低的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对缓解气候变化作用不大。政策的引入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将减少部分由欧盟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的基于不同气候变化差异方案所产生的碳泄漏，减少碳减排搭便车行为。可能产生的问题包括，第一，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将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生类似的福利差距，发达国家会比发展中国家处境更好。报告显示，如果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以嵌入式二氧化碳排放每吨44美元的价格实施，发展中国家作为限制目标的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将减少1.4%，如果以二氧化碳排放每吨88美元的价格实施，出口将减少2.4%。第二，尽管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在减少碳泄漏方面非常有效，但其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价值则十分有限，因为该机制只能减少全球0.1%的二氧化碳排放。11.双碳目标将带来百万亿量级的绿色投资需求。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博士近期发表《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目标：国际国内实践及建议》，文章刊发于《保险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6辑。文章指出，中国提出的有关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使双碳工作成为重点经济任务，绿色金融将发挥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政策导向。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必将进行重大调整，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绿色金融资金缺口。其中，绿色债券的前景相对较为广阔，鉴于-10-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着重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预计未来政策将会加码，推动绿色债券发行。对于保险行业在双碳背景下参与绿色金融，应当具体针对到几个关键层面。其中包括，保险公司应当在资产端构建ESG评价体系，选取对目标有显著影响的指标构建ESG评价标准；推动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建立健全ESG投资管理制度，完善ESG投资组织管理框架，增设专门的ESG责任投资委员会；保险公司需大力推广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相关方面的保险资管产品；加大对创新绿色保险产品的支持力度，未来绿色产业相关设施如新能源充电桩、新能源电池、风电站等以及绿色建筑规模将会急剧增加，对保险的需求也将不断加大；利用政策支持，相关企业积极发行绿色债券或碳中和债券；逐步制定保险行业“棕色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倡导保险公司制订公司自身运营的碳中和行动方案；大力支持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合作。12.数字经济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耿海清2021年7月6日于《中国环境报》发表《数字经济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智慧化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笔者认为应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协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一是政府应完善平台建设。首先，文章建议加快数字城市建设，通过将连接设备、网络、云端、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移动应用程序植入到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中，提高城市的感知力和智慧化运营水平，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次，文章建议推进生态资产数字化，赋予每一生态产品以数字身份，便于对其进行跟踪和管理，建立相关生态产品信息平台，对其面积、数量、质量、权属等进行跟踪监测，实现生态价值实施核算，动态更新。对于能够进入市场交易的生态产品，如生态农产品、森林碳汇等，建立和完善交易平台，方便供需对接，提高交易效率。最后，文章建议完善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未来涉及碳排放的企业都需要对自己的碳排放数据进行管理，建立以企业为单位的碳排放信息系统。二是企业从自身出发积极参与。首先，文章建议数字企业应尽力减少自身的碳排放并率先实现自身的碳中和。其次，数字企业应参与森林碳汇建设。通过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碳汇，是企业履行社-11-会责任、削减温室气体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利于树立企业的正面形象，也具有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后，数字企业可为碳减排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目前碳捕集、碳封存等技术还不成熟，急需加大研究力度。数字产业利润水平总体较高，可通过项目资助、设立基金等方式支持相关技术研究。三是政府企业协同发力。文章建议下阶段政府和企业还应协同发力，开展大数据中心和5G基站节能技术研究，开展能源互联网相关技术研究以及开展智慧办公系统开发研究。13.GDP增长与碳排放增加脱钩是中国实现“碳中和”关键要素。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专家NicholasWagner、PaulDurrant和DolfGielen于2021年5月20日于世界经济论坛发表“Here'showChinacanachieveeconomicgrowthwithoutincreasingemissions”一文。该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的排放量大约是美国的两倍，因此中国的减排对控制全球升温1.5℃的目标至关重要，而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长实现脱钩是目前中国实现碳中和战略的首要工作。根据IEA最新统计数据，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下降近4%，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5.8%，这是自二战以来的最大年度百分比下降。从绝对值来看，相当于减少了近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欧盟一年的总体排放量。中国在2020年初由于经济活动减少，2月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但随着经济复苏，到了4月份，中国月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已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最新的年度数据表明，中国2020年的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9年水平高0.8%。中国目前的煤炭消费和可再生能源呈现双增长。预计到2020年底，中国将新增超过38GW的燃煤装机容量（考虑退役净增加30GW）。在世界其他地区，2020年煤电产能下降了约17GW。中国的增长量是世界其他地区下降量的两倍。另一方面，2020年中国增加了72GW的风能和49GW的太阳能，这一数字也是美国的3-5倍。目前中国新增装机容量的72.8%为可再生能源装机，累计装机容量达934GW。202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138GW，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GDP增长与排放增长脱钩将是中国碳中和的重要战略内容。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十四五”结束时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实现经济规模和人均GDP翻一番。因此中国必须利用已有优势和进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以及生物燃料、氢和合成燃料等。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需要政策、-12-监管和市场协同配合，以实现更智能、更互联的能源分配和运输系统。中国的决策者需要利用即将出台的能源和气候计划，为排放量迅速达到峰值和排放量迅速下降制定明确的途径。总之，中国2060年碳中和转型的具体细节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并将随着经济需要、国际环境和技术创新的变化而发展。但是现在就需要开始处理这个细节，这对于2030年碳达峰承诺的实现至关重要，同时将能源转型融入更广泛的经济改革背景中。14.