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一、Cover封面碳中和的竞赛隆基的财富密码协鑫负债前行通威的“渔光一体”清能闯关重塑待变天合的光能愿景阳光电源快跑阿特斯回归二、BusinessInsider商业观察终结“二选一”教育风暴来袭肿瘤治疗黑幕多？美团的星辰大海三、FirstPerson第一人称智慧芽破土智慧云柚四、Company公司台积电的甜蜜负担特斯拉走下神坛重塑阿斯利康汽车业变革的危与机五、FastCompany快公司容联驾云快跑AR眼镜占位几光照亮角落六、BusinessHistory商业史碳、工业化和温室气体七、Report报告气候经济的五大关键问题低碳赛道的机会一、Cover封面碳中和的竞赛1997年10月，时任埃克森石油CEO的李·雷蒙德（LeeRaymond）飞到北京，在第1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发表演讲。那年，美国政府正在进行《京都议定书》的最后一轮国际谈判，需要各国做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雷蒙德的演讲稿一共有78段，他们用33段的篇幅来论证，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证据是假想，“从古至今，地球温度就一直有着较大幅度而自然的波动，冰河时代就是例子”，签订一个有约束力的条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可不必。他竭力游说中国——一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无视欧美主张，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以避免减缓经济增速，引发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代表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不要去理会西方环保人士杞人忧天的忧虑。发展中国家最为紧迫的问题还是贫穷，而不是全球气候变化。要解决贫穷，需要经济增长，这就必然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中国并没有理会雷蒙德的游说，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超过170个国家陆续批准加入该议定书。2001年，乔治·布什（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刚开始，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李·雷蒙德为首的游说实力，成果说服小布什违背自己的竞选承诺，把二氧化碳从污染物名单中删除。截至2004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3.3%，美国——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却比1990年上升了15.8%。但是，中国承受的减排压力变得越来越大。200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排放第一大国，后又相继成为了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煤炭、水泥、钢铁、铝、铜等高耗能产品的消费量均超过世界一半。中国领导层充分认识自身的责任，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中国在历次气候大会上日益活跃。2012年“十二五”规划起，中国开始推动节能减排努力，包括推行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能源总量限制和碳交易试点。截至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于从2009年上台后，重新返回气候变暖的议题。2012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中美两度发表气候声明，协调立场，并联合欧盟等主要利益相关方达成《巴黎协定》，以一揽子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好景不长，特朗普在2017年出任美国总统后，全面推翻前任政策，包括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他曾公开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就是一个彻底的谎言。”在气候变化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日益成为“领导者”。特别是2020年，最高层正式宣布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开始重新返回《巴黎协定》，并于4月下旬邀请40国领导人针对气候议题举行峰会。拜登承诺，美国到2030年将排放量至少比2005年减少一半，以期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回顾中美走向“碳中和”的历程，基本呈现出一个鲜明反差：中国一路加速前进，越来越坚定；美国则困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包括埃克森美孚这样的石油寡头，始终反反复复。有关碳中和，不只事关子孙后代的环境问题，也是关系未来竞争的产业问题。比如，以减排为纽带，奥巴马政府推动以开发新能源和节能为主题的“绿色新政”，提出绿色大气、绿色农业、绿色汽车、绿色建筑到绿色电力等概念，试图打造出工业革命以来罕有的绿色经济，占据为未来全球低碳产业的“制高点”。这一思路为拜登政府所继承，其力推的3万亿美元基建计划，气候变化是关键领域。在中国，从《京都议定书》开始，一大批绿色创业者脱颖而出。本期，我们集结了部分代表性企业，它们确立了中国在光伏的领先地位，也在氢能等新兴领域展露出雄心壮志。中国碳中和的日益坚决，是对于它们最大的利好：微观上有政策的助力，宏观上也提供了稳定的预期。美国依然不可小视，不论政府如何选择，其经济体系内在的创造力，一直在按照低排放发展的轨迹前进。比如，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小布什时代达到峰值，从此快速下降：奥巴马执政8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8%；特朗普尽管消极，美国减排量未完成其承诺的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但与2005年相比还是减少15.5%。拜登的气候新政只是初露端倪，若得到顺利推进，不只会增加美国的国际声誉，也会增强美国企业在未来低碳产业的竞争力。这是中国企业特别是新能源企业所要留意的，在可见将来，中美在气候领域的技术、产业等领域有合作，也势必有竞争。回到埃克森，李·雷蒙德发表那通演讲两年后，他主持收购了美孚，组建了全球化石燃料行业中最知名的公司，一度风光无限，直到2013年，埃克森美孚依然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一度达到4460亿美元。英国石油、道达尔等欧洲石油同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大举投资，制定了大胆的碳排放目标，而埃克森美孚的反应则迟缓得多。公司高层在2008年完成了一项审查，结论是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都是安全的。于是，埃克森美孚决定去忙其他事情，比如在价格见顶时押注天然气市场，大笔投资页岩油，在人们对气候危机深感担忧之际，它是化石燃料行业顽固派的代表。“你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也可以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投资者逐渐更愿意押注于太阳能、风能和特斯拉。埃克森美孚现在市值约2400亿美元，低点时只有1200亿美元。去年，它被剔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成分股，终结了92年道指成分股的身份。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隆基的财富密码关键是持续研发投入和一体化布局。记者覃毅编辑谭璐“碳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零碳社会》一书预测，化石燃料工业文明的崩溃将发生在2023年至2030年，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将发生巨变。一场从石油业撤资、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全球运动正迅速壮大。在中国，从最初的来料加工到实现近乎百分百国产化的光伏产业，便是这场新能源转型运动中的明星行业。目前，中国是全球光伏行业中占比规模最大的国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等四大环节，中资企业占比全部超过70%，成就了一支涵盖全产业链的中国“光伏军团”，龙头企业隆基股份是其中的佼佼者。2000年成立至今，历经了中国经济数次大小周期和国家能源战略调整，隆基无疑是国家能源转型进化的产业样本。现在的隆基，追“光”的方向更加清晰了。过去一年，隆基走过的每一步都引发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关注。据同花顺数据，2020年全年，隆基的股价全年累计上涨277.10%，市值一度突破4600亿元高点。隆基也被贴上“光伏茅”“光伏一哥”“单晶王者”等标签。隆基创始人兼总裁李振国，目前身家105亿美元（约687.98亿元人民币）。去年10月，李振国与妻子李春燕以合计475亿元身家登顶陕西首富，在2020年胡润百富榜中位列第90位。《福布斯》中文版4月刊将其评选为封面人物，并评价为“隆基股份总裁李振国正引领中国光伏产业全球增长”。李振国接受《21CBR》记者专访时感叹，疫情之下的产能和价格波动迫使大家思考，未来产业链、供应链如何协同，怎样管理好供应链，而不是随波逐流地进行降本增效。“最重要的是在相应环节，是不是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光伏一哥”在中国光伏产业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尚德电力、汉能、英利、赛维都曾风靡一时，曾缔造过一个个财富神话。与它们相比，隆基算是后来者。事实上，历经了中国数次经济周期和能源战略调整之后，以隆基为代表的光伏产业才迎来发展机遇。随着2020年12月在国家层面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倡议，越来越多目光开始聚焦业已成熟的光伏产业。回忆隆基成立的初衷，李振国提到：“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半导体材料专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生产单晶硅，我只会做这个。”1990年，李振国从兰州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材料专业毕业，先后在国营741厂和西安骊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拉制单晶硅棒的工作。2000年辞去工作后，李振国创立了西安新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隆基股份的前身。2003年初，李振国主导的几个项目都失败了。李振国告诉《21CBR》记者，受限于公司体量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早期走了一些弯路。反思之后，李振国意识到“个人决定”的缺陷性，随后在隆基设立董事会制度，先后引入兰州大学同学钟宝申、李春安作为公司董事成员。2004年，德国政府颁布《上网电价法》修正案，全球光伏行业的市场需求缺口打开，中国的光伏企业获得新一轮发展机遇与挑战。“当时市场主流技术路线是成本更低的多晶硅技术，而单晶组件因高昂的价格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李振国回忆。在李振国看来，单晶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和运营成本，但单晶硅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有巨大的投资回报。在针对不同技术路线的深入调研之后，李振国带领隆基团队开辟单晶硅生产线。“2004年年底，第一根半导体单晶硅棒拉制成功，我现在都无法忘记。”李振国回忆道，“从整体资源来看，那时候我们的团队管理能力、资金实力都相对较弱，2006年到2007年，全公司大概两三百人的规模，一年销售收入不到1亿元。但是我们核心技术人员的储备是足够的，当时持续从事单晶硅生产的技术人员约占公司员工的1/4。”在明确单晶硅技术路线的几年里，隆基逐步迈入光伏行业龙头之列。2011年，隆基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级单晶硅片制造企业。“那时候我们实现了一年1GW的产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约100GW的产能。”李振国介绍。2012年，全球单晶硅片只有20%左右的市场份额，还是一个偏小众的市场。在单、多晶硅技术路线之争上，协鑫与隆基多次交手。2015年前后，为降低生产成本，隆基开始采用金刚线替代砂浆线切割硅片，单晶产品的性价比凸显。“当时，用砂浆切割一吨的硅片要消耗300公斤的钢线、300公斤的碳化硅，还有300公斤的聚乙二醇。但用40公斤的金刚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从对社会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角度来说，这个切片技术路线一定是立足于未来的。”李振国表示。在降本增效的螺旋效应下，单、多晶硅技术路线之争很快切换了主场。2019年，单晶产品占有率首次超越多晶，隆基走向了全球光伏产业的最前沿，成为产值与市值齐飞的“光伏一哥”。自2012年上市至2020年，隆基股份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从亏损0.53亿元暴涨至85.52亿元，上市9年翻了80余倍。市值方面，从上市当年期末不足40亿元，到2020年最高点一度突破4600亿元，翻了百余倍。根据隆基方面的数据，到2020年底，单晶硅片年产能达到85GW以上，单晶组件产能达到50GW。而据调研机构预测，2021年全球光伏装机量预计在160-170GW左右。随着组件环节竞争格局趋向稳定，隆基的春天来了。技术创新李振国深谙光伏产业发展的本质，在于度电成本的不断降低。隆基押注单晶硅技术路线，为其带来了以量产为导向的利润，进一步延伸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李振国回忆，早期整个国内光伏产业链的形态“两头在外”——装备原材料在海外，应用市场也在海外，中国企业主要从事来料加工环节。“今天，无论装备产业链、供应链，光伏产业都实现了完全国产化，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2017年，中国光伏应用一度占全球50%的市场份额，最近几年基本上占30%左右。”李振国说。这意味着，历经了欧美双反、“531新政”等多次海外政策变化的打击，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具备了领先竞争力。从隆基公司的角度来看，持续研发投入和一体化布局，是把这场短线贸易竞争变成长线实力角逐的关键因素。“在隆基内部，一直有句话，即‘不领先不扩产，不卡脖子不介入’。过去很多年，我们坚持新建产能的技术必定领先于行业，坚持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0%，在前期发展阶段常年处于50%以下。”李振国说。这样的理念被称为“用经营的思路对待技术创新”，即所有的技改和投资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经济收益。据隆基官方资料，从上市至2020年底，累计研发投入超70亿元，截至2020年底累计获得各类专利1001项。“在研发投入方面，我们的方向要跟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结合，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李振国说。除了持续不断的技术研发投入，过去10多年，整个光伏行业都在做同一件事——降成本，让光伏足够便宜。然而，过度追求产能而忽略波动性，也导致不少行业龙头倒下。在单晶硅技术路线获得领先优势的隆基股份，早在2014年就进行了另一个关键抉择：收购主营业务为单多晶硅组件及光伏电站投资运营的乐叶光伏，向下游业务延伸。这促成了隆基由“单晶硅片制造商”变身为“太阳能设备公司”。公开数据显示，以4609.55万元收购乐叶公司85%股权后，隆基当年实现了净利润2.94亿元，同比增长314.48%。目前，隆基股份的业务覆盖光伏产业中下游，在单晶硅片、单晶电池、单晶组件、大型地面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四大板块均有所布局，其中单晶硅片是最核心的业务，2020年全球占比超过45%。2020年，光伏产业上下游的产能和价格呈现波动行情。对于实现了业务覆盖全产业链的隆基，这样的波动给李振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思考。“疫情造成供需不均衡，透支了未来2-3年的产业链价格。光伏行业本质上是期货业务，一些海外客户通常提前一年就给我们下单，把价格数量都定下来了。但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都是从现货市场采购，所以一旦出现价格波动，整个产业链会面临被动处境。”李振国告诉《21CBR》记者。“这迫使我们思考，未来产业链、供应链如何协同，怎样管理好供应链，而不是随波逐流地进行降本增效。”李振国指出，专业化和一体化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相应环节是不是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未来趋势看，整个产业链还存在一定变化的是电池环节，李振国指出：“大家的期待还是依赖光电转化效率的提升，也是行业内研发投入相对较大的一个环节。”平价上网随着世界各国在能源转型方面达成共识，如何实现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成为关键。数据显示，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由2014年的25.1%提升至2019年的32.6%左右。按此发展趋势，以及光伏、风电发电成本快速下降的支撑，2025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可达40%-42%。光伏产业发展十几年来，光伏电价采用“煤电标杆电价+补贴”形式，这意味着只要光伏电价高于煤电，光伏产业就是政策导向型市场。因而，整个行业的终极目标是“平价上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业内不少分析认为，降低成本的最佳方式是降低组件成本。这与8年前押注单晶技术路线的隆基对光伏行业本质的理解一致。“如果产品效率上不去，光伏这个产业毫无前途。”早在2006年，李振国就在内部会议中多次表态。数据显示，相较砂浆切割单晶硅片，采用金刚线切割技术能够使成本下降60%以上，每年为行业节约成本约300亿元。以隆基为开端，整个行业的生产变革极速展开。隆基内部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光伏组件价格为25元/W，系统造价50元/W，光伏平均度电成本4元/kWh。到2019年底，中国光伏高效组件的平均售价低于2.0元/W，系统造价低于4.0元/W，大部分光伏竞价项目的实际上网电价水平处于0.3281-0.4589元/kWh的区间。一些领跑基地项目，例如青海格尔木（0.31元/kWh）、内蒙古达拉特旗（0.24元/kWh），目前已经实现了远低于当地煤电标杆电价。“过去几年，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一毛钱一度电，未来光伏发电成本还将持续降低，度电成本将降至几分钱。”李振国告诉《21CBR》记者，预计在2021年，全国光伏发电基本摆脱补贴，经济性可以与煤电竞技。李振国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能源转型的一定条件。在应用场景上，清洁能源的供给需求被提上日程。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在电动汽车大规模发展和电能替代的推动下将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全国发电量将达到10万亿左右。在光伏竞标电价已低于或接近煤电、气电电价的基础上，光伏发电将凭借其经济性、环保性与资源充足性，有潜力成为极具市场竞争力的电源。然而，作为海外市场份额占比超过50%、业务遍布全球150余国家和地区的光伏巨头，隆基也在不同市场的运营中发现新问题。李振国给《21CBR》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建电站一瓦超过3元，双面双玻光伏组件能够提供30年的发电能力保障。在日照好的地方，30年能发出60度电，日照不太好的地方，也能发出40多度电，平均按50度电来算，3元多除以50就是6-7分钱一度电。在运维过程当中，一不烧煤二没有附加投入，所以未来大规模运维成本不到一分钱一度电。这就是技术成本。”“过去几年在中东和葡萄牙等地已经可以实现1.3－1.4美分一度电的上网电价，说明他们的非技术成本很低，而中国的非技术成本太高了。”李振国指出，在中国市场，不少光伏项目要给地方政府缴纳税费，由于分配机制，上网电价很难一再降低。李振国认为，在能源转型的议题下，制造端还有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的空间，但技术成本已经不是关键。