有必要从消费侧探索“碳达峰”“碳中和”责任分担机制和碳排放权配置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案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不仅是生产者的责任，也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要从生产方式绿色化、生活方式绿色化两个方向着力；不仅要从生产领域探索形成制度机制和行动方案，也应从强化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探索倒逼“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仅靠倡导是难以实现的，要探索对广大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倾向有引导和督促作用的制度机制和利益机制。同理，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仅靠强制性环境规制，不是有效率的方式，而通过消费者绿色消费偏好的转型则是“倒逼”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的有效方式，因为企业如果不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就将失去市场需求、损失利润。提案建议，第一是从最终消费需求的角度，确立相应的碳减排目标，特别是确立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碳减排目标。主动地探索并构建起消费者的碳排放配额机制（可简称为“消费碳票”）。第二，有关部门应在相关省市试点探索从消费侧探索“碳达峰”“碳中和”责任分担和碳排放权配置等机制。建议针对住房、汽车这两类大宗消费品着手进行试点探索。第三，有关部门在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时，也应同步考虑“消费碳票”交易市场的建设。可先行针对住房、汽车的“消费碳票”，进行市场交易试点。15.经济转型有利于中国更早实现碳达峰目标。YuqiSu等2021年3月20日发表在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期刊的文章“RoleofeconomicstructuralchangeinthepeakingofChina'sCO2emissions:Aninput–outputoptimizationmodel”认为，中国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走更加集约和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从而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目标。研究发现，一-13-是在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将达到峰值（124.1亿吨）。从行业来看，第二产业的碳达峰时间在2021年，采矿业、食品饮料业和烟草业将成为第二产业碳排放的主要部门；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碳达峰时间在2030年，其中，基础金属、金属制品和化工行业占能源密集型产业碳排放增加值的一半；第三产业大部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呈现增加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和房地产部门。二是工业产出构成向能源强度较低的服务部门转移，对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从2010年到2035年，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3亿吨。其中，经济活动效应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而经济结构调整效应可以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是降低碳密集型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此外，电力、燃气和供水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值减少，对中国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的整体下降做出巨大贡献。经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将确保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并且显著降低中国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文章建议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将有利于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经济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边际递增趋势。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结构性效应强化了抑制性影响，帮助中国更早的实现碳达峰目标。16.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发表在光明日报2021年5月11日11版的《“碳中和”给经济学提出哪些新问题》中指出，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类研究分析，这也成为当前经济学、金融学最有挑战的问题之一。首先，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明确碳中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权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解决技术路线选择问题以及减少污染物和减排的优先顺序问题，等等；此外，还需要构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指标——最终均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因为不同的技术路径对应着不同的投融资总额、投融资结构、产业和区域影响。其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涉及目标和任务分解，也关乎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即使构建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和日程表，也需要根据大量微观指标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研究采用何种工具能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研究如何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研究如何建立碳价格-14-形成机制、如何构建相应的财税制度，等等。再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业和个人纳入碳中和的过程。比如，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种机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以促进碳减排。最后，实现碳中和既需要有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场，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二者关系的研究。相比于产权清晰的商品市场，在碳排放领域研究这一问题将更为复杂。刘俏院长认为，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这一系列变革，为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三、“碳中和”政策落地，各国家及地区规划不断推进17.发改委等两部委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8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市场化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可通过自建、合建、购买调峰和储能能力来增加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提出确认、管理、运行等有关规定。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充分认识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引导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三是，自建合建调峰和储能能力的确认与管理；四是，购买调峰与储能能力的确认与管理；五是，自建或购买调峰与储能能力的数量标准与动态调整；六是，调峰和储能交易机制的运行与监管。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是当前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之一，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和购买调峰能力，提供了增加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的重要途径。通知提出，鼓励发电企业自建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在电网企业承担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保障性并网责任以外，仍有投资建设意愿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鼓励在自愿的前提下自建储能或调峰资源增加并网规模。对按规定比例要求配建储能或调峰能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电网企业按程序认定后，可安排相应装机并网。此外，为鼓励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调峰资源建设，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率15%的挂钩比例（时长4小时以上）配建调峰能力，按照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优先并网。配建比例2022年后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每年公布一次。-15-18.全国首份社会活动碳中和研究报告发布。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在2021年8月25日联合发布《四川省社会活动碳中和研究报告(2021)》，报告中显示，截至2021年7月底，全省累计实施社会活动碳中和98场（次），参与人数超过8621人次，抵消温室气体排放4828.9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依托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点点”碳中和公益服务平台线上实施96场次，成为碳中和的主流方式。据了解，该报告是全国首份社会活动碳中和研究报告。当前四川省的碳中和活动正在有序推进。通过出台碳中和推广方案等措施基本完成政策标准体系的构建。在探索建立碳中和机制的过程中，基本建成集碳排放核算、碳中和申请、碳中和方式选择、碳排放抵消等碳中和全流程的碳中和公益服务平台。广泛开展碳中和活动，不断拓展碳中和场景。目前已拥有碳中和会议、展览、大数据中心、园区、景区、音乐会、婚礼等场景，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国家绿色数据中心，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成为国内首个碳中和景区。此外，国家碳信用为主、地方碳信用为辅的碳抵消产品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报告指出当前存在问题仍较显著。首先，社会广泛参与动力不足，民众气候变化认知薄弱，参与减排行动的主动性不强，社会活动碳中和激励机制乏力。其次，“轻减排、重抵消”问题突出，一些活动过度强调“碳中和”标签，而对活动各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缺乏通盘考虑和针对性措施。第三，碳中和市场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碳中和宣传推广机制相对单一，能源等重点排放行业企业参与度较低，碳排放抵消规模相对较小。同时，报告提出了五条可持续发展建议。一是营造碳中和良好社会氛围，明确社会活动碳中和的定位，强化区域联动，加强正向引导和激励，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二是建立健全碳中和标准体系，推动制定社会活动实施碳中和标准，提升社会活动碳中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三是积极推动碳中和项目示范，打造规范化、智能化、绿色化标杆。四是提升碳中和市场服务能力，做大做强碳中和公益服务平台，培育壮大碳盘查、碳认证、碳资产管理等服务机构。五是加大推广碳中和场景业态，优先推动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常态化实施碳中和。19.以碳中和引领高效绿色低碳复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8月27日在中国自然资源报发文《以碳中和引领高效绿色低碳复苏》，讨-16-论了疫情时代碳中和与绿色低碳复苏的关系。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与环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疫情后的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正在成为共识。当前，我国在推进经济绿色复苏、企业绿色转型上仍然存在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困难。其中，既有绿色转型成本过高导致地方绿色转型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相关产业存在资源依赖导致绿色复苏出现转型瓶颈的问题。在对煤炭等传统能源依赖度短期内很难大幅度降低的同时，清洁能源的技术改造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此外，重污染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处罚力度较弱等问题，也势必影响绿色复苏的进程。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行业等多个层面采取有力措施，以碳中和引领高效绿色低碳复苏。在国家层面，要重视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绿色复苏。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法规、能源法规等，形成高位统筹与依法推进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的态势，尤其要重视依法推进绿色复苏。在行业层面，要推动绿色改革，打造系统化的绿色产业体系。能源行业的绿色改革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实现绿色复苏与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切入点。需对光伏和风电提供绿色专项资金补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长期重污染的火电企业向清洁发电转型，将绿色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之中。而钢铁业等高碳排放的行业，在去产能目标整体有限的前提下，还需要向技术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转型。此外，对于地方的重污染行业，应综合考虑战略需要和当地资源禀赋均衡发展。在企业层面，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加速中小微企业绿色转型。为此，需要在保障层面大力发挥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持作用，尽早将绿色债券标准与国际接轨，统一绿色产业认定标准，规范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和方向，使绿色复苏走上科学道路。在国际合作层面，可以利用成熟的绿色能源技术、环境治理技术和数字科技，与相关国家开展长期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这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外循环，也可以加强与有关国家的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优势地位。20.青岛争创全国碳中和先行示范区。8月27日，王帆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净零碳城市青岛：争创全国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底气何在？》认为，获批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的契机，让低碳发展理念在青岛进一步得到强-17-化，青岛在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发展等领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以绿色城市、零碳社区、绿色金融为支点，青岛争创全国碳中和先行示范区的愿望不难变为现实。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了青岛有可能成为全国碳中和先行示范区的原因：其一，从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上来看：“十三五”前四年，青岛碳排放强度下降27%，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减排任务。以低碳发展模范城市北京作为参照，青岛的万元GDP碳排放强度属于较低水平，其单位GDP用电量在重点城市中属于较低水平，且远低于同经济体量地区的单位GDP用电量。近年来，青岛能源消费总量逐年下降，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转移。今年，青岛确定了能源结构转型规划发展思路，将在三年时间实现市内“煤改气”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其二，从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来看：去年年底，青岛获批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截至今年7月，青岛新建民用建筑已实现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自2008年以来，青岛就先后被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及能耗监测平台示范城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示范城市、中欧低碳生态城市合作项目专项试点城市等，因此，青岛在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上具备很大优势。