SolarforSolar地处低纬度高原地区，云南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其水电资源可开发量居全国第三位。2016年，隆基的硅棒生产基地落户云南丽江，随后四年间，又相继在保山、楚雄、曲靖扩大产业规模，终结了云南大规模弃水问题和电力“外送为主、自用为辅”的格局。目前，隆基在云南四地市的生产基地累计投资超过200亿元，云南也成为隆基在全国最大的硅棒、硅片生产基地。这是隆基“用清洁能源制造清洁能源”的注脚。按照李振国的说法，“清洁能源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若不能实现脱碳，终究是不够完美”。据了解，云南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04亿kW，经济可开发量为0.97亿kW，占全国可开发水力资源的25%。云南丽江项目基地一名工作人员向《21CBR》记者介绍，该基地第一年投产实现了11亿元的产值，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实现了32亿元和57亿元产值，预计2021年可能达到100亿元。在云南项目的示范作用下，晶澳科技、通威股份、阳光能源等头部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纷纷布局云南。近两年，随着国家绿色能源转型加速，隆基将公司的目标与愿景进一步提炼为“SolarforSolar”，即从零碳光伏走向负碳地球的发展思路。按照隆基的计划，SolarforSolar分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是利用清洁充裕的水电制造光伏产品，“1度清洁水电，通过光伏发电，可以被放大50多倍，光伏成了清洁能源的‘放大器’和‘搬运工’。”第二阶段，通过光伏发电的大规模应用，可以进行海水淡化、沙漠灌溉，当地球70%的沙漠变成绿洲时，就会吸收更多碳排放，实现负碳地球。在李振国看来，这个目标的实现路径必然绕不过储能。“构建一个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储能将是必不可少，因为光伏和风能都是间接性的能源。”李振国指出，由于电力体制等多方面原因，水电等清洁能源并没有充分参与到整个电力平衡逻辑里，这将给新能源消纳让出较大空间。“在化学储能成本仍然比较高的阶段，通过抽水蓄能改造进行阶段性的过渡，让渡出10-15年的空间，这个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李振国补充。随着2020年国家高层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发展倡议，李振国也开始思考在碳中和道路上的阶段性任务。他对《21CBR》记者表示，实现碳中和大概分四个阶段走，不同阶段有交叉和同步。“第一个阶段，需要在现有电力系统进行灵活性调节，包括利用电力市场化的规则形成需求侧的响应，更大程度增加对新能源的消纳。第二个阶段，大力发展抽水蓄能，并且对传统的水电站进行抽水蓄能升级改造。第三阶段，光伏风电加储能成为我们电力构建的主体。第四阶段，在国民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环节‘脱碳’。”李振国表示。理顺思路后，李振国带领着隆基，迈入新征途。今年3月，隆基公告称，拟以协议转让方式，现金收购森特股份约1.31亿股，占其总股本27.25%。收购完成后，隆基成为森特股份第二大股东。森特股份市值50多亿元，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绿色、环保、节能新型建材，并提供相关工程设计、生产、安装和售后等一体化服务。分析认为，在应用场景上，光伏组件仅作为建筑的附属品，双方携手的共同目标是分布式光伏发电BIPV（建筑光伏一体化）。对此，李振国向《21CBR》记者表示：“在电力一体化上，我们希望能够再找到新场景。”时下，提出“SolarforSolar”宏愿的李振国正在加速推进产业链建设。今年3月31日，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亿元，宣告隆基正式入局氢能。这一大动作带动了整个光伏板块在二级市场的新一轮大涨，同时也为光伏行业在储能问题上的困惑指出了新风向。“判断一件事该不该做，我们通常有两个原则，其一是‘第一性原则’，即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本质；其二是‘立足长远，即不会只考虑当时全产业的状况，而是要看到3年5年甚至8年10年后会怎么样。根据两个原则判断问题，准确度和前瞻性都会很好。”李振国向《21CBR》记者分析。从十几年前押注单晶硅技术线路，到如今的一体化多布局，在碳中和的时间表上，李振国治下的隆基走在聚光灯下，预告着光伏产业的春天到来。放眼30年后，人们将在源源不断的阳光红利下踏入“零碳”新生活的潮流。协鑫负债前行负债千亿，勇登碳中和风口。记者方文宇编辑陈晓平新风口来了。随着光伏产业被四部委列入新兴战略产业行列，以及“碳中和”概念催化，其利好声也不断壮大。在这样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门槛的产业前，并不是人人都能分得一杯羹。光伏产业链呈金字塔结构，从上至下分为硅料、铸锭、切片、电池片、电池组件、应用系统六大环节。各环节所涉及企业数量依次大幅增加，聚焦硅料、硅片上游环节的公司相对稀缺，格外受瞩目，协鑫就是其中一家。协鑫集团是一家科技主导型民营电力企业。30年前，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朱共山在江苏省太仓市投资建设了协鑫历史上第一个发电厂，进军电力行业，其主营业务涉及环保电力、集成电力核心材料与特气、太阳能新技术应用与制造等。协鑫集团旗下有保利协鑫、协鑫能科、协鑫集成与协鑫新能源4家上市子公司。其中，从2020年11月起，保利协鑫股价曾在4个月间上涨超过10倍。协鑫志在打造光伏垂直一体化产业链，正扩展至新能源换电等终端用户侧，然而，其庞大的商业构想发展却不尽乐观。押注颗粒硅为了改变中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格局，协鑫于2006年进入光伏行业，成立旗下子公司保利协鑫。保利协鑫主营业务为光伏材料、光伏电站，及新能源业务。光伏发电离不开硅。硅是地壳中第二丰富的元素，自然界中的硅多以复杂的硅酸盐或是二氧化硅的形式存在，但光伏级的硅料对纯度要求很高，需要提纯。硅的提纯耗费大量电能，且极其污染环境，这也对节能减排提出更高要求。早在10年前，保利协鑫就开始布局颗粒硅的技术路线，硅烷流化床（FBR）法颗粒硅也多次出现在财报中。FBR法颗粒硅是多晶硅，看起来仅有绿豆般大小。相比西门子法棒状硅，颗粒硅具有投资强度低、生产能耗低、项目人员需求少等成本优势。同时，颗粒硅产品形似球状，流动性好，能更好地满足单晶用料要求，并可以实现单晶自动化加料，智慧化生产；无需破碎工序，避免损耗和降低破碎成本，并消除破碎过程中引入杂质的风险。保利协鑫告诉《21CBR》记者，使用硅烷流化床（FBR）法技术，仅多晶硅环节，1GW多晶硅料可减排13万吨二氧化碳，较西门子法降低74%；基于整个光伏产业链，1GW元件至少可降低47.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门子法单程转化率只有10%-12%，整体能耗较高；而颗粒硅单程转化率可达99%，单万吨投资不高于7亿元人民币、综合电耗不超过20kWh/kg。”光伏产业重资产、重技术研发且迭代升级较快，一旦取得新技术突破就可以碾压市场。保利协鑫将FBR法颗粒硅视为王牌，但因为颗粒硅目前还未充分量产，加之政策影响大，亏损的窘迫一直困扰着它。由于光伏产业的“5.31”新政，补贴大幅退坡，国内光伏产业需求萎靡，2018年开始，保利协鑫由超过20亿元的年利润，陷入持续亏损，200亿元的收入体量，市值却一度跌到不足50亿元人民币。数据显示，2020年，保利协鑫亏损高达62.5亿元；毛利37.0亿元，较2019年同期46.8亿元下降20.9%，负债率为74.9%，居高不下。糟糕的是，由于尚未和德勤核数师就财务业绩达成一致，保利协鑫延期发布财报近一个月，主要涉及其附属公司江苏中能于2019年9月订立的一份“工采建合约”，及已支付的5.1亿元预付款。保利协鑫官方解释，项目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未能如约进行。蹊跷的是，直到今年4月6日，财报第二次未能如约发布的时间点，江苏中能才订立合约终止协议，并称已收到一张4.6亿元的商业票据，用来退还其已支付的预付款项。该解释疑窦丛生，2019年的项目，为何今年4月才终止协议？开一张商业票据以退还预付款是否合适？这一意外事件，打击了投资者对于保利协鑫的信心。好在“碳中和”暖风频吹，保利协鑫开始恢复元气，4月1日停盘时市值达到约500亿港元，至少具备重新进行股权融资的可能，而且，这并不是朱共山手中唯一一张牌。换电构想从硅料上游开始，协鑫集团布局了光伏电站等下游资产，其清洁能源总体装机规模已超过20GW，具有很大的供应能力和余量，其在全国拥有20张售电牌照，年售电量超过200亿kWh。最近，旗下协鑫能科打起了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的主意，准备构建全国性的充换电网络。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在2500万到3000万辆左右；2030年将增至8000万到1亿辆，届时用电量将几何倍增，电动车将成为电力终端消费和清洁替代的主力军之一。朱共山认为，新能源汽车将与多种形式的新能源发电、特高压一起，组成新型电力系统“发、送、用”的完美“金三角”。未来10年，即“碳达峰”临界点到来之前，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充换电需求既是“全民刚需”，也是以零碳交通推动零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协鑫集团的优势和特点是电，未来5年，将从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重卡换电业务切入，围绕动力电池与储能应用做文章，以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北方为五大布局区域，建设充换电站网络。根据彭博预测，到204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电能消费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将从目前的1.3%急剧攀升至8%，中国换电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国家电网公司成立的国网电动汽车服务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绿色出行充电站、换电站平台。据统计，今年1-2月份，新能源车相关的售电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2%。增加换电站的建设已被写入“十四五”规划。未来5年，协鑫计划建成5000座换电站，服务超15家车企品牌，管理电池容量60GWh，每年实现碳减排2000万吨，相当于植树1.2亿棵。“我们可以按照电力市场的交易规则，把充换电业务与清洁能源发电协同起来，从而达到降低用电成本的目的。”协鑫能科总裁费智称，协鑫可以依托城市附近大量的分布式光伏及风能电站，建设微网和换电设施，结合能效管理，提供低成本绿色电力。由于协鑫电厂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在沪杭线、沪宁线、广深线、广茂线上建有20多座电厂，这些电厂区位与换电目标市场高度重合，采用“集中充电，统一配送、分布换电”的模式，解决城市中心电力增容困难、换电站布局受限的痛点。此外，作为全国热电联产和综合能源服务龙头企业，协鑫积累了近1万家工商业企业用户，这将是未来储能的最佳用户群，从而解决电池梯次利用的痛点。这种换电站网络的商业模型，业已得到验证。曹操出行董事长刘金良称，目前已大批量使用枫叶80V换电车型，实现了规模性使用换电车辆，“以往司机每天要花1-2个小时充电，现在1分钟就可以完成换电，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从趋势上看，利用光伏供给新能源车的模式，具有成本上的巨大潜力。“太阳能的发电成本现在已经是一度电3-4毛，确定性地每年降低15%-20%，再过几年只需1毛钱，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滴滴、曹操的百公里电耗基本是15-18度电，如果是1毛钱是什么概念？百公里只需两三块钱的电费，这件事情是革命性的。如果利用储能设施，平滑波峰波谷，边际成本甚至是零。”中金资本董事总经理易岐筠评论说。雄心壮志，实现也不易。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提及多重挑战：电力系统缺乏适应大规模新能源发展灵活性资源，与发达国家灵活性资源约占50%相比，中国仅5%左右；储能系统整体发展滞后，应对“黑天鹅”类电力系统风险能力不足；电动汽车储能的功能与电网需求之间的匹配还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融合发展远远不够。对于协鑫而言，更避不开的残酷现实在于钱。债台高筑保利协鑫核心平台的财务状况，一直不理想。2019财年报告显示，由于前期大举举债投资光伏电站，保利协鑫负债率高达76.5%。朱共山一度也承认，改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负债率是公司的主要目标。2019年，公司出让多晶硅项目新疆协鑫31.5%股权，一次性获得44亿元的出售收益，用于缓解债务压力。对于朱共山来说，2021年又是艰难还债的一年。未经审核的2020年财务数据显示，保利协鑫负债超606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及其他借款”高达231.95亿元，银行结余及现金、受限存款才55.64亿元。2月1日，保利协鑫发布公告称，“无法偿还于1月30日到期的票据”，构成债务违约。此情况继而将触发公司其他财务负债项下的交叉违约，对日后的业务、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无独有偶，协鑫能科也深受债务困扰。财报显示，协鑫能科2020财年负债198亿元，负债率为70.3%，较去年同期增加34.4亿元。集团另一上市平台协鑫新能源，负债率高达81%，债务总额达到364.9亿元。单是这三家公司，负债规模已是千亿之巨。钱从哪里借来的？又该怎么还？协鑫能科尚且还有不足负债1/20的净利润，保利协鑫若不能扭转持续多年的巨额亏损，局面会更加艰难。保利协鑫、协鑫新能源正“变卖家产”，连续发布出售附属公司的公告。4月26日，保利协鑫及协鑫新能源的间接附属公司，与买方广东金源新能源及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订立第二批购股协议，出售册亨精准99%的股权，及安定协鑫、罗甸协鑫、遂溪协鑫的全部股权。交易所获35475.3万元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协鑫新能源的债务。3.55亿元的交易款，只是杯水车薪。鉴于财务能力的捉襟见肘，启动新的充换电网络，协鑫也采用“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协鑫集团、协鑫能科联合中金资本，同步发起设立百亿碳中和基金。基金总规模100亿元，首期40亿元，碳中和基金将拟对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项目和充换电平台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借助新能源汽车出行平台实现向充换电平台的导流，完成充换电数据平台的建设，构建全新的移动能源产业生态。面对如此财务状况，协鑫正着力向外传递新的希望。谈及未来三年的布局时，保利协鑫回复《21CBR》记者称：“颗粒硅产能规模，目前已达1万吨，将于2021年第三季度末实现3万吨量产。同时，在四川乐山和内蒙古布局的颗粒硅生产基地，目前正在全力加速推进项目开工建设落地，争取早日投产。充分释放产能后，颗粒硅将为集团的业绩带来爆发式增长。”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换电站、颗粒硅等能否按计划实现爆发式增长？我们拭目以待。通威的“渔光一体”上可发电，下可养鱼。记者覃毅编辑谭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过去39年，刘汉元缔造了一个“双料冠军”的财富神话，这便是开拓了“渔光一体”发展模式的通威集团。发轫于1986年的西南地区第一家渔用配合饲料厂，今天的通威不仅是全球水产饲料龙头企业，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硅料和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最新公开数据显示，通威水产饲料在全国市场占的有率约20%，而在硅料和电池片环节的光伏业务上，截至2020年年底，通威高纯晶硅年产能8万吨，太阳能电池年产能27.5GW，两项产能均登顶全球。在“碳中和”全线提升行业景气度的2020年，通威交出了一份最佳年报。根据财报，通威全年营收442亿元，同比增长17.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1亿元，同比增长36.95%。相较2015年的7.4亿元净利润，5年之间，通威的利润增长了近5倍。企业的高增长也成就了通威集团创始人刘汉元的财富积累。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刘汉元、管亚梅夫妇以44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排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59名。而在2021年4月发布的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刘汉元以103亿美元（约670.3亿元人民币）位列第219名。截至4月21日，通威的市值达1528.28亿元，成为继光伏龙头隆基股份之后，第二个市值破千亿的企业。今年早些时候，受市场和政策消息的影响，“碳中和”掀起的炒作行情开始集体回调，通威股份也在调整之列。对于通威“渔光一体”的发展模式，通威相关负责人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表示，水产养殖和光伏行业的跨界融合，是“1+1>2”的选择。跨界光伏1986年，四川眉山县一家渔用配合饲料厂开业，创办工厂的正是后来声名远播的“鱼饲料大王”刘汉元。1992年，在水产饲料厂的基础上，刘汉元创立通威饲料有限公司，后来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通威集团。刘汉元将企业命名为“通威”，寓意“通力合作，威力无穷”。事实上，过去的39年，通威的成长速度确如其名。资料显示，通威饲料公司成立后，快速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商，并开始向软件开发、宠物食品、工程建设等领域适度多元发展。2004年通威股份在上交所上市时，年营收已经接近20亿元。入股永祥树脂，可以说是通威在光伏产业链上游布下的一颗棋子。2016年前后，整个光伏行业的单多晶技术路线之争陷入焦灼，通威则在硅料和电池业务上逐渐壮大，逆袭为光伏产业链的两大环节龙头。公开报道资料显示，2016年至2020年，通威股份的多晶硅产能由1.5万吨增至8万吨，太阳能电池产能由3.4GW增至27.5GW。据通威股份2020年财报，其光伏业务营收225亿元，同比增长26.41%；农牧业务营收209亿元，同比增长11.96%。光伏业务营收已超过农牧业务。具体来看，通威全年的高纯晶硅销量8.66万吨，同比增长35.79%，实现毛利率36.78%；电池及组件出货量22.16GW，同比增长66.23%，单晶电池毛利率16.78%。整个光伏业务的平均毛利率远超公司的整体毛利率水平（17.16%）。目前，在光伏产业链环节，通威在电池片和硅料两端成为全球第一，与硅片、组件两端的光伏巨头隆基股份比肩。“中国是水产养殖和生产的全球第一大国，国内大部分养殖水面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区域也是我国能源消费、GDP、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但东部地区人口多，土地资源少，能够用于进行光伏发电的空间相对有限。当时的光伏电站主要采取家庭分布式发电，每个家庭房顶装置光伏电站独立运营，成本高。”对于“渔光一体”的发展路径，通威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这些问题启发了横跨渔业与光伏业的通威。“渔业为通威连接了数十万的养殖户、上千万亩的水域面积，养殖户们都有提升鱼塘效益的诉求；将渔、光有机融合，实现了空间复用，两个业务面临的问题得到化解。”通威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目前“渔光一体”模式提档升级为“渔光小镇”，在产业高效协同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搭载旅游产业，进一步促进产业高效融合发展。显而易见，多年来“两条腿”走路的通威，开始进一步延伸产业生态，推动专业化发展。回顾过去39年，从水产霸主到光伏龙头，外界将通威称为“从鱼塘长大的光伏巨头”。错位竞争自跨界光伏行业以来，通威逐渐形成了从上游高纯晶硅生产、中游高效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到终端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营的垂直一体化的光伏业务。不同于行业龙头隆基股份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路径，通威持续深耕硅料和电池片环节，并在行业内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光伏产业链上的硅片、组件两大环节上，通威更多地选择与上下游企业协同。按照刘汉元接受采访时的说法，通威没有入局组件等产业链环节，而是与隆基、晶科能源、天合光能等伙伴合作，实现上下游协作，实现有所差异、有所错位的竞争和产业分工。如此一来，光伏行业能发挥更多的协同效应，减少无序竞争，共同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实上，通威从早期入局光伏产业就已明确的优势来看，产业链互补似乎是更好的选择。早在通威进军光伏业务的2006年前后，国内光伏组件和电池环节厂商正处于技术路线之争当中，与行业龙头短兵相接并非理智之举。正是由于专注硅料和电池片环节，通威可以与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根据公开资料，近两年来，通威的原料供应合作商包括隆基在内的各大光伏行业龙头。其2020年财报显示，在营业收入上，通威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收入达103.1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23.33%；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98.6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25.53%。早在2017年，通威就与隆基股份合作投建产能5万吨的多晶硅项目，项目达产后，通威股份的多晶硅产能快速赶上了行业龙头协鑫集团。近两年，通威与隆基也曾多次联手，强化产业链供应绑定。据通威官网的公告信息，2020年9月，通威拟对旗下持股85%的永祥新能源增资扩产，隆基作为参股方进行了注资，两家企业合计投资总额达32亿元。根据协议，双方以每年10.18万吨多晶硅料供需作为合作的基础目标；隆基的硅料需求优先从通威采购，通威硅料优先保障供给隆基。同期，隆基股份方面公告称，拟参股投资云南通威，这使得通威股份对云南通威的持股比例由100%变为51%。在业内人士看来，双巨头的合作和绑定，所谋甚远。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2020年国家提出碳中和倡议以来，整个产业链行情全面升温。自当年7月份起，产业链上供需矛盾凸出，多晶硅、光伏玻璃等材料价格出现波动。其中，作为光伏制造的基础原材料，硅料的涨价首当其冲。根据公开数据，自2020年下半年出现涨价潮至今年2月底，多晶硅料的成交价首次突破10万元/吨。作为全产业链最紧缺的环节，目前硅料最新成交价已达13万元/吨。产业上游的硅料涨价，影响到硅片、组件等环节跟着涨价。据今年4月18日数据，隆基组件报价达到1.78元/W，在所有报价厂商中最高。？值得一提的是，供需紧张开启了涨价周期，硅料和电池片业务龙头通威虽然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但也有隐忧。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初，受涨价行情和政策消息影响，以通威为代表的光伏板块在二级市场集体受挫，被业内视为市场对产能需求的担忧。“我们判断目前硅料不会出现过剩。”通威股份有关负责人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全球光伏产业仍然保持着平均年装机量20%—30%的增幅，需求量一直在增加，“此外，这一轮光伏装机量增长是因为平价上网，由过去的补贴计划驱动变为需求驱动。”急速扩张当年从“鱼料大王”跨界光伏产业的决定，让通威打开了“双料冠军”的大门。在碳达峰、碳中和倡议带热光伏赛道的时代背景下，通威如何打开新成长周期大门？从通威的市场动作来看，产能或许是抓手之一。4月12日，通威连发41份公告，除了2020年财报、2021年一季报外，最吸引投资者关注的公告，是一份《公开发行可转债预案》。根据这份预案，通威股份计划发行不超过12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主要用于建设10万吨光伏高纯晶硅、1000吨电子级高纯晶硅、15GW单晶拉棒切方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据通威2020年财报，其投资的项目包括乐山二期5万吨、保山一期5万吨和包头二期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以及眉山二期7.5GW、金堂一期7.5GW太阳能电池项目。在光伏产品生产和在建产能投资方面，报告期内，通威的太阳能级多晶硅在建生产线总投资6524.68万元，单晶硅电池投资约10亿元。2020年2月，通威曾发布一份高纯晶硅和太阳能电池业务2020-2023年发展规划，其中提到高纯晶硅业务累计产能目标为：2020年8万吨，2021年11.5万-15万吨，2022年15万-22万吨，2023年23万-29万吨。太阳能电池业务累计产能目标为：2020年30-40GW，2021年40-60GW，2022年60-80GW，2023年80-100GW。从通威发布的2020年财报来看，其高纯晶硅年产量8.66万吨，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出货量22.16GW。相较预期的差异，刺激了通威在光伏行业市场行情中急速扩张的雄心。从光伏行业应用端的行情来看，通威的扩张模式有迹可循。2020年我国光伏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继续保持了全球第一，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达48.2GW，创历史第二新高，同比增长60%。行业分析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市场将迎来市场化建设高峰，预计国内年均光伏装机新增规模在70-90GW，未来10年年均装机量将达120GW，加速我国新能源时代的到来。除了大扩张式产能投入，通威也面临一些潜在的行业挑战。从产业链环节来看，面对组件环节直接决定合作供应商和应用市场，向组件环节发力似乎可以成为通威的一个发展方向。“通威切入组件环节是有必要的。相比于过去15年，当下整个光伏产业链技术变革的速度实际上在变慢，产业一体化规模化的全产业链布局，其竞争优势要比专业化变得更强，这是当下时代的阶段性选择。”申万宏源投资总监韩启明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表示。清能闯关燃料电池的优势，在重卡应用上得到验证。记者曹彦君编辑陈晓平“整个汽车市场都要新能源化的，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30年，最终100%都会是新能源车。”清能股份中国区总经理张弛这样告诉《21CBR》记者。汽车也正在成为氢燃料电池商业化的重要领域。《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预计，到2030年，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辆保有量将达到200万辆，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比重约5%，届时，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市场，产业产值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清能股份有国内燃料电池“开山派”之称。高工产研氢电研究所数据显示，2019年，清能股份跻身国内车载氢燃料电池系统前三，和重塑科技、亿华通一并占据全年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的63.13%。2021年上半年，清能设立的氢能汽车整车制造公司HyzonMotors将在美股上市，估值约21亿美元。但是，由于产业链的不成熟、成本的居高不下，氢能汽车的商业化才刚刚起步。进军氢能交通清能于2003年成立，创始人为顾志军。起初的8年，公司主要研发小型燃料电池产品，应用在教学用具、小型比赛用车、无人机等领域，规模很小，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仅限于国际上的少量示范性项目。2011年起，清能开始研发功率更大的燃料电池系统——Hymera系统和T系列燃料电池系统，应用拓展到备用电源、小型物料搬运叉车等领域。据张弛回忆，2016年，清能决定全面进军氢能交通应用。2015年底，丰田推出首款氢燃料电池车Mirai，董事长顾志军及其团队判断，氢能开始被终端消费者接受，可以初步商业化，且燃料电池的成本、性能会逐渐稳定，于是，决定投入大量资源进入氢燃料电池，启动大功率水冷电堆和系统的研发。张弛告诉《21CBR》记者，氢能第一代的车用燃料电池电堆，对比国际上的其他燃料电池公司，例如巴拉德的电堆，在技术参数、功率密度上没有优势，直到2019年推出名为VLSII系列的二代电池电堆，才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包括MEA膜电极、催化剂、金属极板、石墨极板、GDL等。目前，市场上的车用燃料电池，多采用石墨极板或金属极板，清能采用的则是石墨和金属的复合路线，单堆的功率达到150kW以上，功率密度达到每升4.2kW。张弛介绍，目前清能是国际上唯一采用该复合技术的企业，具备技术壁垒。技术一突破，出货量开始增长。清能财报显示，2019年，燃料电池的装车数量从之前的每年几十台，上升至近400台，电堆出货量达到26MW，营收随之上涨，2019年全年营收为2.02亿元，同比增长580.07%。从重卡突破2020年，清能股份在重卡领域率先实现批量商业化，二代电堆装车量将近200台，应用于全国多地牵引车、自卸车、箱式货车等燃料电池示范项目。其中，与宝武集团、上海杰宁合作的60台42吨重卡，于2020年底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目前全球氢能重卡一次性交付使用的最大出货量。60台重卡主要应用于宝武钢铁的上海园区，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富余氢气，通过燃料电池得到回收利用，为重卡提供运输钢材的动力，从而实现能源的正向循环。燃料电池的优势，在重卡的应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张弛向《21CBR》记者解释道，与锂电电动车相比，氢瓶的储能成本更低，适合长里程；加氢时间更短。例如，一块400-600度的电池，锂电池充电过程至少数小时；如果使用氢能，大概10分钟就能完成充电。就续航里程更长、功耗更大的长途重载场景，燃料电池在成本、充电时间上都更具优势，锂电池则适合短途轻载。截至目前，清能股份燃料电池产品累计配套超过600台车，其中重卡超过200辆。此外，在固定式发电站、火车和船舶等方面也有应用。同时，清能开始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加快对整车制造的布局。2020年，清能在美国纽约州成立子公司HyzonMotors，专注零排放商用车的研发和制造，Hyzon已为欧美客户供应零排放燃料电池重型卡车和客车。2021年2月，HyzonMotors宣布，通过与DecarbonizationPlusAcquisitionCorporation合并在纳斯达克上市。据悉，后者是一家专注于合并、资本证券交易、资产收购、股票购买、重组或相似业务合并的公司，其主要目标是开发和推进一个平台，帮助碳强度最集中的行业进行脱碳。此次交易将为清能提供大约6.26亿美元的资金，交易完成后，HyzonMotors的估值约为21亿美元，清能仍持有50%以上股权。张弛表示，清能选择在美国设立整车制造公司，是因为海外市场在技术及商业模式上更加成熟，民众、投资人对氢能汽车的接受和支持度也更高。“单从零部件的角度去推动，会弱一些。我们将整车作为抓手，推广燃料电池车的应用，能优化整车的集成环节、控制成本，使清能产品比国内同行更快一步进入市场。”张弛说。商业化挑战整体而言，国内氢能产业链仍处于初级阶段。张弛分析道，行业面临的商业化瓶颈，由产业链上下游的多个因素叠加造成。一是氢能汽车成本居高不下。现在，一辆燃料电池车的价格是锂电电动车的1.5倍到2倍，是燃油车的3-4倍。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加氢站布局不足，氢气储运能力有限，阻碍燃料电池车的普及。三是氢气来源，可再生能源制备的“绿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产业还未成熟。国内的氢气来源主要是由煤炭、天然气等碳基能源制备的“灰氢”，制备过程中有二氧化碳排放。所幸，前景正在逐渐明朗。张弛告诉《21CBR》记者，氢能汽车的成本已出现明确的下降路径。他预计，行业一旦进入批量交付阶段，燃料电池汽车每kW的成本将维持每年20-30%的下降幅度，在重卡领域，1-2年内可低于锂电电动车的成本。国家调整氢能汽车补贴政策，也牵动着这个新兴行业的血脉。202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宣布，将原本只要购买就有补贴的“燃料电池汽车购置补贴政策”，调整为只针对个别氢能示范城市进行补贴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支持政策”，要求示范城市四年内推广超过1000辆达到相关技术指标的燃料电池汽车，平均单车累积用氢运营里程超过3万公里，建成并投入运营标准加氢站15座。该政策目前仍未落地。2020年，受新冠疫情以及补贴政策不明朗的影响，全行业装车量显著下降。清能的装车量和营收也随之产生波动，装车量下降至300台以下，2020年上半年营收同比下滑36.47%，为1649.27万元。张弛预计，该补贴政策会于近期落地，一旦落地，清能的装车量将出现爆发式增长，2022年的装车量或将达到1000辆，2023年达到3000-5000辆。清能也正加码资金投入。张弛表示，过去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平均在3000-5000万之间，从2021年开始，研发投入会有成倍增长，预计今明在整车领域资金的投入将达到上亿美元的级别。清能正在加紧研发第三代燃料电池电堆，预计将于2021年底推出。第三代产品将采用金属极板，成本更低、功率密度更高、质量更轻，可以为清能未来在乘用车、飞机等领域的布局做提前准备。同时，清能还将对第二代电池电堆进行升级。目前清能支持的重卡功率为135kW，重卡对电堆实际功率的需求在250kW以上，2021年下半年，第二代电堆的功率将会升级至250kW，更大程度满足重卡领域的商业化需求。在应用方面，清能布局的交通运输仍会以汽车为主，3-5年内专注于商用车的应用；在发电领域，在电站及分布式能源方面将有批量化推广，基于氢的储能会有一些示范项目，距离批量还需要时间。清能股份计划将于明后年在科创板上市，最快明年申报。“这是一个长线的行业，把业绩、产品做好，上市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张弛说。重塑待变期待政策，更期待未来的黄金十年。记者曹彦君编辑陈晓平“未来十年，氢能燃料电池将是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重塑能源集团董事长林琦说。他认为，燃料电池的进程将由四大关键事项所左右：建立规模化制氢用氢的绿色能源体系；基于场景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加氢站为代表；持续开发和验证新的、真正创造价值的可商业化场景；整车平台、供应链体系等产品技术的关键突破。这正是重塑努力的方向，它有机会成为第二家登陆科创板的氢燃料电池企业，其上市申请已获得上交所受理。截至2020年9月，重塑旗下共有52款搭载重塑氢燃料电池的车型进入工信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数量仅次于国内首个登陆科创板的氢燃料电池企业亿华通，位列第二。林琦将“破”字作为2021年的关键词，中石化资本等国有资本加持下，重塑的愿景很美好，但要走的路也很长。渐入佳境重塑集团成立于2015年，现在研发团队约200人，团队规模超过600人，有8-30年的燃料电池专业背景经验，总部位于上海，在常熟和佛山有两个制造基地。从成立之初，重塑开始自主研发，包括30kW燃料电池系统开发、燃料电池客车及物流车动力系统的研发，同时承担一些政府课题项目。不过，林琦回忆，起初团队还看不见燃料电池的前景。到2018年，重塑完成了两款燃料电池系统产品的开发，Caven3系统额定功率32kW，质量功率密度为237W/kg，适用轻型车辆应用场景；Caven4系统额定功率为46kW-50kW，质量功率密度为301W/kg，性能得到提升。2018年成为重塑的一个转折点。林琦表示，这一年行业进入加速度，大众对燃料电池、氢能有了越来越多认识，重塑对于技术的投入，也从燃料电池系统的设计、控制、仿真、集成和安全等核心技术，拓展至零部件的自主研发生产。重塑也开始有了汽车领域的出货量，2018年燃气电池系统销量为39套，市占率约为2.55%。2018年到2019年，随着市场逐渐成熟，重塑的增长速度惊人。燃料电池系统销量跃升至1162套，远高于亿华通的498套、清能股份的近400套，市占率也迅速上升至42.46%。营收随之大幅增长。2019年，重塑营收6.94亿元，同比增长346.05%，2017-2019年之间的复合增长率达74.33%。在组织架构上，基于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重塑形成了三个聚焦技术细分领域的子公司：重塑科技专注燃料电池系统，上海韵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堆和膜电极技术，上海磐动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力电子领域。招股书称，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共取得67项专利，实现燃料电池系统相关产品低成本、长寿命、高经济性、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环境适应性和快速迭代等核心技术竞争力。主打交通从业务构成来看，目前重塑的主营业务收入为燃料电池系统，占比超过销售收入的90%，其他业务包括燃料电池系统分总成及零部件产品，以及为部分客户提供样机开发等工程应用开发服务。重塑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围绕车用场景，包括市政服务大型客车、城际高速运输等。林琦解释道，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是2019年开始出现在上海浦东的货物配送车，日常工作是进行卸货和装货。“如果在京东下一个单，很可能第二天送到小区的车就是燃料电池汽车。”他说。目前，重塑的主要客户集中在商用车领域，为多款车型提供燃料电池系统，包括东风汽车、宇通客车、申龙客车、中通客车等。汽车领域之外，重塑也在探索其他商用场景，例如在船舶、工程机械等领域开展燃料电池技术的应用开发。招股书称，重塑燃料电池的应用地区覆盖长三角、珠三角、华北、华中，以及德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外市场。林琦4月中旬称，重塑在全球推广应用燃料电池的汽车车辆，超过2700辆，累积行驶里程超过6000万公里。2020年前9个月，重塑的最大客户为五龙汽车，其销售收入占重塑营收的51.98%。第二大客户名为广东国鸿重塑能源科技的公司。国鸿重塑是重塑股份的参股公司，2016年由重塑股份与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重塑的股权占比为49%，林琦则是国鸿重塑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国鸿重塑还是重塑股份的前五大供应商之一。2017-2019年，重塑股份向国鸿重塑的采购金额分别为939.9万元、1.27亿元和1.65亿元，占采购总额的4.94%、47.3%、41.31%。近年来IPO公司中，供应商兼大客户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其商业合理性和安全性值得进一步探究。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一旦主要供应商和大客户发生重大经营变动，打击将是毁灭性的。”2020年3月，重塑能源的上市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其已完成多轮股权融资，累计融资金额约为18.31亿元。2019年8月，中石化资本入股重塑股份，成为其最大机构股东。重塑最近一笔融资发生在2020年9月，金额为7.57亿元，其估值也逐渐从2019年的20亿元飙升到2020年底的80亿元左右。成立6年来，重塑始终处于亏损状态，并且呈现逐年扩大趋势，侧面显示出了对于上市融资的迫切。2017-2019年，重塑净亏损分别为3290.99万元、9864.38万元和2.44亿元。目前的上市公司，包括亿华通、普拉格、巴拉德等，都处于亏损状态。从2017年至2020年9月，公司累计研发投入4.19亿元。钱荒待解重塑股份拟以IPO募集资金20.17亿元，其中5.98亿元用于建设燃料电池电堆生产线建设项目，6.69亿元用于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研发项目，剩余7.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补充流动资金是所有募投项目中数额最大的，占比达37%。产业政策不断调整，新能源企业受到的融资待遇阴晴不定，融资难问题日益突出，“钱荒”是新能源企业频繁冲刺A股的主要原因。有分析认为，目前燃料电池产业处在早期，企业投资回收期未到，前期研发成本尚未摊销完毕，后续订单还要靠烧钱喂养。据统计，2020年，氢能行业共发生48起融资事件，企业融资金额超60亿元。相较于2019年64起融资、融资金额超90亿元，2020年的投融资次数总量和总金额均少于2019年。重塑的资产负债表，一样反映出资金困难。2018和2019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82亿元、7.6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7.25%、110.43%。2020年9月末，应收账款上升至7.03亿元，高达同期营收的427.71%。招股书称，受燃料电池汽车行业补贴政策影响，行业整体回款时间较长。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预计公司未来应收账款规模可能进一步增加。此外，国家补贴政策的变动，也与重塑的未来息息相关。2020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亿元，较2019年同期规模大幅萎缩，主要受行业补贴政策制定周期等因素影响。2020年，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同比下降57.5%和56.8%。行业正在翘首以盼转机的出现。2020年9月，财政部等五部门下发《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补贴政策从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购置补贴转为以“以奖代补”方式对示范城市给予奖励。该政策目前仍未落地。行业内对这一政策抱有较大的期待，认为其落地之后，燃料电池产业规模有望实现爆发式增长。等待新政落地的同时，重塑并未停止脚步。