其三，从零碳社区和绿色金融来看：2020年，青岛率先启动了“零碳社区”项目——青岛奥帆中心，项目将充分利用海洋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对区域范围内建筑能源系统进行能效提升，可实现每年约8663吨的二氧化碳减排，此外，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域也将建成清洁能源综合示范项目。在绿色金融方面，青岛将推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项目实践，探索建立支持绿色城市建设的绿色担保基金、发展基金，并构建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的联动机制等，探索绿色金融支撑体系建设，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应用。21.江苏省提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计划。江苏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5月13日发布文件《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计划》的通知，通知作为全国首创省生态环境系统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年度工作计划，就江苏省在“双碳”目标下力争率先、提前实现碳达峰相关工作提出整体要求。通知从5个方面22项任务对江苏省碳达峰工作提出要求，具体聚焦于加强顶层设计、重点-18-领域碳达峰、碳减排监测体系、碳达峰政策法规技术研究以及相关工作保障。顶层设计方面要求，江苏省通过将碳排放强度目标任务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来确保2021年全省碳排放强度下降4.2%，并推动构建“1+1+6+9+13+3”碳达峰行动体系，尽快完成专项规划和重点行业碳达峰计划方案编制；重点领域碳达峰方面要求，强化规划环评引领作用，开展碳排放与环评管理的统筹融合试点；加大煤炭消费体量和质量管理，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因地制宜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并推动重点园区可再生能源的开放和利用，协同推进减碳与大气污染防治；在公共建筑和公共交通领域开展“绿屋顶”“绿车轮”研究，在重点行业企业启动低碳化改造试点并推进低碳城市、低碳园区、节能降碳公共机构等示范创建，在政府相关责任部门的督导和引领下建立起一批具有示范和引导意义的先导企业、城市和机构。碳减排检测体系方面要求，制订《江苏省温室气体排放检测技术指南》，调研苏州、南京两地CO2和CH4浓度水平及变化规律形成分析报告，完善碳监测能力，同时协同开展温室气体相关调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统计报告制度。碳达峰政策法规技术研究方面要求，协同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和相关政策研究，组织电力企业加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同时开展CCUS等项目试点，稳定全省森林、湿地、耕地和海洋的固碳作用，从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利用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工作保障方面要求，配合相关督查体系、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专题培训、专题宣传等，共同推动江苏省碳达峰目标实现。22.上海市发布2021年碳中和顶层设计。2021年6月18日，上海市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上海市2021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安排》，文件指出要加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建立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推进机制，编制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意见、上海市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能源电力、工业、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建筑等重点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之年，本市要继续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加大力度、积极作为，统筹推进节能减排降碳和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处理-19-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期长期关系，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2021年，本市要按照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要求，对照“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着力促进产业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推进各领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着力推进污染源综合治理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着力加强制度保障等基础工作，为构建新时期节能减排工作格局打下坚实基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工作目标包括，2021年单位生产总值（GDP）综合能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比上年下降1.5%左右；全市能源消费增量控制在450万吨标准煤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控制在900万吨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00万吨以内；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下降2%、1%、3%和2%；细颗粒物（PM2.5）浓度巩固改善，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与上年持平并力争有所提升。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支持与推进。鼓励宝武集团深入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推进崇明岛开展碳达峰碳中和试点示范，形成“一岛一企”特色。研究完善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体系和保障措施。在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设立碳达峰碳中和科技专项。23.日本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道阻且长。麦肯锡咨询公司于8月4日发表报告“HowJapancouldreachcarbonneutralityby2050”探讨了日本分阶段实现碳中和“社会成本最优”的路径。日本政府2020年10月宣布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之后提出力争实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3年减少46%的目标。到2030年的成本最优路径。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减排46%的目标，日本需要减少大约5亿吨CO2当量。由于所需的技术已经成熟，因此在未来十年内可以节省成本34美元/吨CO2当量。到2030年，建筑部门将是脱碳速度最快的部门（排放量减少55%）；电力部门将是脱碳速度第二快的部门（排放量减少42%）；工业仍然是一个难以脱碳的部门（排放量减少40%）；交通运输部门的排放量下降幅度最小（排放量减少32%）。从2030年到2050年的成本最优路径。在实施大多数更容易、更实惠的脱碳解决方案后，日本将不得不求助于更昂贵的技术来减少其剩余的排放量。到2050年所有行业的平均减排成本将上升到36美元/吨CO2当量，相较于2023年节省34美元/吨CO2当量成本有了大幅增-20-加。在转型期间，一次能源投入和能源消费将下降，石油和煤炭消费将消失，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氢和氨将成为主要能源供应，天然气仍将是能源组合的一部分，以补充无法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满足的需求。要实现净零排放，日本政府需做出必要的改变。电力部门到2050年太阳能和风能的容量需要增加三倍，达到275吉瓦。到2030年燃煤发电将被关闭；工业部门需要依靠氢气来减少21%的排放量，并需要依靠CCUS来减少18%的排放量；交通部门到2030年在日本销售的90%的新车、卡车和公共汽车都需要是纯电动汽车；建筑部门总能源使用的10%必须是氢气。为实现目标，到2050年日本每年需要2200万吨氢气，远高于现在的不到200万吨。电力部门将消耗31%的氢气用于发电。到2050年CCUS技术需要捕获1.73亿吨CO2。日本各界必须立即采取以下行动：1)部署四个脱碳杠杆。日本需要加快纯电动汽车的部署，提高建筑物的能效，改变发电结构以及强化输电网络。2)做出战略选择。总体减排成本的下降将要求政策制定者决定构成电力组合的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的百分比以及如何启用该容量。3)扩展长期技术。政府和企业必须立即开始开发CCUS和氢气的基础设施。4)保持行业竞争力。日本需要重新将经济重点放在能源需求较低的行业和流程上。24.城市是未来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国际能源署2021年7月发布于其网站的报告《赋予城市“零碳”未来：解锁弹性、智能、可持续的城市能源系统》认为，城市的气候行动对于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至关重要，投资于城市可以得到最大的碳减排投资回报，推动包容性的清洁能源转型。一方面，城市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球的70%，随着社会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恢复过来，碳排放量正在迅速反弹，2021年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的增长预计将是历史上的第二大增长。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引擎，城市的GDP在全球占比达80%，是加速达成全球气候目标的重要推力。城市脱碳因此成为全球的一项重要议程。数字化正在推动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智慧城市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和数字技术来实时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更有效地管理城市的运营和服务，是在满足服务需求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电网稳定性、提高所有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在推动实现净零排放中处于重要地位，加强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有助于实现共同目标，同时推进公平能源过渡方面的进展。报告建议：第一，制-21-定以人为本的包容性政策和方案，确保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碳排放公正公平地向净零值过渡。第二，加强数字化和能源领域人才储备。第三，基于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和实现净零排放的业务模式只能通过公开透明的数据访问来实现，因此要在平衡好隐私保护与创新的前提下确保数据访问的实时性、稳健性与透明性。第四，确保金融的适用性，加强金融创新。第五，促进国际标准和基准的制定和采纳，使技术和解决方案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应用成为可能。第六，创造分享和学习的机会，建立跨越城市和国家的新兴知识共享网络。25.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贡献碳中和目标和绿色复苏计划。光明网8月28日刊发《绿色低碳发展，不妨试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认为，在疫后“绿色复苏”的形势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助力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并带来诸多协同效益。由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新生概念，中国尚未形成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切入点的政策和行动体系。对此，作者提出了推动解决方案贡献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建议。新冠肺炎大流行重创了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如何在疫后经济复苏中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自然资本转化为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对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实现深度减排愿景不可或缺的手段，还是实现全经济领域、所有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路径，将会带来多重协同效益，助力疫后经济复苏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虽然中国在国土空间规划、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等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但尚未形成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切入点的政策和行动体系。具体表现为：相关政策行动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而不同部门间缺乏沟通协调机制，难以形成自上而下、高效统筹的管理机制；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仍以财政投入为主，未形成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科学研究仍显不足，对各类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科学认知仍不清晰，缺乏对成本效益的科学评估，难以为决策者和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等。为了推动解决方案更好地贡献绿色低碳发展，作者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加强对各生态系统减排潜力及成本的研究，评估并筛选出各领域优先发展的路径。其次，要建立自上而下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管理机制，加强部门之间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的协同工作机制。最后，制定多目标多领域-22-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协同治理政策，并借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广生态文明理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26.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要以城市为主体。2021年5月18日，在成都举行的2021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上，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以城市为主体，而建筑行业是决定一个城市碳中和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因素。”1.以城市为主体实现双碳目标更具优势。仇保兴认为，以城市为主体来（30·60）战略具有五大优势。一是，城市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角（占75%）。二是，我国城市行政区包括山水林湖田乡村和城镇，有利于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可再生能源和碳汇基地。三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间的GDP竞争可转向GDP增长与减碳双轨竞争。四是，以城市为减碳主体可使“从下而上”“生成”碳中和体系，与“从上而下”“构成”行业碳中和体系进行互补协同。五是，以城市为主体的（30·60）战略能演化成最优碳中和路径。“解铃还须系铃人”，城市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城市自身来解决，需要通过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经验导向这三方面的综合演化出最佳碳中和线路图和施工图。绿色建筑是城市碳中和的关键。计算建筑碳排放，判断一个建筑是否为高耗能，或低碳建筑，不能只考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而是应该从全生命周期来衡量碳的排放。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约占全社会排放量的一半。仇保兴认为，建筑行业是决定一个城市的碳中和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绿色建筑能为城市碳中和提供基础性贡献。绿色建筑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能够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体现节能、节水和节材。他认为，可以构建社区级能源微电网，将风能、太阳能光伏与建筑一体化，同时利用电梯的下降势能和城市生物质发电，利用社区的分布式能源微电网以及电动车储能组成微能源系统，发挥综合减排作用。此外，仇保兴介绍到，全球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如果把这些矿山资源以非常方便的可拆卸性或者防锈性跟工程和建筑结合，循环利用可帮助实现钢铁减碳。27.