重塑正将目光瞄准商用车领域中的重卡，并计划以重型卡车应用为导向，打磨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相关技术。据统计，中国重卡市场的全年销量是162万辆，占全球重卡销量44%，重卡占中国道路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目前正在准备进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有优势的市场。”林琦说。未来，重塑将持续研发提高耐久性、环境适应性和低成本的关键技术；在应用上，也准备整合优质资源，与产业上下游企业共建氢能产业生态和闭环。“我们自己是做燃料电池系统，给用户交付的是燃料电池汽车，汽车这一链条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场景方面，也需要我们和能源端、产品端、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通力合作，才能打开氢能应用的局面。”林琦说。路还很长，即便等到上市的那一天，他和团队，也就可稍稍松一口气而已。天合的光能愿景“在未来，光能会无处不在。”记者程俊豪编辑陈晓平2018年，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到河北沧州，调研“百万光伏屋顶计划”，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很开心：“我们家装了15千瓦的光伏，平均1千瓦光伏一年带来1000元收入，和我日晒雨淋耕一亩地的收入差不多，15千瓦就是15亩地。”高纪凡和天合光能是光伏产业的老兵，过去的25年间，亲历度电成本下降90%以上的历程，现在，光伏电价已跟煤电持平，甚至是更便宜。从2021年起，光伏正式步入平价上网时代，具有了跟传统火电同台竞争的实力。“未来10年目标，降到0.1元一度电。”高纪凡公开乐观预测，与储能、制氢的协同创新发展，光伏有机会将在能源系统中发挥主体作用，且衍生出多种新的商业业态。“高功率”生存1997年，高纪凡受到《京都议定书》签订的启发，创立全国最早一批光伏企业之一的天合光能，公司2006年在纽交所上市，行业成本开始加速下降，光伏上网电价从2006年的4元一度电，降到了2016年的0.7元左右。天合光能的主营业务为光伏组件的研发、制造。光伏组件在我国处于产业链中游，相比上游原材料的供应，中游光伏组件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产业链上游，主要囊括金属硅、多晶硅、银浆等原材料的销售、制作、加工，头部企业较为集中，垄断性较强；光伏组件位于产业链中游，市场吸纳程度高，不仅仅是产品性能的比较，更多体现在技术上的比拼。“最近几年，技术进步有明显加速的趋势，光电转换效率从之前每年百分之零点几的提升，跃升到百分之一左右；组件功率从5瓦、10瓦的提升，跃升到几十瓦、上百瓦的提升，行业正在加速进步。”天合光能告诉《21CBR》记者，技术更替是光伏产业的核心命脉，而传统的煤炭、油气能源是资源依赖性，竞争不可同日而语。比如，硅片尺寸持续增大，以提高组件功率、降低制造与发电成本，从125mm、156mm、166mm、182mm，再到目前的210mm。天合光能赶上了组件走向超高功率的迭代，以其主推的210超高功率至尊组件为例，具备MBB多主栅、高密度封装、无损切割等多项技术，其核心价值是提升组件的串功率，降低系统成本。如今，210系列组件已成当前最主流的组件尺寸。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天合光能组件总产能22GW，其中210系列组件占比巨大，组件出货量为15.915GW，位居全球第三名、同时，天合光能还牵头并发起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机构的“600W+产品创新开放生态联盟”，当前联盟成员已达70余家。现在，天合光能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公司，据《21CBR》了解，2021年底，天合光能组件产能有望扩充至50GW左右，此外，电池总产能预计也将增长至35GW左右，其中210mm大尺寸电池产能占比将超过70%。天合光能纵横光伏25年，制胜法宝自称是“基于超高功率组件而显著提高的发电效率以及大幅度降低的度电成本”。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4.18亿元，同比增长26.14%；净利润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91.90%。不过，4.17%的净利润率也说明，行业竞争非常残酷。好在“碳中和”目标下，市场需求旺盛，有预计2021年国内新增装机将达到55GW到65GW之间，“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年均新装机预计可达70GW到90GW。走出制造业高纪凡称，在光能资源充足的西部地区，目前光能发电的成本是每度电0.23元，未来10年将降到0.1元一度电。“在可见的未来，光伏行业继续降本的空间还有很大，光伏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能源形势。”天合光能也向《21CBR》记者表示，这将使光能发电成为最廉价的能源。2017年是天合光能走向“3.0时代”的元年。这一年，天合光能走出制造业的范畴，开启“百万光伏屋顶计划”计划；建立“平台+创团”的发展战略模式，动员终端用户和社会力量参与光伏的普及化。户用光伏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满足家庭用电需求，二是将多出的电力返还电网，实现增收。按照规划，普通家庭安装10千瓦光伏设备大约需要3.5万-4万元，五六年可以收回投资，设备生命周期其他时间发的电都是净利润。“百万光伏屋顶计划”推出5年来，已经拥有15万户安装量，低于起初设定的进度。家庭自发自用的分布式光伏也面临着业主选择困难、选址苛刻、长周期不确定性强等约束条件，增加了项目投资的风险，滞缓了推广速度。高纪凡乐观表示，这是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初期很多人不理解不愿装，但是用的人越多带动效应越大，预计，未来3到5年就能完成100万户的安装目标。“如果能将所有居民的屋顶装上光伏设备，年发电量能达到4万亿度，相当于我国年发电量的50%；如果将128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地区的5%铺上太阳能板，年发电量能达到10万亿度，这是很可观的数字。”他憧憬说。高纪凡的理想不只是家庭分布式光伏，天合光能同步启动了“万户工商业光伏屋顶计划”“一亿终端设备互联计划”等计划，打造“发、储、配、用、云”能源物联网一体化解决方案。光伏产业成为主力能源时，会进入不同场景，和5G基站、特高压、大数据、新能源、充电桩、城际铁路等紧密结合，衍生出储能等多种产业链配套和相关业务形态。2020年，天合光能布局跟踪支架业务，研发智能跟踪算法，提高发电量，且在储备太阳能车的技术。据高纪凡透露，其合作研制的太阳能赛车，借助转换效率达25.04%的电池板以及碳纤维架构的设计，可在5小时内行驶350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35千米/小时。“在未来，光能会无处不在。”高纪凡预言，中国“碳中和”的时间表，将保证光伏产业的长期成长性。现在，中国光伏电站大概有20%左右的成本（如土地、税收的），非光伏企业自身能控制，他也公开建议，加大这些非技术性成本的减负力度，以加速光伏的应用。阳光电源快跑光储并济，是新能源转型的必经之路。记者覃毅编辑谭璐2015年，标志着全球气候新秩序起点的《巴黎协定》一锤定音，能源转型开始走上正途。6年间，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几经跌宕起落。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由于光伏发电的不稳定性、间歇性，能源系统供应的安全性和灵活性难以得到保障。这也是过去一年来，光伏产业逐渐明确的“光伏+储能”发展模式的落脚点。作为一家拥有24年历史的老牌光伏企业，阳光电源是业内公认的光伏逆变器龙头。相较光伏产业上游的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等环节，阳光电源广泛布局的业务，链接了新能源、储能、电网等三方运行，更接近应用场景。这也是其提出“光储并济”发展思路的巨大优势。去年下半年，在光伏行业集体暴涨行情中，阳光电源亦迎来重大利好。行业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阳光电源以591%的涨幅位列十大牛股排行榜第三名。当年4月底至12月底，阳光电源的股价从9元左右的低点一路上涨至69元左右，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光伏企业中第三家破千亿的企业。截至发稿的4月26日，阳光电源股价收盘价报81.03元，总市值1180.56亿元。这意味着，自去年4月底至今不到一年时间，阳光电源的市值增长超过8倍。业内评价称，在光伏高速路上，这个逆变器和储能龙头企业似乎驶入了超车道。光储融合成立于1997年的阳光电源，在当下的光伏行业算得上“元老级”企业。不同于光伏上游的硅料、硅片等产业链环节，阳光电源的行业布局更接近应用场景，其主要产品包括光伏逆变器、风电变流器、储能系统、水面光伏系统、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充电设备、智慧能源运维服务等。在光伏逆变器领域，阳光电源的全球出货量最大。其2020年财报显示，光伏逆变器全球发货量35GW，其中海外22GW，国内13GW，全球市占率约27%。相较2019年出货量17.1GW，过去一年，阳光电源的逆变器业务取得了100%的增长。事实上，阳光电源很早就做到了国内市占率排名第一。截至2020年12月，阳光电源逆变设备全球累计装机量突破154GW。在整体营收贡献上，逆变器营收占比从2019年的28.06%增长至2020年的38.97%，录得75.14亿元，同比增长105.98%。在早期逆变器业务承压的阶段，阳光电源开启了往下游电站业务、储能系统扩张的脚步。从行业营收结构上看，阳光电源更多业务在光伏领域，2020年整体营收占比达83.09%，营收额同比增长35.16%。从不同产品类别的营收看，除了逆变器外的其他业务也有新增亮点。根据阳光电源2020年财报，其风电变流器2020年同比增长381.63%，储能系统增长115.17%，不过在营收比重上两项业务在总营收中占比还相对较小，分别为7.34%、6.06%。自2006年起，阳光电源开启了大功率储能专用变流器研发，经过15年的发展，阳光电源逐步扩大业务范围，涵盖了储能变流器、电池、系统集成等多方面。在行业内，阳光电源也以提供风、光、储核心设备及高效协同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为核心竞争力。自去年国家“3060双碳”目标倡议提出后，整个光伏板块大热，随之而来的是消纳和储能的行业关注，“光伏+储能”逐渐成为龙头企业的共识。对于很早就提出“光储一体”发展路径的阳光电源，意味着不小的机会。目前，阳光电源的储能业务大部分仍来自海外，它也将海外成熟的储能应用技术和经验逐步向国内移植和嫁接。但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储能产业长期以来既没有补贴支持，又缺乏市场化的电价机制，导致项目推进困难重重。抛开政策因素外，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持续降成本是行业面临的长期挑战。根据公开数据，储能系统成本构成大约为电池成本占60%，PCS占20%，BMS占5%，EMS占5%-10%，其它配件5%。？与此同时，过去10年电动汽车和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间接带动了储能电池和PCS价格大幅走低，降幅均超过90%。在一定程度上，储能行业失去价格市场，融入电力系统仍有不小挑战。作为阳光电源光伏逆变器和储能板块的负责人，阳光电源副总裁兼光储事业部总裁顾亦磊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储能的发展与光伏息息相关，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储能一定要经过长期积累，将成本做到非常低之后，会有一个突然爆发的阶段，而光伏的发展更像是一个渐变过程。”即使在储能业务开展初期，在还没有赚钱的情况下，阳光电源每年也会投一两千万元到研发中。今年3月份，光伏巨头隆基宣布入局氢能，引发关注。事实上，看到光伏制氢的无限前景，阳光电源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专门的氢能事业部，并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先进PEM电解制氢技术、可再生能源与电解制氢融合等方面展开合作。今年早些时候，阳光电源光储事业部副总裁张显立接受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行业需要的是基于风光储协同创新和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汇聚产业链各方力量，在综合性能上实现1+1>2，保证新能源、储能、电网三方的安全、稳定运行。”价格博弈由于光伏发电仍有无法摆脱的时间性和波动性局限，光储融合无疑是新能源转型的必经之路。基于对“光伏+储能”的发展信心，去年下半年以来，产业链产能大增。今年1月2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增风电装机7167万kW、太阳能发电4820万kW，风光新增装机之和约为1.2亿kW。对于阳光电源，新增装机和更新需求的叠加，既是机遇也是考验。在逆变器业务方面，其出货量比其他组件更快，但同时也有更新成本。分析指出，传统组串式光伏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在10年左右，而大型地面电站的寿命在20年左右。这意味着，逆变器需要在电站寿命一半时进行更换。行业机构调研结果认为，更换光伏逆变器的需求来自拥有旧逆变器的客户，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具有可融资性。此外，在下游终端应用需求大幅增长的趋势下，产业链价格波动也给多产品布局的阳光电源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时下的困境是，自2020年底以来的全球芯片短缺困境日趋严峻，波及光伏产业。作为逆变器核心部件，芯片尤以IGBT为主的半导体器件占逆变器成本约10%。由于逆变器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超过90%，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游原材料价格普涨，光伏产业链涨价潮已延伸至逆变器端。早前，国内光伏逆变器头部企业固德威、古瑞瓦特先后宣布，逆变器产品价格提升幅度为10%-15%。阳光电源没有公开表示跟涨，但按照当下形势来看，或将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失序中承压。也有分析指出，随着全球掀起汽车电动化智能化浪潮，阳光电源将在相关业务和产品需求上迎来价格博弈与利润再分配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光储一体”的发展路径上，阳光电源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华安证券研报认为，整个光伏行业上下游正处于博弈阶段，随着涨价接近尾声，需求拐点将在年中出现。产业链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后，需求将迅速反弹。总体来看，目前储能行业仍然处于发展前期，国家推进“新能源+储能”的政策也逐步落地。4月2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未来储能将拥有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储能参与各类电力市场，各环节储能的商业模式逐步建立。具体包括，在电源侧，“新能源+储能”项目可获得一定政策倾斜；在电网侧，建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容量电价机制，探索将电网替代性储能设施成本收益纳入输配电价；在用户侧，完善峰谷电价机制，探索智慧能源、虚拟电厂等多种商业模式。巨大的增长前景预期中，阳光电源也在加快与三峡、国电投等央企电站的合作，打通路条开发、项目建设、国企持有的链条，为“光伏+储能”开拓新蓝海。据CNESA的统计，截至2020年底，国内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为3.3GW，未来5年增长空间接近10倍。行业预测，阳光电源的储能业务在未来5年大概率会实现92%以上的复合增长。阿特斯回归拆分上市是希望获取更多资金支持。记者程俊豪编辑谭璐3月下旬，阿特斯阳光电力公布财务数据，2020年全年销售额35亿美元（约合241.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2020全年组件发货量为11.3GW，同比增长32%，双双创出新高。此外，全年销售额达35亿美元，同比增长9%；全年净利润1.47亿美元，同比下降14.5%。事实上，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让光伏行业遭遇重大挑战。阿特斯维持如此增速，并不容易。阿特斯董事长兼CEO瞿晓铧表示，纵观短期波动，仍然对太阳能的全球增长前景充满信心。阿特斯于2001年成立于加拿大安大略，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太阳能电站开发商之一，2006年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阿特斯是垂直一体化光伏产业链模式，与业内的晶科能源、隆基股份和晶澳科技类似，拥有硅片、电池、组件和电站等多个业务板块，位居光伏行业第一梯队。阿特斯共有23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中国、加拿大、巴西、泰国、印尼。其中，中国的生产基地主要负责硅锭、硅片等光伏材料的生产；加拿大、巴西、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生产基地主要负责各类光伏组件的生产、加工，以及不同区域的销售。截至2020年底，阿特斯的硅锭、硅片、电池片分别达到2.1GW、6.3GW、9.6GW。预计至2021年底，阿特斯硅锭、硅片、电池片将分别提高至10GW、11.3GW、18.2GW。阿特斯介绍，目前阿特斯组件累计发货量已超过52吉瓦。在全球分布中，亚太地区占总发货量的47%。此外，阿特斯拥有多个属于自己的光伏电站，包括中国宁夏石嘴山光伏电站、澳大利亚昆士兰傲气电站、美国加州花冠女神电站、美国加州野马电站。截至2021年1月31日，阿特斯在全球的项目储备总量达20.2GW。从全球光伏市场来看，2020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达到130GW，创历史新高。预计未来5年，全球每年新增光伏装机量将达到210-260GW。瞿晓铧表示：“我们正处在一个结构性的转折点，全球经济脱碳势在必行，太阳能电网平价指日可期。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对清洁能源资产的需求急剧增长，包括太阳能、储能，而阿特斯在这两方面具有竞争优势。”阿特斯预计，2021年全年组件发货量在18GW至20GW之间，项目销售预计在1.8GW至2.3GW之间，全年销售额预计在56亿至60亿美元之间。2020年7月27日，阿特斯宣布，将在未来2年内完成组件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MSS）板块在国内上市，选择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但同时保留母公司在纳斯达克的上市。MSS板块是其重要的营收部分，阿特斯表示，拆分上市是希望利用A股市场为将来的发展获取更多资金支持。二、BusinessInsider商业观察终结“二选一”阿里被罚、美团立案，是两次强烈的示警。撰文曹彦君编辑陈晓平“门店本来美团做，因为单量一般，打算做饿了么，美团业务员知道后，以缩小配送范围和关店等方法威胁。”一名来自江苏徐州的美团外卖商户，遭平台强迫实施“二选一”求助无门，在投诉网站上这样写下自己的经历。这名商户称，使用饿了么之后，美团业务员到店，私自登录其手机上的饿了么后台，删掉商家的菜单；后来，又以骑手取餐过慢、用户取消订单为由，对门店做了停业处理。徐州商家的“二选一”经历，在不同城市、不同时间陆续上演。美团在2017年起就接到监管机构相关罚单，最近两个月，因为“二选一”行为，又分别被浙江金华、江苏淮安的法院判定赔付饿了么100万元、35.2万元。如今，“二选一”终于有了休止的迹象。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处罚决定书，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二选一”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同时，向该集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全面整改，连续3年提交自查合规报告。16天后，市场监管总局再发重磅消息，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平台的“二选一”，可能成为消失的历史。屡禁不止“二选一”最初并非法律专有名词。2010年，“3Q大战”爆发，腾讯推出的“QQ保镖”对奇虎采取了不兼容的措施，使用户不得不在QQ和奇虎软件中“二选一”，这成为概念的起始。其后，电商平台之间竞争加剧，商户被要求竞争性平台间择一签订排他独家合作协议的情况，“二选一”开始频繁出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告诉《21CBR》记者，平台与商户间的排他合作，起初多发生在电商网购促销活动期间，特点是商户自愿、持续时间短、涉及品牌少、影响相对小。后来“二选一”变质了，沦为一种限制竞争的手段，特别处于“双寡头”格局的赛道，“二选一”具有天然的环境。对于未签署独家合作协议的商户，强势平台往往通过拉黑、提高抽成等方式胁迫商家就范。在线外卖市场就成为“二选一”的高发区域。多轮整合后，这一市场的主要玩家只剩下美团和饿了么，尤其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开始挤压后者。