评估碳减排压力有助于政策精准实施。ShuleiCheng等于2021年7月16发表在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的论文“Towardlow-carbondevelopment:Assessingemissions-reductionpressureamongChinesecities”认为评-23-估碳减排压力对于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优化碳减排指标，综合碳排放规模、碳排放区域差异和政府行为偏好三个因素，分别从国家、省级和城市三个层面量化了中国的减排压力。国家层面：中国碳排放总量增加，但碳排放强度降低。碳排放总量从62.3亿吨增加到102.1亿吨，年均增长5.06%，碳强度从3.22吨每万元下降到1.82吨每万元，年均下降5.87%。省级层面：各省碳减排压力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宁夏外，各省碳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海南降幅最大，下降62.59%；山西降幅最小，仅14.58%。41.38%的省份碳减排压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碳减排压力最大，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04.37%；海南碳减排压力最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3.90%。城市层面：碳减排压力不仅存在于省际城市之间，更存在于省内城市之间。49.65%的城市碳减排压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防城港碳减排压力最大，新疆乌鲁木齐碳减排压力最小。52.35%的城市碳减排压力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一比例在甘肃最高，达到66.67%；在福建最低，只有33.33%。政策建议：首先，中央政府应督促碳减排压力较大的地区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步伐。地方政府应加强对高排放企业的监管，推动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同时，鼓励人们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其次，建立健全碳减排压力动态监测机制。政府应合理设置国家碳减排压力基准，当地方碳减排压力高于基准时，预警系统自动启动并向上级政府反馈信息。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地方政府逐步优化低碳发展规划。最后，加强各级政府的合作交流。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合作减排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管理的处罚机制，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交流。28.浙江积极探索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浙江日报8月31日发表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难不难？浙江要走这三条特色路径》指出低碳是打开未来社会的“密码”之一，关乎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形态。就在8月初，浙江正式公布第一批11家低碳试点县创建单位，要求按低碳能源发展、产业低碳转型、碳汇能力提升、综合类等4个类别，因地制宜开展探索，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在县域层面率先突破。当前，实现碳达峰的重难点是能源和产业结构转型。第一，转换结构，让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据主导（一张低碳能源发展地图）。国际公认，-24-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80%以上来自化石能源使用。2020年，浙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及制品、天然气比重分别为39.4%、22.9%、7.0%，仍占主导地位。布局低碳能源，对全省降碳减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存量企业碳排放做“减法”，低碳绿色企业引进做“加法”（一条产业低碳转型路线）。翻阅新近发布的《浙江省“十三五”低碳发展报告》，可以发现，当前传统产业仍是浙江经济产出主要成分，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三新经济”、数字经济和高端服务业占比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推进传统产业从源头到末端绿色化、低碳化，是碳达峰碳中和变革中的重要一环。第三，增加“碳库”容量，激活“交易”潜能（一次碳汇能力提升变革）。未来，试点县的森林抚育将更现“精准”气质：树种选择方面，柳杉等碳储能力强的大径材树木将得到更多青睐；种植范围方面，将聚焦各类绿地开展乡土树种造林等生态修复工作，突出重点区域水源涵养林建设。29.电解铝阶梯电价新政出台，释放清晰价格信号，引导“两高”行业低碳发展。2021年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这一《通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白泉指出：《通知》兼顾节能环保和低碳要求，有利于激发企业低碳发展内生动力。对电解铝企业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提出了三项新要求：第一，调整了分档指标，将过去的电解铝铝液电解交流电耗调整为铝液综合交流电耗。铝液综合电耗是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惯用指标，易于统计、易于核查；第二，根据我国电解铝企业能源效率的当前情况，将每吨13650千瓦时设置为分档标准，推动能效水平处于后四分之一的落后企业加快提升能效，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第三，文件前瞻性地提出了2023年和2025年分档标准提升指标，引导企业合理安排节能改造措施，更好地把握行业科技进步脉搏和未来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更稳定的市场预期。《通知》也在鼓励企业采取环保和可再生能源措施方面采用了三项新政策：第一，对企业采取环保措施后的能耗增加给出“在电价征收标准中去除脱硫电耗”的修正方法；第二，优化阶梯电价加价方式，将阶梯加价修改为累进加价，企业每降低20度电就可享受节能收益；第三，增加了非水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优惠政策。《通知》的发布是我国深化电价改革、完善绿色电价机制、加快以经济手段推动节能减碳的重要信号，将为推动我国电解铝行业持续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助-25-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30.全球电力转型远远偏离轨道，当煤电需要迅速下降时，实际却在反弹。英国独立气候智库Ember2021年8月发布《全球电力行业2021年上半年回顾》，报告指出全球电力需求的增长超过了清洁电力的增长，这导致了煤电的增长，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在2020年初，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处于疫情封锁状态时，电力需求比2019年水平低3%，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7%。到2020年下半年，随着电力需求的反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到今年上半年，电力需求水平大幅上升，这推动了煤炭发电量的增加，从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上升。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2021年上半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电力需求均高出5%。最新数据显示，这一趋势仍在上升：电力部门2021年6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9年6月高出7%，主要是因为电力需求继续上升。第二，与疫情大流行前水平相比，2021年上半年全球电力需求增加了5%，主要由风能和太阳能（57%）满足，但排放密集型煤电（43%）的增加也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天然气贡献几乎没有变化，而水电和核能比例略有下降。第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电力部门实现了真正的“绿色复苏”。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电力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大流行前水平，但这只是在需求增长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风能和太阳能部分取代了煤炭。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的国家出现了更高的排放，原因是煤炭发电量增速超过了风能和太阳能。这些“灰色复苏”国家大多在亚洲，包括：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和越南。