深圳一个外卖商家公开抱怨，店铺入驻美团时，签订了“二选一”的合作协议，之后再入驻饿了么，便被美团拉入黑名单，店铺流量几乎为零，“签独家合作，佣金抽成是18%，不签就是23%”。刘旭表示，一旦商户突破独家合作协议，平台可能采取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这往往会给商户以沉重打击，造成客户流失、现金流紧张，甚至不得不遣散部分员工。更为致命的是，商家为“二选一”锁定后，依赖度提高，其抽成比例也水涨船高，长此以往，商家的利润被平台蚕食，经营压力增大，经常“赔本赚吆喝”；部分也不得不涨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过往，商家维权也是难上加难。如果通过法律诉讼向平台索要赔偿，需要举证被告存在垄断行为，然而，《反垄断法》判定垄断行为，耗时长、审理难度大。“以过去的经历判断，几乎95%以上的案件都被驳回，胜诉可能性微乎其微。”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反垄断专业律师魏士廪告诉《21CBR》记者。即便因“二选一”被罚，过往也是“小罚三杯”而已。2017年，就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浙江金华市已对美团施加罚款，当时只有52.6万元，最近两个月，金华法院再判定美团赔偿，也就100万元整。从重从严同是“二选一”行为，阿里被罚182亿元之前，巨头往往只需赔偿区区数十万元便了事。这和查处“二选一”时适用的法律法规有关。互联网领域的“二选一”“独家交易”行为是《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同时也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刘旭解释，适用《电子商务法》查处“二选一”的案例，往往仅出现在县市级的执法工作中，处罚力度在5万到200万元之间；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查处平台“二选一”的处罚力度同样弱，难免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况。“执法者只对平台进行行政处罚，没有要求平台对被损害的商家进行赔偿，也是导致平台‘二选一’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刘旭说。魏士廪告诉《21CBR》记者，过去，美团等平台主要遭遇法律诉讼，只需根据其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在线外卖行业具有较强的地域属性，法院通常将相关市场的界定在具体城市，因此涉及的金额非常小。唯一能在罚款金额上产生较大震慑力的是《反垄断法》，处罚金额上限为企业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同时门槛也高。互联网领域的其他“二选一”案，如目前仍悬而未决的京东诉阿里一案，原告在起诉时多选择引用《反垄断法》，处理过程就过于复杂，需要经过多重步骤：界定相关市场、认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因此，难以迅速得到理想结果。阿里接到的182亿元天价罚单，则代表风向有变化，“二选一”处罚有从严的态势。4月12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对上海食派士互联网餐饮外送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食派士利用其在上海提供英文服务的在线餐饮外送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对合作餐厅商户提出“二选一”要求，含有“排他性送餐权条款”规定的合作协议，并通过制定实施“独家送餐权计划”等形式，要求合作餐厅商户立即停止与其他竞争平台合作，否则从食派士平台下架该商户。最终，食派士被处以其2018年销售额3%的罚款，合计人民币116.86万元。这个判例的绝对金额不大，但是，按照《反垄断法》进行判罚，震慑力远远大于一般性行政处罚。种种迹象表明，监管层正加大查处“二选一”行为的决心。4月13日，市监总局联合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共34家互联网企业参会，几乎囊括国内当下全部互联网巨头。会议强调，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根治；并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自查、整改，整改期后再发现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魏士廪说，根据过往经验判断“从重从严”处罚，意味着罚款金额可能会达到企业上一年度销售额的5%，高于阿里罚单的4%。2020年，美团年度收入达到1148亿元，主要在中国境内。若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被确认，参考5%的比例，罚金总额将超过50亿元，上限则能达到约115亿元。鼓点继续其实，美团被立案前，各地监管层已频频示警，要求各平台规范其行为，不要碰触反垄断的红线。4月8日，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称，10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了签署《平台企业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承诺书》。10家企业横跨外卖平台、生鲜电商、在线旅游、网约车等行业，他们作出多项关于价格和竞争行为的承诺，具体包括不利用数据优势“杀熟”、不低价倾销、不串通定价、不哄抬价格、不价格欺诈等，其中也包括“不妨碍其他市场主体正常经营，不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等涉及“二选一”的条款。刘旭表示，承诺书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即便企业违反了相关承诺，也不会对执法造成额外影响，以前互联网企业也签订过类似的承诺书，“承诺书没有法律约束力，更多是一种仪式性的东西”。然而，仪式本身代表了监管层从严监管的态度，且涉及面不限于“二选一”，比如，10家企业都处于大数据杀熟的重点“疑似区域”。大数据杀熟往往针对低价格、高频次的产品或服务，平台的“溢价”不高，但累积下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学者张敏告诉《21CBR》记者，大数据杀熟非常普遍，在电商网站、网约车软件、外卖平台、在线旅游服务等平台上尤为突出。至今，未有互联网企业因“大数据杀熟”受到执法机构的调查和处罚。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巍解释，目前国内法律对“杀熟”行为的规定较为模糊，且该现象涉及多部法规的交叉区域，需竞合执法，过程更为复杂，不易认定。目前，适用“杀熟”行为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和《反垄断法》，前两者的处罚金额同样较低，对于巨头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后者的处罚力度大，处罚上限为企业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可没收违法所得，适用该部法律的门槛非常高，首先要评定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举证难、调查周期长。阿里的“二选一”，快速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就为“大数据杀熟”等适用《反垄断法》打开了窗口。美团的再立案，则证明从严监管的鼓点没有停。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法律人士告诉《21CBR》记者，预计腾讯可能是下一个反垄断调查重点关注的企业。“腾讯的系统具有封闭性，还存在排他性交易的嫌疑。阿里被立案之后，腾讯甚至还站出来和抖音互怼，现在背景下，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无知’的。”他评论道。“要知敬畏守规矩。”4月的行政指导会这样提醒34家头部。阿里和美团的境遇，是两次强烈的示警——勿谓言之不预。教育风暴来袭教育赛道上的竞争，能否稍稍停下来？撰文何己派编辑陈晓平谭璐教育部释放出校外教培治理的强烈信号。3月末，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将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强化培训内容监管，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范培训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纲超标的培训行为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培训项目收费居高，有的培训机构退费难、卷款跑路的问题还时有发生。”吕玉刚说。几份未经证实的教育监管细则在网上流传，一份“双减”试点的文件显示，校外培训行业或进行三限治理，即限培训机构数量、限时间、限价格。所谓“双减”，即义务教育阶段开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话音刚落，“睡眠令”后脚紧跟发布。作业、校外培训和游戏，都得为学生睡眠让路，按时“中断”。包括校外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线上直播类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00，不得以课前预习、微信群打卡等任何形式布置作业。近一个多月来，“规范化”成为教培行业的主旋律，新政细则尚待出台，整治导向已非常明确：做教育还是做生意，机构的根本属性必须回归前者。监管震慑，已响起前奏。疯狂的必然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拉动校外培训市场的蓬勃发展，反过来，又让贩卖教育焦虑成为一门生意。强化监管，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刻。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校外培训机构达到40万所。政策强监管下，所有学科类教培机构立于风暴正中。“还指望快速发展高速增长吗？”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21CBR》记者表示，本轮教培治理，是过去一年来校外培训机构疯狂营销、快速扩张的必然结果。熊丙奇说：“培训机构所谓的快速扩张、资本上市和获得巨大财富，都是以家庭的教育负担、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为代价。若机构无视治理，仍希望快速扩张，只想做生意不做教育，等待行业的会是更大的危机。”熊丙奇分析，对于监管政策，校外教培机构最担心的有两点：一是学校把学生都留在校园里，学校教育满足了家长的大部分需求，于是减少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需求，“校内减负，校外增负”不再有。二是明确对违反教育规律的超前教育说“不”，一刀切禁止面向低幼年龄的学科培训和线上培训。“如果面向6岁以下的学科培训以及在线教育都不能开展，对一些以此为主营业务的机构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熊丙奇说。在他看来，追求规模、寻求快速扩张的教培机构，受此次治理影响最大。同时，校外教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取缔和一刀切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要培训需求存在，培训机构就“灭不了”。“就看政策怎么落地了。”熊丙奇说。中信建投发布的研报分析，本轮治理和2018年治理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上一轮“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侧重在校外培训机构，核心是推动解决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问题；本轮治理，在供给端则是从校内教育和校外培训两方面入手。“义务教育阶段‘减负’仍然会是主旋律，简单通过降低校内课程难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减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信建投分析说。教育培训机构正迎来最强监管风暴，资本市场迅速作出反应，教育中概股继续下跌。盘点几家头部教培机构，相较1月中旬以来股价的高点，截至4月20日，好未来跌掉32%，新东方跌掉20%，网易有道跌41%，跟谁学跌超80%。对于股价异动，跟随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向东不得不写信安抚市场情绪，并宣布一年内增持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但短期内依然没有改变股价的颓势。哑火的投放教培行业的变化，前端营销投放的感知最为明显。目前，央视多个频道已不见各大教培机构的宣传广告，这与春节期间，猿辅导、作业帮、学而思等品牌挤满黄金档和频繁露出综艺节目，形成鲜明对比。今年2月底左右，央视下架教培类广告的动作，就悄然开始，头部机构的广告投放力度，有进一步收缩的趋势。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AppGrowing提供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K12教育广告数占比逐月走低。今年2月，教育广告在全行业广告的占比仅4%，低于其日常6%-8%的平均水平。AppGrowing内容负责人晓兰向《21CBR》记者提到，“一演员出演四家教育广告”的虚假营销事件发酵后，抖音清理了一批教育广告，同时加强审核监管，可能会对广告投放产生一定影响。1月底，猿辅导、高途课堂等四家头部教育机构的信息流广告，因聘请同一演员出镜，扮演不同的老师角色吆喝教育产品而“撞脸”穿帮，这被视为治理教育广告乱象的导火索。此外，在“3.15”的时间节点，教培机构考虑到广告违规风险，暂时对可能违规的广告进行下架处理。不仅投放量收缩，教育广告内容也有改变。通常，线上课程的广告卖点针对家长的焦虑展开，而辅导作业App的卖点针对搜题、看解题过程的学生。AppGrowing的数据也显示，在教育广告“撞脸”事件后，短视频广告套路化的内容有所减少，广告主转向新的情景剧内容或主推课程。“之前会有一些出镜演员，自称是有十几年数学或语文教课经验的名师，煽动家长如果不报课，孩子成绩就会落后。教育广告会倾向于情景剧、劝导性的方式，用矛盾冲突来吸引用户。现在这类广告仍有，但少了很多。”晓兰表示，如今教育广告主的投放更谨慎，着重内容口播、品牌硬广，而非煽动和隐喻。原本，2021年的在线教育广告营销投放，预想中会更上一级，几家头部K12网校均在春节前连拿大额融资，备足弹药准备烧钱营销。多位业内人士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均给出一致预判，认为头部线上教培机构在2021年的厮杀会非常惨烈。始料未及，今年监管一出手，投放大战迅速哑火。网络热传的“双减”试点文件显示，会强化治理校外培训广告。前新东方在线COO潘欣判断，限制广告，对于教学质量不太行、续班率不太好的机构而言绝对是利空的，也会带来一个客观结果，“逼着培训机构去盈利”。谨慎的忧虑在人才招聘端，在线教育热也迎来降温。名校毕业生涌入教培机构，一度掀起热潮，线上教培机构纷纷打出师资招牌，招徕清北高材生。按预想轨迹，在线教育机构今年会加速扩张，启动“抢人大战”。作业帮曾经表示，2021年上半年将扩招1万多个岗位；字节跳动旗下的大力教育，则誓要在百天内招聘1万人。然而，拉勾数据研究院提供给《21CBR》记者提供的招聘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在线教育人才需求同比上涨55.8%，环比却下降了4.5%。相比去年同期，教育行业岗位的投递量普遍呈现收缩趋势，例如，后端开发的投递量收缩19.7%，产品经理岗位收缩16%。数据同时显示，教师固然是招聘第二热的岗位，但平均薪资同比下降23%，也是业内唯一薪资下调的岗位。在烧钱获客的裹挟下，在线教育机构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此轮整治的效应，在持续发酵。4月中旬，有消息称，新东方在线在过去一个月进行集中裁员，涉及中小学大班课业务的主讲教师、教学辅导、运营等多个岗位，各部门裁员指标不同，中学部主讲老师已经有20%离职。“我们拼命做教育，不是为了给学生增加负担，而是为了给学生减少负担。”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2020年开始，互联网教育出现诸多乱象，各种无序的流量竞争、广告满天飞、课程质量急剧下降，资本介入过火，对教育生态来说不是一个正常现象。面对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变化，有家长表达谨慎的忧虑。以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MSE）为例，3月31日，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公告称，即日起不再承办该项考试。该项考试的第一、第二级，就是家长熟知的KET和PET，近年来成为北京、上海中小学生的“标配”。多年来，学生和家长一直受该项考试折磨，不惜大量加钱找黄牛抢考位。官网显示报考费用为500元，今年3月却爆出考试费用一度被哄抬超4000元，溢价超8倍。该项停办决定，似乎释放了一种信号，即不再鼓励KET/PET成为升学加分的重要依据。然而，因为重点中学并没有明确最新的入学标准，也未废弃相关的等级测试作为评价依据，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心目中的好学校，以各种手段争夺入学名额屡禁不止。以英语能力为例，即便停止MSE，“小托福考试”TOEFLJunior，也在继续。有家长表达忧虑，若取消剑桥这类相对客观的考试，多项素质的比拼怕更难应付：“教育资源是稀缺的，若主战场向家庭转移，普通家庭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金承接。”熊丙奇告诉记者，只要按单一分数标准评价选拔学生的评价体系不变，基础教育的竞技化实质就很难改变，就很难把学生和家长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家长都希望孩子获得竞争优势，在义务教育不均衡情况下，身处薄弱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怎么可能接受学校延长课后服务和进行周末活动？这些家长就指望找培训机构，弥补上学校的不足。”熊丙奇说。考试可以停办，培训可以禁止，教育赛道上的竞争，却一刻也停不下来。肿瘤治疗黑幕多？癌症用药不是简单的标准化操作。撰文韩璐编辑陈晓平4月18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发帖，揭露当前癌症治疗乱收费现象。张煜指出，有医生在肿瘤治疗中，滥用PD-1抑制剂，违规诱导或者超适应症使用抗癌药物，也有医生为患者安排毫无作用的NGS癌症测序，或者推荐无效、高价、不合法的NKT治疗，且列举上海知名三甲医院普外科一医生的治疗案例，指斥其不良行医以及错误决定，致使患者人财两空，甚至付出超过正常治疗10倍的价格。发帖后，国家卫健委回复将进行调查核实。4月27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回应称，张煜所反映的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治疗案例，“基本上都是符合规范的”。在肿瘤治疗领域，从化药、靶向药到现在的生物制药，不规范使用情况一直存在，包括超说明书或者超适应症等无证据治疗，但是，国情下，癌症用药不是简单的标准化操作，这大大增加了“反腐”的复杂度。对症下贵药？就肿瘤治疗中的问题，张煜其实已多次发帖。所提到的各类临床实例，存在治疗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例如在胃癌和肠癌的术前化疗中，不选择最有把握的治疗方案，而选择疗效差甚至采用错误的方案，比如，对胃癌患者使用培美曲塞化疗，对肠癌患者使用多西紫杉醇化疗等。也有无证据情况下的超适应症使用。比如，在胃癌二线治疗时，不用价格低廉的紫杉类方案，而是“自创”治疗方案：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他莫昔芬联合治疗，致使价格昂贵。所提及的胃癌、直肠癌等治疗用药，有医生在张煜爆出治疗问题后有专业回应。譬如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邵宜在解读中表示，临床上胃癌的标准化疗方案之一，在于“卡培他滨+奥沙利铂”的化疗方案。培美曲塞，一般用于肺癌或胸膜间皮瘤，并没有胃癌的适应症获批，说明书也没有说能治疗胃癌；安罗替尼作为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也没有胃癌的适应症。他猜测，可能在进行一些临床试验，现在临床治疗不会试用此药。更有医生诱导患者尝试价高又无效的治疗或者测试，例如，以单次3万元的价格，尝试严禁收费的NKT生物免疫治疗，或者安排患者参与NGS测序，结果上无意义，价格却近2万元。《21CBR》记者也联系一家做NGS检测的企业，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解释，NGS是用在肿瘤伴随诊断，用来靶向药物指导，如果用于化疗、放疗或者其他治疗，NGS的确脱离了日常使用场景。“即便在临床上，我们也强调组织是比血液更靠谱的样本类型，血液样本是组织样本的补充，只是临床上会碰到癌变位置特殊、肿瘤组织难以获取的情况，要监测复发或者转移，就通过血液中的信号提示来看。”该负责人说。张煜所陈述的治疗安排，所指向的是，部分医生因利益驱动，致使患者被过度医疗或者使用疗效有限的昂贵方案。一位在1年前刚结束胃癌治疗和化疗的患者向《21CBR》记者表示，肿瘤治疗复杂而又因人而异，不同进展期、不同基因点的癌症，制定的方案均有差异，其中大量信息不对称，目前所能提及或者了解的药物适应症，治疗范围有限，为了求生，有患者是听从医生建议，也有主动“求药”的。