国际能源署净零路径显示，到2030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50%，与此同时，与2019年相比，电力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下降57%。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当煤电需要迅速下降时，煤电其实正在反弹。31.构建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卢纯8月30日于《人名论坛·学术前沿》发表《开启我国能源体系重大变革和清洁可再生能源创新发展新时代——深刻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大历史意义》认为，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一系统的关键-26-就是加快推动用清洁电能替代煤炭、石油等一次化石能源，构建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供应系统。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体系，同时又是以煤炭为社会主体能源的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这决定了我国能源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之路将充满挑战。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加快重构我国社会主体能源体系，倒逼我国加快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重塑未来四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范式。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将推动中国能源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范式的全面转型升级。文章建议开展五条清洁可再生能源走廊建设。一是长江中上游水电清洁可再生能源走廊，加快建设以三峡工程为核心骨干的长江中上游水电基荷电源，贯穿西南和华中、华东。二是三北“风光”清洁可再生能源走廊，加快特高压送出通道、储能系统等配套设施建设，集中连片开发利用我国陆上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贯通西北、华北和东北。三和四分别为海上风电清洁可再生能源走廊和东部沿海核电清洁能源走廊，利用技术进步，规模化开发我国海上风能资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沿海核电，为我国能源体系提供零碳、稳定、高效、安全的基荷电源，共同连接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五是“一带一路”清洁可再生能源走廊，与具备互联互通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连通东亚、南亚、中亚、非洲和欧洲，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共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这五条能源走廊横贯东西、贯穿南北、连接中外、辐射全球，各种清洁能源协同互补，可以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稳固的低碳能源基础。32.电力增长零碳化（2020-2030）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2021年1月，落基山研究所与能源转型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电力增长零碳化（2020-2030）：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报告分析了“零碳投资情景”下中国发展零碳电力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实现零碳电力发展的相关政策与规划建议。该报告认为，中国从现在开始不再建设新的燃煤电厂，并通过零碳电源满足未来新增电力需求，这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这一战略将推动中国按计划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反之，如果仍然投资煤电，新增煤电资产将很有可能在未来被迫在使用寿命结束前关闭，造成投资浪费，带来重大资产搁浅风险，增加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难度。因此，确保十四五规划等政策与碳中和长期-27-目标相一致至关重要，其关键在于：第一，提出明确的量化目标，允许更加多样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形式，为可再生电力开发主体提供长期确定性，推动成本持续下降。第二，通过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建设、提高技术规范要求以及加大数据公开透明力度，高效地挖掘系统灵活性，实现瞬时、日内和季节性供需平衡。33.电力行业减排应优先选择碳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8月1日于财经智库发表《“双碳”目标下的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建设》认为正确理解碳电力市场建设和碳市场建设的关系，对于实现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碳市场在控制电力行业排放中具有相对优势，碳市场与电力市场之间的价格传导、市场均衡关系，以及碳成本传导可能对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研究者指出，首先尽管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政策机制的选择争论，但从碳市场与其他碳规制政策，主要是碳税的比较而言，碳市场更契合中国碳减排的结构性特征，即电力行业减排任务艰巨。但同时实现电力和社会减排目标，碳市场并非唯一政策机制。电力行业减排适宜通过碳市场机制，主要基于减排效率的考虑。碳税和其他非价格碳规制政策可解决碳市场造成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兼顾低碳转型的公平性，同时还可覆盖碳市场无法覆盖的排放领域，从而协调推动电力行业和全社会的协同减排。其次，碳市场与电力市场之间具有重要联系。碳市场会带来碳成本向电价的传导压力，不过这是碳市场充分发挥以市场化机制引导碳减排的前提条件。碳成本传导会带来收入分配效应从而产生“暴利”问题，但对暴利的分析和处理仍需慎重，因为这可能关系到转型过程中搁浅成本的回收。同时，研究者也认为在碳市场建立后，不必过度担忧碳价引发的通货膨胀。碳市场建设和运行是一项长期工程，通货膨胀则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碳成本传导助长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依托碳市场引导的低碳资产积累也有利于投资主体对冲潜在的通胀风险，特别是非预期的通胀风险。最后，研究者指出电力行业作为碳排放最高同时市场化建设滞后的行业，使碳市场兼顾紧迫性与挑战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对碳市场运行前景有合理把握，避免形成短期高碳价的不合理预期，同时将碳市场设计完善与“十四五”时期的碳价趋势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快推进电力市场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电力体制改革。-28-五、缓解气候变化，实现协同减排34.中国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经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陈帅副教授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龚斌磊研究员在2021年发表在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期刊上的文章“Responseandadaptationofagriculturetoclimatechange:EvidencefromChina”探讨了气候变化通过多种渠道对农业生产机制的影响和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长期适应机制。该文章首先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情况提出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机制影响的相关假设，再对各项短期和长期影响机制的假设进行实证验证，并基于此预测未来中国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情况。结果表明：第一，在短期内极端炎热的天气对农业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对农业产量负面影响更大，对农业生产率和产量影响的差异是由于极端炎热的天气对劳动力和肥料使用的负面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和三种农业投入（劳动力、肥料和机械）对气候变化均有显著的适应性，因此农业产量对气候变化有更大的适应性。此外，中国农民因极端炎热天气而减少的劳动力和肥料，在长期中会使用更多的机器来代替劳动力的短缺。第三，文章预测未来中国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途径有两种，包括农业生产率的适应和农业劳动力、肥料和机械等的适应。因此，文章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更多的政策来引导技术变革，提高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机械购买补贴和农业保险政策等政策手段对于促进农业投资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农业对气候变化有一定的适应性，但未来全球变暖仍有可能对中国农业生产率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此外，气候变化的危害将不成比例地在长期内加剧，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将在长期内减弱。这意味着越早采取气候变化的缓解行动，这些政策的效果就越好。35.实现1.5°C温控目标与中国“碳中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唐自华6月3日于知识分子平台发表的《实现1.5°C温控目标，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几何？》认为我国碳中和目标与巴黎协定中1.5°C的温控目标殊途同归——我国减排战略及政策制定具有突出的科学支撑。具体观点如下：第一，中国碳排放绝对值大，减排压力前所未有。美国是历史累积碳排放第一大国，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66亿吨后逐渐降低。2021年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2005年的一半，并于2050年实现-29-碳中和。正是在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首次超越美国，并保持了长期增长势头。2018年发布的《中国实现全球1.5°C目标下的能源排放情景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后每年减少3.8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该报告要求的减排速度前所未有，有必要梳理中国的减排策略和经济后果。第二，实施1.5°C温控举措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评价碳排放及其后果的有力工具之一就是综合评估模型。综合相关评估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与1.5°C温控目标大体一致。全球1.5°C的温控目标要求，2050年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总量降低73%，初级能源消费总量降低39%；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90%，甲烷降低70.6%，一氧化氮52.2%，碳强度降低至少60%；不但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对实现温控目标意义重大，还应推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加快替代碳基燃料。第三，出口有关的碳排放对总量影响约15%。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产品和服务，产品从原材料开采、制造、运输、分销、使用到最终废弃阶段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集合为“碳足迹”。对中国2012年的碳足迹测度表明，出口驱动的碳排放总量为14.66亿吨，占同年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4.6%。第四，减少碳排放是科学支撑下的全球合作。全球协作、共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巴黎协定1.5°C温控目标、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灾难损害的关键。广泛适应行动的开展提高了温室气体减排全球合作的可能性。碳足迹精确测算不但为制定基于消费的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还将推动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移等手段降低自身碳足迹、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减排。36.多边互助贸易下的碳边界调整机制才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彭博新能源财经经济学家MichaelLiebreich于6月25日发表“ClimateAction–It’sTheTrade,Stupid”认为目前逐步走向应对气候变化中心舞台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可能好坏参半。因为虽然需要碳边界调整机制来解决由于各个国家减排步幅不一致而导致的碳泄露问题，但实行过程中却存在着重重问题，故作者为碳边界调整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为11月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准备，碳边界调整机制已经变得愈加引人注目。到开会之际，全球约有54个国家已经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承诺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同样也存在一些国家尚未进行承诺。这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可能以不同速度来向-30-“净零”排放迈进，故某种形式的碳边界调整机制是需要的。推行碳边界调整机制仍然需要进行一些思考：一是碳边界调整机制在实施上存在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诸如计算全球贸易过程中的碳流动等；二是碳边界调整机制对贸易带来的影响会加剧西方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三是这一机制的实施可能会影响贸易挫伤全球经济，而这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执行“净零”排放和研发清洁能源技术的能力，例如，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7年就达到了峰值，此后下降了12.5%，而实际GDP则增长了20%，中国也承诺在2030年碳排放量将达到峰值，这都说明了除非印度和其他77国集团大国在人均财富方面取得与中国相同的发展，否则全球经济在2050年、2060年或任何其他年份都不会达到“净零”。由此，作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整个碳边界调整机制体系必须是多边的，即使不是一致协议也不能在每个进口集团或国家建立不同的制度；第二，碳边界调整机制的引入只能作为调整碳价格差异的一种方式，而不能作为掩盖进口国生产率不足或支持其他政策目标的一种方式；第三，碳边界调整机制并不是简单地阻止高碳进口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它还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吸引投资和引进低碳技术。37.中国、美国和欧盟应组建气候俱乐部。《自然》杂志3月25日发表评论文章《组建气候俱乐部：美国、欧盟和中国》认为，中国、美国和欧盟可以通过组建气候俱乐部的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美国和欧盟共同排放了世界上一半的温室气体，这三个经济体可以联合起来减少国内排放，并对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进而激励所有国家减少排放。在组建气候俱乐部方面，这三个经济体具有以下一致利益。三方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共同的决心。气候俱乐部的组建会给三方带来地缘政治利益。同时，随着减排成本的下降，加入俱乐部的成本也会下降。此外，积极的气候行动也是对公众舆论的有效回应。但是，组建气候俱乐部同样具有一些挑战。例如，碳边界调整措施从未大规模实施。加入一个气候俱乐部可能会破坏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外，气候俱乐部应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例如，其可以将投资投入到有价值但目前成果十分有限的研究和开发领域，比如碳移除技术等。报告建议，如果想要组建或者加入气候变化俱乐部，经济体需要采取四个步骤。首先，经济体必须强化和调整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目标。-31-无论是碳税、排放交易计划还是加强环境监管，每个经济体都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的具体方法。但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设定承诺，以实现碳中和的共同目标。并且，为了避免碳泄露，各经济体的里程碑计划应该保持大致相似。其次，各国必须就比较不同气候工具的方法达成一致。研究人员应该开发出可靠的方法来评估环境法规中提到的碳定价，并将此类措施与碳税进行比较，最终确定碳边界调整的水平。第三，各经济体需要就衡量复杂商品碳含量的标准达成一致。了解任何产品的碳足迹将使征收“碳附加税”成为可能。每个生产阶段的排放都可以被征税，这样最终用户就可以支付产品的全部碳成本。第四，税收和监管体系必须透明，碳边界调整要符合世贸组织制定的规则。主编杨梦琦mqyang97@163.com责任编辑潘婷1729948798@qq.com责任编辑谢嘉雯897663465@qq.com观点摘要仅用于学术交流，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和原发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