如果医生确有经济的动机，患者是没有太多辨别和谈判能力的。肿瘤名利场不可否认的是，医疗领域本是一个利益纠葛之地，肿瘤治疗更是名利场。记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去年末，河南省内一家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就被曝光收受多家制药企业贿赂共计5056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该案所涉及回扣的药物包括了肿瘤治疗领域常见的化疗用药，例如奥沙利铂、卡培他滨片、多西他赛注射液、紫杉醇注射液等，这些药物背后所牵扯的药企包括恒瑞医药、齐鲁制药、奥赛康、湖北一半天制药等多家药企，实则多次出现在医疗贿赂案件中。在其与医药代表的约定中，对于每一款药物的提成比例均不同，肿瘤类用药因为价格原因，相对提成更高。例如：每销售1支注射用头孢西丁钠1g抽成5元钱，每销售1支注射用奥美拉唑钠60mg抽成6元，每销售1支紫杉醇注射液30mg抽成20元，每销售1支多西他赛注射液40mg抽成40元。价格昂贵的奥沙利铂，国产售价约200元左右一支，进口售价约2000元左右一支，每销售1支注射用奥沙利铂0.1g，该主任就可抽成100元。通常一个疗程需用奥沙利铂4-5支。2020年7月，一项刑事判决书中提到，原淄博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副院长、双山分院院长李某收受药品、耗材销售人员给予的回扣共计1666937元，个人在其中拿了30万元，其余部分用作科室经费，部分按固定系数分发给本科室医生。李某在当普外科主任时，一般直接与医药代表商谈药品销售的回扣比例，大多在12%到20%之间，涉事12家医药企业。其中，2012年10月至2015年7月，收受恒瑞医药给予的注射用奥沙利铂，回扣达到120805元。这些涉及的药品与医生，只是肿瘤领域名利场的冰山一角。以国内肿瘤药龙头恒瑞为例，2020年，其研发费用约50亿元，却花了一倍的钱在人事上，整体营销费用高达98亿元，较上年同期85亿元增长14.99%；在销售费用的具体项目中，其一年支出的差旅费就达到10亿元，学术推广、创新药专业平台建设等市场费用达到55.8亿元。以消化道、抗肿瘤为主营的药企奥赛康，营销费用占比更畸形，2019年，其总收入为45.19亿元，销售费用高达27.91亿元，占比高达61.75%，研发支出则只有销售费用的1/9。大笔研发费用，用于所谓学术推广费、业务宣传费、差旅费等。这么庞大的营销费用，暗藏不可明说的交易。医疗业“带金销售”也一直是沉疴旧疾，药企为了增加药品销售，会通过差旅费、学术推广费用等名目给到客户赠礼或者费用。各地开始严查，多家公司也被曝光在多省市涉及商业贿赂。焦雅辉也公开表示，张煜反映的个别问题，比如基因测序、基因检测、癌细胞治疗等是否存在不当利益交换，国家卫健委已经请上海市卫健委进行调查，正等待调查结果，“如果发现有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我们绝不护短，绝不回避，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指南非万能那么，是否超说明书、超适应症使用都该一刀切，全部认定为有猫腻？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其中，也有部分患者和医生的无奈。根据国情、药物审批上市情况以及不同人群特征，各国卫生监管部门的诊疗指南上，会指定不同的治疗指南。譬如美国有NCCN治疗指南，中国则有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和中国抗癌协会（CACA）指南。指南的推广，基本能确保肿瘤领域治疗的标准化与治疗质量，可是，当指南方案无效时，怎么办？是否允许留有“灰色敞口”，供医生发挥以做最好努力？一位医疗行业人士表示，肿瘤（尤其是中晚期肿瘤）的确就是“不治之症”，实际临床治愈案例并不多；其接触的患者若罹患罕见肿瘤，没有一款药物可以按照指南或者获批适应症“合规”使用，基本都只能超适应症用药。“只要有听说的药，一线可能，就都会尝试，不然就只能进入保守等待治疗。”他告诉《21CBR》记者，这种情况下，患者或者家属主动要求用更贵、更好的药，甚至对明明靶点不合适或者根本不适用的药物，都会恳求医生去尝试。“这里面不是只有利益，也不是纯粹的治疗，就是寻求一线生机和一种心理安慰。”“在开展超适应症和超治疗指南的临床研究上，这些是临床治疗的创新，并不是过度治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坦言，医学的发展是一个探索的科学，很多标准以及国际惯例是几年前的，依据已获批的药品适应症或者医疗方案指南可能是落后的，基于较为充分的临床证据，给予患者超适应症或者是超指南的治疗，是允许的，许多药物超出了适应症以后也确实有效。上述医疗人士的参考方案是，寻找合适的临床新药试验，或者医生根据最新研究进展，选取证据等级较强的方案。前提是所有试验必须通过正规途径，在严格监督下进行。一位官方高层透露，数年前，主管部门对超过1400家三甲医院（含肿瘤科医院）进行抗肿瘤药物使用情况的网络检测，检测结果自动实时传输，而该检测网络内，未发现医院滥用药物的情况。一位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也告诉《21CBR》记者，利益导向下的错误用药固然不可取，但是，超指南的治疗也应留有一定空间，给予一个合理、合法范围内的许可。在他的临床案例中，一样有多种治疗手段组合，比如针对晚期肺癌的患者，单独用PD-1的效果不好，就会将放射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和PD-1抗体三者组合，以期产生1+1＞2的效果。这种尝试，属于规范基础上的创新探索。“比如对那些高复发风险、有淋巴转移的胃癌病人，就算手术切除了胃和淋巴结，患者迟早要转移的，一年平均无病生存率也就60%，30%的患者一年内会复发，10%的患者可能一年都活不到。”该主任表示，这样的患者，化疗之后会尝试一些开创性的手段或者技术，“前提是经过了院内伦理委员会审查的，往往也会发现效果是符合预期的”。他坦言，在西方国家，用药往往严格遵照说明书批的适应症，如果没有指南推荐方案或者方案无效，一个肿瘤病人的选项是两个：第一，进入新药临床试验；第二，最佳支持治疗。在中国，患者和家属往往不甘心就这样放弃，1%的希望，要尽100%的努力，会给医生和患者家属更多协商机会。很多时候，国内医生在临床上比欧美医生经验更丰富，甚至更前沿。“我们曾经设计过将化疗、偏小剂量的放疗、PD-1抗体三者联合治疗，直接将PD-1用在一线治疗上，这种尝试是有依有据有目的，所有手续经过临床试验注册，程序严格。”该主任表示，“新的治疗模式，我们会在全国和同行交流，扩大临床案例数，去做更多的对照试验。”4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下发通知，启动又一轮纠正医药领域购销不正之风的工作，要求压打商业贿赂、企业利益输送。因此，肿瘤治疗既要严查黑幕，在流程上规范，也依然要相信专业、信任医生，给予他们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美团的星辰大海社区团购是美团必须打赢的一场战役。撰文范鹏编辑陈晓平在黑天鹅频出的2020年，美团打了一个相当漂亮的战役。全年营收1148亿元，同比增长17.7%；全年净利润47.1亿元，同比增长了110.5%。平台年度交易用户数达到5.1亿，活跃商家数为680万，新上线的商家数同比增长127%；且过去一年有470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同时，美团新业务全年收入增长33.6%至273亿元，经营亏损由2019年的67亿元扩大至2020年的108.2亿元。新业务的亏损是华丽财报上的小瑕疵，也是许多投资人诟病的地方。单单一个季度，社区电商业务就亏损超过30亿元。市场许多投资者不禁在问，美团优选是否会继续加大资本投入？该业务还会持续亏损吗？在阿里、滴滴等巨头宣称投入不设上限的赛道里，美团是否继续高举高打？不许失败的战役美团优选无疑是美团2020年下半年最重要的项目，也很可能是未来10年要allin的项目，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美团公司内部转岗项目“活水计划”中，向优选事业部转岗的门槛很低，鼓励员工转入。美团为什么一定需要社区电商业务呢？理由有三。○流量焦虑截至2020年12月31日，美团年度活跃买家数来到5.11亿人，比2019年底同比增加6000万，增幅13.3%。从纵向来看，如图1所示，用户增长率整体呈现大幅下滑的趋势。相比而言，2020年拼多多新增2.03亿年度活跃用户，京东新增约1.1亿年活跃用户。美团定位于本地生活服务，它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是城市人群，且是以城市白领、中产阶级、年轻人为主，目标人群就有数量极限。中国城市化率刚过60%，城市人口也就8.5亿人，除开12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群大约也就6亿人，再减去一小部分被竞争对手锁定和无法转换的用户，恐怕只有5.5亿。这就是说，美团如果定位还是本地生活服务，5.1亿用户数几乎就是极限了。美团用户越来越接近天花板，要突破用户增长的瓶颈，就必须拓展新业务。社区电商天然就是美团新业务拓展的最佳赛道，以生鲜品类为主的社区电商具有互联网平台最喜欢的两个属性：刚需、高频。刚需意味着用户量足够大，高频意味着活跃度一定高。美团从去年第三季度起重仓社区电商业务，效果也是立竿见影。2020年9月，美团优选的推出，交易用户同比增长率首次出现正增长，Q3新增2000万活跃用户，创造了过去8个季度历史纪录；Q4再增加3410万，创造过去16个季度历史纪录。这种势头远远没有结束，CEO王兴释放信息，“未来两个季度，都将新增3000万-4000万的用户”。○补齐场景美团的战略是“Food+Platform”，在“吃”的业务服务上，覆盖三大场景：外卖，到店吃，在家吃。前两项业务通过美团外卖和大众点评做到了行业第一，在家吃就是下一个需要补齐的业务板块了，如此一来，美团的业务就能覆盖关于吃的所有场景。在中国的家庭里，在家吃也是最习以为常的习惯，买菜“在家吃”的市场空间也远远大过“外卖”和“到店吃”的市场容量，是一个10万亿级以上的市场，尤其是在四五线城市以及广大的乡镇和农村。在美团拓展的众多新业务中，社区电商是理想的新流量入口、场景，且消费需求的确定性高。社区电商的目标受众，作为最后一块未被数字化生活体验渗透的人群，因低消费能力而一直成为不被巨头们关注的净土。如果能补齐在家吃的场景，三大业务场景共同驱动之下，美团的战略将非常清晰，那就是建立起一种心智，或者是消费习惯：想到吃，用户就会首先点开美团APP。所有不断保持增长的大公司都具有一个共性——“洋葱模型”，即保持三个层面业务的平衡发展：第一层面是拓展和守卫核心业务，第二层面是建立新兴业务，第三层面是创造有生命力的候选业务。对于美团来说，就是一层外卖，二层到店、酒旅，三层社区电商等新业务。○拓宽护城河美团优选就是不断拓宽加深护城河的战略措施，一方面从不同的使用场景激活存量用户和获取增量用户，让用户池越来越大，平台的网络效应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让用户打开APP的频次越来越高，为用户提供食住行的整体解决方案，使得用户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离不开平台，转换成本也就越来越高。美团优选业务在短时间也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全国日均订单量达到了2000万件，一举超过了橙心优选、兴盛优选、多多买菜等同量级的团购老对手。同时，美团的社区电商业务，旨在打造“兴盛+阿里+京东”综合模式——既有生鲜、日用百货，同时以社区为服务半径，并扎根做物流等基础设施。“拓流量、补场景、筑壁垒”，这是美团重仓美团优选、主动参与社区电商战役的三大理由。筑壁垒是主动防御，补场景是积极布局，拓流量是正面应战。社区电商对于美团的意义已无需赘述，简而言之，他是美团新用户的催化剂，GMV的新增量和营收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团优选也是美团必须胜利的一场战役。谁是最终胜者？除了美团，阿里、拼多多、京东、滴滴、抖音等巨头纷纷加入了社区电商这场战役，多家宣称投入不设上限，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战役。笔者认为，这场战役最后的胜利方，大概率还是美团，理由也有三。○最佳的业务协同美团外卖在2020年完成101.5亿单，也就是说用户发生了超过100亿次点击下单，社区电商围绕着“吃”，也是外卖场景的延伸和补充。美团优选已经放到了APP首页位置。假设点外卖的用户转换率是10%，那么，美团优选就可能产生10亿单，按照客单价15元来计算，就能带来150亿GMV，这还只是外卖业务的被动转换。从需求侧来看，对于美团优选而言，美团外卖等业务就是最好的流量入口。从供给侧来看，美团基于多年的O2O运营积累沉淀了680万活跃商家，这些商家天然就是团长的最佳人选和到店提货点，美团优选可筛选出最好的最后一公里合作伙伴。在业务协同上，美团关联度是最高的，场景转换率也会是最高的。阿里、拼多多和京东作为实物电商的玩家，用户体量大，从购物到买菜场景转换的可能性也存在，但相对于美团以“吃”为主的本地生活服务，这样的转换显然不够直接，业务协同关联性较低，转换率自然难以比肩美团外卖。○极高的安全边际美团2020年外卖收入662.7亿元，经营利润28.3亿元，这块业务可以为美团优选持续输血。王兴给美团外卖设定的2025年度目标是日均1亿单，意味着未来5年还有260%左右的增长，年化复合增长率大约21%。不得不说，餐饮外卖业务有着长长的坡、厚厚的雪，也是社区电商业务最好的现金流支持。2020年到店/酒旅收入212.5亿元，经营利润为82亿元，未来待疫情解除，酒旅的收入和利润表现仍将不错。外卖和到店/酒旅业务，就是美团优选业务最好的安全垫，在需要持续投入的社区电商业务上，能够为之持续输血，在激烈的烧钱战斗中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就有了很高的安全边际。○无缝的技术赋能在互联网公司里，美团的技术实力可能是最被低估的。美团自主研发的智能调度系统，能在极短时间内将大量涌现的新订单和周围的骑手进行实时匹配，同时兼顾用户体验、商家体验和骑手体验，这意味着庞大的计算量、极高的运算速度和复杂的算法模型。举例来说，如果某商圈实时产生85份订单，周边有228位骑手，那么就有22885种匹配方案。一位骑手身上有5单，那么实际存在11.34万种可行配送路径，智能调度系统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够在0.55毫秒内为骑手规划出最优路径。美团这样的技术底色，能够有效地匹配供需并形成配送路线，也能够为订单量繁多而杂、需求不稳定性高、配送路线复杂多变的社区电商业务提供很好的技术赋能。这样的技术积累和优势，也是其他竞争对手不具备且短期内难以超越的，同时在移植到与外卖业务特点相似的社区电商也顺理成章，这也是美团优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当然，社区电商的终局，可能不会成为外卖市场那样的垄断领地，将来更可能会像实物电商一样成为一个多寡头并存的市场。即便如此，美团也定会是行业的领导者。美团已经抢占了先机。美团优选目前已进入90%以上的中国县市，2020年底订单件数已经达到2500万左右。预计2021年日均件单数有望达到6000万以上，如果件单价按照10元估算，则年度GMV将达到2190亿，那么，美团整体GMV在2021年突破1万亿也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了下半场，而消费互联网也进入了尾声。社区电商，将是实物电商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场最后的战役，谁都不想输，或者说谁也输不起。对美团而言，社区电商业务是“五年一遇，甚至十年一遇”的机会，且能为电商创建新的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建设完毕，就有机会触及海量的用户群体。过去的电商基础设施是难以全面服务于那些郊区“五环外”的消费者的，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美团有机会将这些增量用户吸引到平台上来。当然，建设新的电商基础设施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必然意味着短期大量投入和忍受持续亏损。幸运的是，美团追寻的永远是星辰大海，看到的永远是诗和远方。从短期数据来看，新业务虽然带来了暂时性亏损，但这绝不是经营上出了问题，而是美团的战略性选择。（作者为投资人，著有《新零售：吹响第四次零售革命的号角》，本文有删减）三、FirstPerson第一人称智慧芽破土做SaaS产品，是磨炼心性的过程。记者曹彦君编辑韩璐知识产权的赛道，在国内正得到重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2019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为140万件，是美国主管部门收到的申请量的两倍以上。国际专利方面，当年中国提交了近6万件申请，20年内增长了200倍，超越美国，成为了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2007年，智慧芽在该赛道鲜为人知时即入场，今年3月，公司获得来自腾讯和软银3亿美元的E轮融资，成为2020年以来SaaS行业最大一笔融资。30分钟的视频会议中，智慧芽创始人兼CEO张济徽、联合创始人关典在简短介绍后，孙正义就表达了投资意愿，并强调智慧芽一定要接受软银的资金。屏幕对面戴着黑框眼镜的孙正义，对张济徽和关典说，知识产权是个好赛道，软银打算投资，希望他们可以专注业务拓展，不用再向投资人一遍遍展示商业模式了。2011年，智慧芽以全球专利数据库产品切入中国市场，并推出围绕专利流程的管理工具，为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化的服务解决方案。2013年开始，智慧芽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之后的5年，每年销售额都保持10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4年起，保持着平均每年一笔融资的节奏。智慧芽已经在客户和数据源两方面建立起了规模优势：在全球拥有超1万家客户，国内客户有中科院、小鹏汽车、大疆、药明康德、商汤科技等，国际客户有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陶氏化学、戴森、Spotify等；覆盖116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积累超过1.5亿专利数据，1.7亿化学结构数据，400万篇科技文献等。关典表示，知识产权只是智慧芽的第一曲线，目前正着力打造第二曲线：科创情报。在专利情报的基础上，增加了论文、期刊、科技新闻、财务数据等更多的数据源。此外，基于不同行业的需求，智慧芽还在生物医药、化学等行业建立了垂直领域数据库。围绕创新与知识产权，智慧芽已推出一系列产品：PatSnap全球专利数据库、Innosnap知识产权管理系统、Insights英策专利分析系统、Discovery创新情报系统、LifeScience系列数据库等。关典透露，智慧芽尚未盈利，营收规模在数亿元人民币，其中90%的营收来自SaaS服务。从地域分布看，来自国内的营收约占一半，剩下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北美和欧洲。事实上，在快速增长之前，智慧芽经过了长达5年的蛰伏期。早期国内没有人重视专利，智慧芽作为率先开拓该模式的企业，需要漫长的周期来打磨产品，在市场推广中也屡屡碰壁。关典感慨道，不同于toC企业，模式很快能得到市场验证；做toB的SaaS产品，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所幸，14年深耕，这颗“芽”破土而出。打磨产品我和Jeffrey（智慧芽创始人兼CEO张济徽）是在新加坡共同创业的。我们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他比我早两届，我们先后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培养科技创业者的项目，可以全额奖学金去硅谷。我去了斯坦福大学，Jeffrey去了沃顿商学院，一边学创业相关的东西，一边在当地创业公司实习。2007年，Jeffrey从硅谷回到新加坡，创立了智慧芽。我毕业之后加入，当时团队总共三四个人，只有产品雏形，没有客户。Jeffrey做产品，我负责商务。我们在苏州请了两个开发人员，租在一个家乐福商场楼上的公寓里，房间里只有一个破旧的床垫，一张桌子，还有一堆服务器在运转，他们就在那里办公。我在新加坡，负责打电话找客户。三个月后，我们回苏州加入了他们。2010年，智慧芽融到了第一笔钱，我们拿着产品原型，找到了一个很有经验的投资人，他在政府的支持下做天使基金，投了我们100多万新币。拿到这笔融资后的大半年，我们很“嗨”，开始招人、建团队，同时去敲一些B端客户的门。团队只有几个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开销，每个人拿的工资都很低。但一下子招了四五十人之后，有了真正的压力：每个月都要发工资，钱烧得很快，产品又磨了很久，一直在推迟。前期数据的累积和沉淀尤为艰难。我们负担不起优质的数据供应商，只能靠自己找。最早的一批数据，是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BBS上，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来的。但数据质量不好，就要自己想办法清洗。我们慢慢发现，做数据库产品的门槛真的很高，因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积累好数据，这也是为什么行业中基本没有竞争对手。即使在有资源的情况下，要打磨一款专业的数据信息产品，没有三五年也是不可能的。刚开始创业时我们不懂，本来觉得两三年就可以成功，结果连产品都没有出来。当时在硅谷最流行的是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MySpace、YouTube，这些toC的创业公司，两三年就崛起了，且估值巨高。没想到做toB那么难，进展距离我们的期望值有点远。我和Jeffrey也会偶尔互相抱怨，我说他产品一直做不出来，客户不买；他会抱怨我销售能力不行：好的销售什么东西都能卖，为什么卖不掉？2011年，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只能裁员。从四五十个人裁到10人。我们管理层的工资减半，还要和剩下的员工商量，能不能工资减20%？当时大家都很支持，希望公司尽量维持久一点。那是智慧芽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公司随时会死掉。所以我们又找到天使投资人，追加了投资，他在智慧芽的占股很大，现在应该赚了几百倍。打开市场2012年底，智慧芽的产品终于做出来了，压力转到销售端。我们早期的销售方式很原始，我给新加坡知识产权律师一个个打电话，他们帮客户申请专利或打官司时要做分析、用数据，对我们的产品是有刚需的。当时在国外也有同类产品，但我们认为智慧芽的产品功能更好、更便宜。打了两三个月电话，没有收获任何一家客户，才发现律师们不太愿意花钱。回国后，我们试过toC业务，将产品挂到网上，按使用周期定价99美元到299美元不等，每天卖一个或两个账号，一个月的业绩只有十几单，就这样做了一年，非常惨淡。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非标的定制服务，比如有一些高校教授做研究，需要专利数据，我们就把数据整理好打包给他们，每单价格在5万到10万新币。2013年出现的一个契机，让智慧芽战略性地调转了市场方向。有一家客户叫宏力半导体，他们的知识产权总监觉得智慧芽的产品不错，但我跟他聊了三四个月，销售推进不下来。最后他坦白，签单的权限不在他，而在公司的CTO，一个美籍科学家。他在技术高管会议上给我争取了15分钟的展示时间。我讲完之后，CTO就现场拍板、签单了。回去之后我和团队说，主攻研发团队才是正道。知识产权是为研发服务的，研发人员才是需求更大的终端客户。找到新的推广角度后，智慧芽的业绩呈指数级上涨，每年的销售额都保持100%以上的增长速度。每一年制定的目标都让团队觉得不可能，但每一年都达成了，团队也很开心。打造销售团队，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在SaaS领域，特别是做垂直领域的，往往招不到现成的销售人员。当时国内的toB销售分为两类人群，一类是互联网大厂的大销售，西装革履，一单都是几百万元，一个销售一年维系三五个客户，就能做到上千万元的业绩；还有一类是阿里的铁军地推团队，节奏非常快，一天见五六个客户，靠口舌去说服中小企业主。这两类销售到了智慧芽都不行，我们的销售对象是研发、知识产权部门，都是高学历的科研工作者，参考阿里铁军针对中小企业老板的那套打法，行不通；大厂的sales节奏很慢，我们要求一个星期拜访8-10家客户，管理上百家客户，他们也不行。最后，只能去各行各业找聪明的、心态开放的人，从头培养团队。扩张边界完成E轮融资之后，智慧芽的发力方向有三层：继续打磨产品的本质——数据；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数据进行处理加工；基于用户场景，做出用户体验更好的新产品。数据工厂已经进入2.0阶段，更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对数据做深度加工，可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数据挖掘和文本挖掘。比如，我们为数据“打标签”，并搭建起词库知识图谱，如果研发人员用大白话来表达一个专业名词，系统可以实现相关的语义搜索。目前，智慧芽可提供6种语言检索方式，专利数据每周更新，90%数据可实现机器自动化处理，并达到秒级产品响应速度。在第二曲线中，智慧芽增加了论文、科技新闻、投融资情报。我们发现，研发部门在信息获取上存在痛点：闷头做研究，对竞争对手科研情况掌握比较闭塞。我之前去一家山东的医疗器械公司，给事业部总经理分析竞品，他看到对方公司做的全是自己想做的产品，而且早就布局了几十件专利，一看就傻眼了。这家公司最后成了我们的大客户。第二曲线对公司的价值也非常可观。研发部门可以花1亿元把产品做出来，但也可以花1000万元收购一家已经有同类产品研发经验的小公司。拓展第二曲线时，我们在做专利数据库中积累的经验，50%-60%是可以借鉴。无论是第一曲线的专利，还是第二曲线的科创情报，归根结底都是科技创新。第一曲线告诉客户，内部研发可以怎么做；第二曲线将场景拓宽到了外部，让客户看到技术和商务方面的竞争情况，让他们知道，要做一款产品，可以内部研发，也可以和别人合作。在未来重点布局上，智慧芽已逐渐切入垂直领域数据库。目前推出了一款生物医药数据库LifeScience，主要的客户为医药公司，包括恒瑞、上海医药、正大天晴，很多都来自第一曲线。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投入很大，但企业需要的信息并不好找。我们的高管和产品经理见了很多客户，整理发现按行业划分，对生物医药专利信息的需求是排名第一的，而且客单价最高。这是一个10亿级的市场，可以做垂直产品。客户的需求是有行业特征的，比如汽车行业更多是用图形去搜索，整车设计、座椅设计、机械里都会涉及画图，但化学领域的搜索形式是化合物、结构式，有自己的化学分类体系，隔行如隔山。所有高科技领域，包括IT、半导体、通信、新能源、新材料、化学、汽车、生物医药、高校研究机构等，需求都非常明显。未来，智慧芽将着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垂直领域，建立知识图谱，服务好产业发展。智慧芽的生态圈，也在这个过程中茁壮成长。只有第一曲线时，我们的合作伙伴是知识产权圈子里的人，像是做专利申请的人和专利律师。拓展出第二曲线后，谈科技创新，想象空间更大了。比如，在科技金融这一垂直领域，银行、券商这些机构，以前离得很远，现在成了合作伙伴。通过智慧芽学院，我们和大学、研究院、知识产权圈的媒体、代理所、律所，都逐渐成了伙伴关系。智慧芽是开放的，我甚至看不到生态合作的边界。智慧云柚降本增效，为货运物流装上“智慧大脑”。记者方文宇编辑韩璐对于跑长途货运的赵师傅来说，找货主“要账”是他最头疼的事，“最长能拖3个多月”。操心又费力的赵师傅早就想加入物流公司，为自己找一个“避风港”，但一听要交2万元的押金，就打了退堂鼓，“怕被骗，一直不敢试”。去年11月，在朋友的介绍下，赵师傅把13米高栏车开到了云柚货运。“最满意的就是云柚结账很快，他们根据我还车贷的日期按时给我发工资，淡季也有2.7万元的保底收入，省心多了。”赵师傅口中的云柚货运（下称“云柚”），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智慧物流解决方案供应商，专注于B2B运输市场。云柚CEO周吉龙告诉《21CBR》记者：“货运是非常接地气的行业，云柚要做的是给物流装上‘智慧大脑’，以大幅提升B2B货运市场的效率。”目前，云柚运输的货物主要为四大类：餐饮日化等消费品类，占比30%；工业成品或半成品，如塑料颗粒、纤维粉末等，占比30%；占比15%左右的石板类建材；以及袋装粮食、饲料和化肥。2021年4月，经历5年浮沉的云柚，宣布完成B轮千万美元融资，腾讯和钟鼎资本联合领投。跨界做物流2016年初，我和合伙人，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闫晚丰成立了一家算法公司，希望靠技术算法帮助企业做更聪明的决策。起初，公司业务和物流完全不搭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主攻智能化营销、受众投放领域。直到2017年，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景，尝试切入的领域也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当年3月，我和几个做管理咨询的朋友一起聊客户痛点，发现可以进入物流领域，帮助运输车队做网状调度。当时感觉物流行业相对比较落后，但是行业被智能化的空间很大。越动态越复杂的地方，计算机就会做得比人更好。物流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景，把算法和物流业务创新相结合，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原本我和闫晚丰一个做投行，一个做对冲，对物流完全不熟悉。运输的需求来自于不同的人或者企业，大家接触的多是来自C端的需求，比如外卖或者快递，C端需求的特点是小而散，且服务相对标准化，比如按照尺寸或是重量收费的快递都有明确的价目表。来自企业端，特别是实体的生产制造业和贸易流通业的需求，从量上来说，比个人需求多出近一个数量级，但少有人关注。B端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货物生产制造的上下游。以一家矿泉水厂为例：矿泉水包装瓶的原材料来自化工厂的塑料颗粒，仅包装瓶环节就涉及到塑料颗粒和成品包装瓶的运输；矿泉水包装好后，又需要从水厂运输给商超或者分销商。B端是一环接一环地运输，我们在B2B的运输市场中看到了机会。2017年4月，我们正式以软件服务商的身份跨界迈进了物流行业，开发算法嵌入到业内车队和运输企业的系统里，试图在运力调度上做出改变。物流是关乎数据的生意，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大脑来改变低效的运行方式，目的是提高效率，效率提升的增量会创造出额外利润。当产业链上下游都从中获益后，就会更加聚拢，释放更大的能量，让物流行业一点一点进步。要想彻底改造这个行业，光靠卖系统给别人是远远不够的。2018年3月，我们从一个软件公司变成了运输公司。转型后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场景是做快递运输，很快这个场景就给了我们“当头一棒”。B2B货运2017年做软件服务商的这一年，我们的客户是业内车队，而接触到的所有普货车队，全部都服务于快递公司。当时认知有限，觉得既然所有车队都干这个，肯定有市场，那我们也干。至于消费品、建材、化工半成品谁来运？怎么运？我们没接触到，也完全不了解。埋头苦干一年，也被快递场景“吊打”了一年，原因恰恰是因为快递太好干了。起初，每个货运司机都是个体户，一个人开车拉活很容易。慢慢地有人发现快递很好干，货源源不断，突发情况少，价格甚至还高一些，赚到钱后他自然发展成了一个车队，更进一步就会资本化。但在快递市场竞争有两大问题：一是门槛太低，会开车就行；二是中国的快递已经是寡头市场，且蛋糕有限，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最关键的是，由于大量稳定的需求，快递运输的路径并不复杂，基本可以实现两地往复运输，无需担心空车问题。这就使得算法没有用武之地。2018年底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考虑新出路。通过市场调研，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消费品、建材、化工半成品市场上，几乎全部都是个体司机，市场需求并不小，但鲜有车队，因为整个物流行业的人都不自觉地忽略掉了他们。为什么有钱不赚？因为太难赚了。个体司机来回找货，尽量让自己的货车不闲置、不跑空车不难实现，但一位拥有10辆车的老板，若充分考虑货源、成本，让10辆车无缝衔接运货，恐怕要愁得“一夜白头”。所以B2B的货运市场上很难形成有组织的运力，进而导致个体货车司机缺乏话语权。在整个价值链的上下游，运力或者司机这一层是最分散的。2019年3月，我们放弃了快递市场，转入B2B货运领域。通过跟踪个体司机的行驶轨迹，我们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现象。比如，赵师傅加入云柚之前，跑郑州至上海线，从郑州开到上海，地图上显示900多公里的距离，一直沿着高速开最快最方便，可中间他上了9次高速，又下了9次高速，把这段路切成了18段。明明在高速上一直开最方便，但分成18段更省钱。赵师傅的13米高栏车可以装近32吨矿泉水，6.4万瓶，跑一趟他能拿到近7000元的工资，这7000元还需要支付路上的油耗、高速费和食宿费。赵师傅不得不规划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路径，既能充分拼接时间，又能不空车返程，还能省钱，因为每一笔付出去的成本，都是他从收到的7000元里划走的。为了准时抵达，方便回去接更多的活，赵师傅不能开得太慢，不能绕太多路，不能走容易违章的路；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不被偷货偷油，少掏住宿费，他要尽量在高速服务区休息；同时他还要考虑去哪个加油站，加一个单价相对便宜的油。在一系列成本考虑下，赵师傅最后选择了九上九下高速的路径。对于赵师傅来说，能算明白这段郑州至上海的往返路线，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跑通闭环B端复杂性高，标准化低。在这个市场上，客户和司机都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问题。从郑州抵达上海卸货之后，赵师傅要轮流问一圈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厂子，是否有货需要运输，如果有，是否能立即出发。如果是快递公司，问题迎刃而解，寡头快递全国都有集散点，郑州和上海间有来回的班车，司机负责装卸货就可以。在赵师傅从郑州开到上海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返程的时候拉的是一车狗粮还是塑料，也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才能装货。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司机耗费大量的心力和时间，很难判断是等两天拉上货回去，还是直接回去路上接新的单子更划算。所以这个市场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司机在他有限的计算能力之下，只能在两个点之间来回跑，越聪明的司机越能控制成本。我们要做的是靠大数据提高效率，帮助所有司机在每条线上做聪明的决策，控制成本。我们可以同时看50个城市的货，帮司机派单，像一个放大的货运版滴滴。走哪条路线，哪个口上高速，在哪个站点加油，都帮司机规划好了。智慧物流这个行业，智慧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就是四个字：降本增效。B2B市场的效率确实有很大提升空间，不过这并不能防止我们赔钱，因为机器大脑还没有跑通闭环，还没有学会省钱的方法。一开始，货车司机是不信任我们的，想拉他们一起干，就要给出高于市场的价格，货主不会给更高的货运费，因为他们在意的是单车成本，差价要我们自己补。这样一来，在闭环没有跑通之前，每辆车都在亏钱。我们需要解开一个难题：货主不多花钱，司机能多赚钱，我们也能不赔钱。那多出来的钱从哪来呢？从效率增量来。但是在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能我们买单，埋头硬买。问题的核心是：同样价钱的货，同一辆车，在我们手上能不能赚到比个体司机更多的钱？赵师傅单干的时候，单辆跑1万公里，挣2.5万元；安装云柚的算法之后，单月跑1.6万公里，挣3.5万元，其中他的收入增至3.2万元，我们则从中获得3000元。对赵师傅来说，他跑的公里数虽然多了，却是高效、省心的。总收入上升，不用再愁找货和省钱问题，不用担心工资被拖欠，如果不小心产生了罚款，公司会负责偿还和担保。去年11月，随着数据的积累和算法的优化，这个难题被我们破解，闭环终于跑通了。今年起单月GMV接近3000万元。往深了讲，我们不仅能帮这个体系内所有人赚钱，反过来还能优化供应链。根据算法网，我们可以分析哪几个点的加油站适合让司机集中加油，通过给加油站流量，压低供油的价格。需要做的尝试还有很多，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下一个场景打算考虑动态拼车，比如能否在郑州到上海的途中卸货、接货，实现这个场景后，将更大地提高效率。随着智能化程度加深，货物将不再只搭乘一种交通工具，如何实现陆运、水运和轨道运输的拼接，是一大挑战。能不能竞争赢过其他科技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云柚提供的新一代解决方案能不能赢过传统模式。好比电动车的战役，不在于蔚来能否打赢特斯拉，而是电动车能否整体打赢燃油车。四、Company公司台积电的甜蜜负担失去华为，苹果补位。记者覃毅编辑谭璐国际贸易摩擦叠加突发的疫情，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失序，“芯荒”危机蔓延多行业。当芯片缺口释放，产业链上下游也开始寻找新的成长周期：有企业豪掷数百亿扩建扩产，有企业重新走上自研芯片的险路，有企业顺势拆分芯片业务冲刺IPO。所有的芯片问题，最终都绕不过制造环节，这让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拥有了甜蜜的烦恼：随着订单需求急剧暴涨，一方面公司多季度营收净利双丰收；另一方面，产能吃紧的境况下，公司陷入竞争对手干扰的焦虑。4月15日，台积电发布的2021财年Q1财报显示，其季度营收129.19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净利润49.81亿美元，同比增长19.4%。“我们认为，芯片需求将持续高涨，短缺状况将持续今年全年，并可能延长至2022年。”台积电CEO魏哲家在电话会议上表示。然而，尽管实现了超预期的业绩增长，二级市场似乎不买单。4月15日美股开盘，台积电股价小幅下滑3%，总市值6289.15亿美元。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开年来，台积电股价走势较为波动，最高报141.8美元，最低107.9美元，振幅达31.24%。回顾过去一年，台积电既经历了断供华为的两难抉择，又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浪潮中成为科技巨头们的竞争标的。台积电迈出的每一步，传递着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风云诡谲的信号。芯片短缺2020年底以来，芯片短缺导致车企停产的危机蔓延至消费电子全行业，芯片代工厂订单爆满。台积电占据全球先进制程晶圆代工一半以上市场份额，过去一年业绩大爆发。2020年全年，台积电总营收达到1.33万亿新台币（约合467.5亿美元），同比增长25.2%，刷新历史新高。在第四季度，受益于5G手机和高性能计算，其季度营收突破126.7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净利润50.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从工艺收入结构上看，台积电第四季度晶圆销售金额中，5nm制程出货占20%，7nm制程出货占29%，16nm占13%，这三大先进制程营收达到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62%。分季度看，7nm制程在多个季度的营收构成上占比最高。据台积电财报，2020第三季度其营收为121.4亿美元，5nm工艺贡献8%即9.7亿美元，而在第四季度，5nm贡献了25.35亿美元，环比增长161.3%。这不仅意味着下游客户对台积电先进工艺的需求之强烈，也反映芯片产业上下游的迭代周期已经打开。2021年开年来，芯片产能紧张形势严峻，台积电在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了3624.1亿新台币（约合127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净利润1396.9亿新台币（约合50亿美元），同比增长19.4%；毛利润为1898.39亿新台币，同比增长18.1%。从工艺营收构成来看，7nm制程占2021年第一季度营收的35%，5nm制程占14%，16nm占14%，三大先进制程营收达到晶圆总销售额的63%。对比上一季度，先进制式晶圆依然是台积电获得持续稳定现金流的关键。从平台营收构成变化上来看，2020年全年，除了汽车外的手机、HPC为主要终端需求的业务均实现了正增长。这一年，台积电的营收构成也基本遵循以手机、HPC和loT为主导的增长逻辑。而在2021年第一季度，伴随着市场客户需求变化，台积电不同业务的产能出现了明显调整。据财报数据，台积电手机芯片产能收入出现了-11%下降，汽车芯片产能收入则出现了31%增长。台积电称，其汽车行业客户的芯片短缺问题，将在下个季度开始缓解。而真正令市场担心的是，手机等业务的“缺芯”趋势也在酝酿中。面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失序，这个全球芯片代工巨头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竞争标的，这也带来了更多营收想象空间。台积电预计，今年第二季度销售额将达132亿美元，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28亿美元。按美元计算，今年全年营收可能增长20%。分析师预计，驱动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车用芯片、服务器高速运算芯片的订单增加，而表现比较弱的是消费性电子类的芯片。随着芯片供需矛盾严峻，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广泛关注。4月14日，台积电南科晶圆14B-P7厂停电不到5个小时，有3万片晶圆受影响，损失金额或达10亿新台币（约2.3亿元人民币）。分析认为，由于涉及时下货量紧张的车用电子芯片产能，这将导致其全球客户新车交付延后。去年以来，台积电工厂多次发生意外，如德州的暴风雪和日本晶圆厂生产中断。由于芯片行业周期性，加上半导体生产商的产线本身具有24小时连轴转的特性，每一次生产意外都加剧业内的担忧。断供华为据2019年财报，苹果为台积电贡献了23%的营收。而华为贡献的营收占比从8%提升至14%，仅次于苹果。去年9月15日美方禁令生效断供华为以来，市场预计台积电营收或会大幅缩水。而事实上，在相应的Q4财季，这样的推断并未出现。从消息面来看，市场传闻称在美方禁令生效前，为扩大芯片备货，华为向台积电紧急加单，后者曾为其备货5nm工艺的麒麟9000芯片1000万颗左右。尽管传闻并未得到双方的明确表态，但台积电在相应的第三季度净利1373新台币（约合48亿美元），同比增长36%，创下了单季净利的最高纪录。具体营收构成来看，该季度台积电手机业务营收占比达到46%，接近全年48%的水平。华为留下的产能空缺，要怎么填补？台积电在去年6月曾回应，如果美国禁止公司向华为销售芯片，其他订单可以很快取代华为空缺。“我们希望（禁止公司向华为销售芯片）不要发生。如果发生，我们会在很短时间补上。”在年度股东会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去年7月份，有市场消息称，苹果要求台积电出货8000万颗iPhone12及iPadAir搭载的A14处理器，这被业内人士视为台积电失去华为后依旧保持业绩涨势的指引之一。从苹果2020年下半年密集发布上市新品的节奏来看，上述推断不无依据。下半年时间里，苹果共召开了三次产品发布会，带来了10余款新产品。其中第一款使用A14芯片的产品是第4代iPadAir与第一批支持5G的手机iPhone12系列。除了苹果，失去华为的台积电也有了更多“补位”替代。近日，台积电表示，其订单已经预订到了2022年上半年。更早些时候，市场曾三次传出台积电涨价消息，包括12英寸晶圆的价格涨25%，2021年彻底取消对客户的优惠价等。台积电CFO黄仁昭在电话会议上表示，继今年前三个月支出88亿美元后，台积电预计今年将投资约300亿美元，用于产能扩张和升级，高于之前预期的250亿美元至280亿美元。黄仁昭同时指出，预计未来三年内还将投资1000亿美元，以提高产能，支持半导体技术的制造和研发。这也让新建工厂成为了重中之重。近日，刘德音在参加美国半导体高峰视频会议时也表示，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即将兴建的5nm先进晶圆厂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案之一。不过，台积电也将面临一些新挑战：美国政府扶持政策密集出台，促使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加快重整半导体供应链。上个月底，英特尔新任CEO帕特·基辛格宣布，计划斥资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亿元）在美国新建两座晶圆厂，大幅提高先进芯片制造能力，同时向外部客户开放晶圆代工业务。对此，魏哲家在电话强调，英特尔也是台积电重要客户，彼此在部分领域合作、部分领域竞争。“在纯晶圆代工领域上，提升先进制程技术固然重要，但让客户充分信任更是关键。台积电从来不会与客户竞争，这应该是与英特尔最大不同。”特斯拉走下神坛各界对手相继入局，其领先优势正在缩小。记者钟黛编辑江昱玢连续遭遇负面新闻打击的特斯拉，总算迎来了点好消息。特斯拉4月27日晨发布一季报显示，一季度Model3/Y交付18487辆，同比增长140%。得益于交付量的再创新高，特斯拉汽车第一季度总营收约为103.89亿美元，同比增长74%。去年股价猛涨700%以后，特斯拉今年经历了“过山车”行情，分析师对特斯拉股价的预期呈两极分化，期权定价变动范围达到了±7.2%之多。股价震荡背后，电动车赛道竞争日益激烈，传统车企巨头正在加速转型，凭借制造能力与渠道优势在新能源车市场攻城略地，而长于技术和软件服务的科技新贵也接连入局造车。随着更多的竞争对手加入比赛，特斯拉的市场领先优势正在缩小。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很忙，不仅要与何小鹏隔空对骂，还成了一众传统车企对标的“靶子”。大众集团CEOHerbertDiess年初入驻推特，首条推文即公开叫板特斯拉：“我来这里是为了与大众集团共同产生一些影响力。当然，也是为了赢取马斯克的一些市场份额。毕竟，我们的ID.3和e-tron已在欧洲取得了一些成绩。”除了大众，宝马也表示不服。宝马集团董事长、CEOOliverZipse在公开活动上称，随着竞争对手在电动汽车领域不断深入，特斯拉难以保持快速增长，行业内的成熟汽车制造商正在用更多的电动车产品反击。叫板背后，是在相对分散的电动车市场中，特斯拉的领先地位并不明显的事实。不可否认，传统车企正在迎头赶上。据SalesEV最新可查询数据，今年前两个月的全球电动车市场，特斯拉的市占率为13%，仅比上汽通用五菱多3个百分点，宝马、比亚迪、大众则分别获得了6%、5%和5%的市场份额。具体来看各个市场。在美国，据摩根士丹利分析称，特斯拉的市占率从2020年年底的81％大幅下降至二月的69％，其损失的12％市占率，则全部由交车量暴涨的福特野马Mach-E所蚕食。在欧洲，SalesEV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电动车市场，宝马以10%的市占率领先，市场份额排名第二、第三的是大众汽车（9%）和梅赛德斯（9%），沃尔沃（8％）、标致（7%）和雷诺（7%）紧随其后，而特斯拉的市占率仅有3%。在中国，今年前三月的新能源车市场，上汽通用五菱以21％的市占率占据首位，特斯拉（14％）屈居第二，比亚迪（11%）第三，其次是上汽集团（7％）、长城（6％）和蔚来（5％）。得益于长期积累的供应链、整车制造能力和经销商网络，传统车企切入新能源领域的时点虽晚，但足够快速实现大规模产销，抢占市场。“蔚来、威马等造车新势力还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在产销上暂时还难以与特斯拉对抗。但传统车企在发挥规模效应上，则可以与特斯拉掰一掰手腕。”汽车分析师张翔对《21CBR》记者表示。大众汽车计划今年销售100万辆电动汽车，明年基于其标准化平台，将一口气推出27种车型。Diess称：“我们的转型会很快。”大众雄心勃勃，称其电动车销量将在2025年超越特斯拉，达到300万辆，跃升为市场领导者。除大众外，其他传统车企也纷纷抛出高增长的蓝图。到2025年，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计划电动车产量将达到140万辆，丰田电动车计划销量将达50万辆。罗氏证券高级分析师CraigIrwin认为，特斯拉超过预期的可能性已经全部体现在估值里了。他表示特斯拉的市值约为6600亿美元，高额估值使其已经接近美国和欧洲传统车企的总市值。在美债收益率飙升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特斯拉股价经历了“过山车”行情。反观传统车企的新能源汽车业务布局，则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股价平地起飞。今年以来，大众美国ADR大涨66%，德国交易所大众集团飙升了55%，市值膨胀460余亿欧元；美股福特和通用股价也飙升了43%、42%。差距缩小“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优势。”张翔表示。“很多车企都在学习特斯拉。比如，有的车企会把特斯拉的车作为标杆，买回后拆开做分析。很多新能源汽车产品与特斯拉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已经在一些重要的指标上超过特斯拉。”例如，蔚来ES6性能版搭载400kW双电机，电池能量为100kWh，纯电续航里程为610km，三项指标均优于同为SUV的特斯拉ModelYPerformance。据汽车之家分析，轿车车型中，小鹏P7鹏翼版电池能量为80.9kWh，纯电续航里程高达670km，优于特斯拉Model3Performance指标数据。自研车机系统和自动驾驶技术，一度是特斯拉的核心壁垒。但科技企业的入局，让“战况”变得更为复杂。特斯拉坚持自主研发车机系统，但是谷歌、百度、华为、阿里等科技企业研发的操作系统也各有所长，甚至在生态上更加完善。自动驾驶方面，特斯拉坚持纯视觉的传感器方案，华为押宝激光雷达冗余路线，百度Apollo的传感器方案则更为全面，同时包括了纯视觉和激光雷达。马斯克曾自夸道，特斯拉自研的FSD芯片是世界上最好的自动驾驶芯片。但赶超来得比预期更快。阿尔法SHI本月正式亮相，搭载了华为研发的车用芯片麒麟990A，该芯片算力高达400TOPS。作为对比，特斯拉Model3采用的FSDHW3.0算力仅为144TOPS。整体来看，特斯拉Model3可实现L3级别的自动驾驶，但华为、百度等科技企业领先一步，均已推出L4级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并在加速其商业进展。拥挤的电动车赛道，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和技术壁垒均受到挤压。未来，马斯克还需要拿出更多的成绩来证明自己。重塑阿斯利康代理、自研、投资，在其中国业务中三分天下。记者韩璐编辑谭璐“你们以后是不是要成为代理公司了？”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最近总被问到这个话题。外界的疑惑并非空穴来风。2021年2月，阿斯利康与国内创新药企君实生物达成战略合作，成为PD-1（特瑞普利单抗）在中国内地泌尿系统肿瘤和非主要城市所有适应症的市场推广方和主要代理商。3月，阿斯利康又与诺辉健康签订协议，获得后者的产品“常卫清”在中国内地的公立医院、药店和互联网医院的推广权。此前，外界对阿斯利康的认知，更多是一家全球制药巨头。2020年，阿斯利康年收入达到266.17亿美元。在中国市场，阿斯利康收入53.73亿美元，占全球收入20.2%，位居跨国药企第一，业务横跨呼吸、肿瘤、心血管、肾脏、代谢和消化领域。庞大的产品线与人员分布下，阿斯利康似乎不止于制药研发了。王磊向《21CBR》记者解释阿斯利康的“新属性”，“我们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能分辨方向和好坏。研发能力薄弱的部分，就合作；研发能力优势的部分，就自研产品，这是互补的”。在王磊看来，随着转型深入，未来商业代理、自主研发和投资孵化会在阿斯利康的中国业务中三分天下。生态转型阿斯利康从1993年进入中国后，一直以创新生物制药不断提升在华市场份额，如今在全国拥有近2万名员工。在近两年药品集采政策落地阶段，大量跨国药企纷纷缩减销售与市场团队，阿斯利康却依旧保持着庞大的队伍，因为随着阿斯利康自身业务的变化，公司需要更多人手投身于节奏更快的发展中。追根溯源，阿斯利康在中国的转型启动于4年多前。2017年，阿斯利康在无锡建立了中国健康物联网创新中心，计划探索健康物联网诊疗一体化全病程管理解决方案。同年，阿斯利康与国投创新合资成立了迪哲（江苏）医药有限公司，加快了本土新药研发步伐。2019年，阿斯利康宣布与无锡合作共建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同年，阿斯利康又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国中心，并与中金资本联合设立总规模达10亿美元的全球医疗产业基金，扩大海外创新引进和本土创新孵化。2020年，阿斯利康触网，启动了“互联网医院”项目。用王磊的话说，阿斯利康要搭建自己的生态圈。公司现在聚焦的，除了自身的研发与销售，还有创新生态圈、慢病管理、数字化医疗、资本对接、零售创新、基层医疗等多个方面，合作伙伴横跨政、产、学、研、医、投各界。在各细分赛道上，阿斯利康有不同的考虑。王磊向《21CBR》记者介绍，在方向上，更多参与公司了解的领域，少涉及不相关或者没有足够经验的治疗领域。在合作程度上，有采购和代理合作，比如，和诺辉健康、君实生物的合作；有共同研发层面的，比如与泛生子一起研发肝癌筛查产品；也有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化市场的。“很多企业，我们都是长期合作，从投资到各个阶段的支持都有。”王磊说，“这个生态圈不见得是大而全，我们不擅长的就不做，现在治疗领域里重视早筛早查、辅助诊断以及康复。我们会分阶段看，归根到底还是选足够好的产品。”扩大朋友圈2017年起，阿斯利康每年都举办生态圈大会，今年的参与企业超过600家，包含器械、数字化、保险、基金等多个领域。“我们的朋友圈要足够大，才能够推出患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才会有整体的、合理的解决方案出来。”国内的医疗环境，因为医保政策改革，集采落地等，各企业面对的竞争正在加剧。对如今的阿斯利康来说，“生态”变得格外重要。“研发中心对很多企业来说成了成本中心，但我们和国投创新合作的迪哲医药正在研发4款1类新药，公司也在冲击科创板。”王磊觉得，行业变化过程中，并不是一定要做不同的事，贴近市场是关键。“中国医保谈判、集采、发展创新，都是从民生考虑，阿斯利康也有创新药。手上有大品种参与集采很正常，不代表销不动，只要品牌够强大，患者有需求。”过去阿斯利康会强调原研药，接下来会参与到更多新药研发中，王磊表示：“我们有销售团队、有合规性经验，合作伙伴可以找我们做代理。我们还有10亿美元投资创新企业，阿斯利康战略调整后，手上会有数百个产品，强调的是患者需要，而不是自己有什么。”在市场依旧区分跨国还是本土企业时，王磊坦言，阿斯利康是跨国企业，会有跨国的架构和业务。“跨国企业本土化是一个必然战略，当我们和本土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研发、决策链都在国外的话，速度是无法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加上疫情带来的隔断，发展本土新药，发展本土研发，任何跨国公司在中国都要过这一关。”他表示，阿斯利康还是要接地气，底层逻辑就是要贴近当地患者，把创新和研发前移，无非是以当地患者利益、当地业态为中心，与当地合作伙伴整合在一起。“当然，我们不是只强调本土化，在本土创新走向国际的时候，阿斯利康跨国的属性也是当仁不让的。”对于未来，王磊表示，阿斯利康的生态圈内有资本对接产业，有互联网医院，有超过2万人的销售队伍，也有10亿美元的医疗基金，加上公司自身的优良管线和研发体系，可以在本土和国际业务之间切换，“今后，阿斯利康将拥有自己研发的50个产品，也有国内投资的100家公司，无论是药品、器械还是诊断，只要患者需要就去做，无论它是什么”。汽车业变革的危与机数字化转型工程庞大而漫长，必须迎难而上。记者杨松编辑江一苇“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或许没想到，他的这句话激励了半个世纪的广告从业者。如同美剧《广告狂人》所演绎的，汇聚了最顶尖人才的广告公司，凭借一个个精妙的创意，引领着消费潮流。时移世易，当移动互联网浪潮袭来，手握智能设备的用户，不仅自主决定什么内容出现在屏幕里，还参与到品牌塑造中，发出自我的声音。曾经精英、国际范儿的营销腔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有些落寞。广告公司的确在面临空前的挑战。屏幕画幅从4:3到16:9再到9:16，从TVC和LED海报到原生信息流广告，我们发现，那些传统4A（全球大型广告集团）公司如果继续保持原本的风格与策略，其影响力将越来越受限。“时代变了。”华扬联众COO孙学说道，“现在靠方法论活不下去了，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机制，在充分理解媒体属性特点的基础上，去嫁接广告公司的能力。”增长创意曾几何时，传统4A公司能提供的最大价值在于“BigIdea”。DDB创意公司用一句“thinksmall”，帮助大众甲壳虫汽车敲开了美国小车市场的大门。如今，这种由顶尖创意人才迸发出的“点石成金”魔力，正在被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一步步消解。在一切都被在线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当下，“广告创意”的目标更依赖于对数字原住民的理解，也更为直接地指向生意增长。星声场CEO汤斯认为，短视频的普及，无疑加速了营销效率的提升，这对于营销从业者而言，本身是个机遇。但高效也意味着营销内容的速朽，“所有的内容都太容易被感知到，也太容易被人一秒钟就划走”。基于这种特质，对内容生产者的要求也大大提升了。过去，营销按照月度或季度来测算这一波广告投放出去的反馈效果；到PC时代，效果可以按周按日来评估；短视频时代，我们要观察每一条15秒的内容，在播放第几秒出现文案最容易被用户感知，再过几秒之后，观众更容易产生赞评转等参与行为。数据化即时反馈营销效果，对所有从业者都是公允的，同时也是残酷的。“压力更大了。”汤斯坦言。“对于内容团队来说，最好一段时间出一个爆款，能休息两天，不然要不停地调整。”他坦承，当短视频内容广告数据表现不佳时，团队成员压力倍增，“客户给你钱，都有可能花不出去”。如今，已不再是一个广告创意PK另一个广告创意的压力了。据了解，巨量引擎目前单日诞生的短视频广告素材量超过70万条，加上平台用户创作的更多，广告要同这些海量内容争夺注意力。所以，想要跟上数字化内容消费节奏，广告营销公司必须做出改变。省广集团副总裁袁志表示，素材制作部门是省广汽车营销人员最多的部门，高峰期一天要产出接近100条短视频。巨大的生产压力下，一方面，省广汽车营销着手搭建了自己的内容素材供应商体系。此外，也尝试借助技术手段，让某些基础性的素材由半自动化系统来解决。以巨量引擎为代表的内容推荐平台，某种程度而言是“反经验主义”的。袁志提及，公司内部做复盘，即使是非常资深的优化师，面对一条“跑量”出色的短视频素材，有时也难以归纳其中原因。新平台，新的内容媒介，只能由我们去适应它的规则。面对这个广告代理商都有的困扰，巨量引擎正试图从问题源头上，帮助代理商解决创意的难题。平台在提倡“原生化”内容的宗旨之上，进一步细化出实施方案。一方面为广告营销人员开放“脚本库”，帮助大家从以往的素材中寻找经验，同时开发了自动化的预审预判评分系统，系统会自动给该创意评分，清晰看到加分项在哪里，减分点又是什么。通过这种手段，帮助从业人员完成初期的素材“海选”。对此，利欧数字CEO郑晓东说：“传统整合营销的方式是以客户为中心，跟随客户的思路走，但今天的环境下，我们必须从像巨量引擎这样具有超级影响力的数字媒体平台出发，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品效协同近几年，“品效协同”的风在营销领域刮得很大，汽车行业也难逃其势。本次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广告营销公司高层都给予了相似的判断，“品效协同”并非新话题，只是在新数字内容环境下赋予它新的使命。新意互动联席总裁杨涛觉得，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家对消费者行为转化路径更清晰了，实则是给从业者们在“品效协同”的“苛责”下松绑了。过去，大家对单则广告在潜在消费者分层流转中产生的影响力认知不足，片面地认为，只有提交线索才算是效果。一味地强求“线索转化”，结果造成了广告市场的恶性竞争，众多媒体开始比较单个线索成本，客户到手的数据真真假假，营销质量难以保障。杨涛对上个时代的竞争乱象总结道：“当所有人都在追求单一的线索收集量的时候，大家都在夺眼球、博冲动点击，用户看到的信息难以保证质量。粗制滥造的广告素材开始出现，一旦突破某一个临界点，就会反噬掉客户长期以来积淀的品牌好感度。”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杨涛认为，借助个性化的平台数据，引导我们认识单个用户到底处于5A消费模型中哪一层，从而提供针对性的内容。由此，在清晰的转化链路中，“效”被赋予多元化的意义，从而破除掉客户对线索的迷恋。这是数据驱动时代，对于营销人员而言真正的魅力所在。群邑中国数字媒介购买董事总经理姚岚将当今的营销转化总结为八个字，“技术赋能，以人为本”。一方面，他十分认可巨量引擎以内容为核心的分发机制，基于用户兴趣推荐，而非货架式的千人一面。在底层价值观上坚信，只有好的内容才能带来好的关注度，形成正向循环。另一方面，他认为，汽车品牌更应该有广大的胸怀，去真心关爱自己的用户。这种关爱也许不能带来短期线索收益，但长远来看，一定是有益于客户生意增长的。从姚岚的合作经验来看，像林肯、奥迪、奔驰等高端汽车品牌，当前也在做直播营销，与热门IP合作等等。与其他一些客户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并非当下能带来多少“线索”，而是借助优质内容触动消费者心智，让其感受到大品牌的“温度”。姚岚在采访中表示，“品效协同”是营销人终将抵达的圣杯，在通往圣杯的路上，技术是翅膀，但不能忘了“以人为本”，有温度地营销，是从业人员不容懈怠的使命。现阶段大家都很焦虑，恐被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所抛下，但当数字营销能力成为了汽车广告公司的基础能力，比拼的就是：谁能生产有温度、高质量内容，打动消费者的感情。孙学总结道：“不能忘本，制作打动人心的内容，始终是广告营销公司的核心优势。”消费者驱动汽车行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革，尽管数字化转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但真正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受限于汽车属于高决策门槛，低消费频次的特殊产品，其消费决策链路很漫长，不能像快消美妆产品那样“所见即所得”，汽车行业想要真正实现全面“线上化”，未来的路还有很远。决策链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经营模式的限制。最近几年受到造车新势力的影响，传统主机厂也开始强调“用户运营”，而“用户运营”的核心前提是消费者数据打通。“挑战特别巨大。”袁志直言。有一个特殊情况亟须解决。私人乘用车行业自从进入中国市场，就采取4S店经销商的模式，数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手里。想要打通，势必涉及其中的利益分配冲突。“传统生产制造端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现在的情况是大家走得有快有慢，但未来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郑晓东对当前汽车市场状况做出总结。对于汽车品牌偏传统的销售模式，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涛说，他跟车企领导们沟通时强调，用户运营的方向是对的，但不能盲目迷恋造车新势力们当下走出来的“成功经验”。造一个用户社区App出来只是表象，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车企间的基因不同。“传统的汽车企业被已有销售模型捆绑着，不可能把现有的都抛弃。”在杨涛看来，4S店并非包袱，应该是车企的优势，要认识到用户运营的重要性，利用数字化工具赋能，提高自身营销效率。孙学也认可这种观点，“不能把全部问题都归结在销售模式上”。我们看到，有一些经销商通过自己的用户运营，在抖音上积累了百万粉丝。事实证明，这件事的阻力并非全部来自经销商。关键还是一种思维上的转变，汽车链路上的从业者能不能在“消费者为核”的经营模式上，实现认知统一。作为车企的营销公司，需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客户的根本生意增长问题。孙学强调，不能只关注水面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一味说服客户把经销变直销，那4S店（整车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以后也可以叫“3S店”了。孙学表示，现在经销商主要不靠卖车赚钱，售后服务是利润大头，线下门店专心做好服务就好，但库存压力又回到车商身上。有关经销商与车商之间数据断层的问题，孙学觉得，关键还是看大家合作中所形成的协议，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汽车厂商可以用互联网思维方式，看待其与落地经销商公司的关系，从源头上厘清彼此不同的使命。巨量引擎作为平台方，也在尝试带领汽车行业用互联网数据化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到4S店，到基层去，从主机厂到经销商，从线上到线下。”在此前的采访中，巨量引擎垂直业务中心汽车运营负责人陈俊钢表示。打通线上线下，这是长期困扰车企营销的难点。以汽车直播营销为例，消费者观看直播的习惯已养成，但直播产生的80%线索都是被浪费的。由这一个洞察出发，巨量引擎牵头开始一场新的试验，推出“车云店”，旨在帮客户打通品牌号、经销商企业号等多个阵地流量，提升经营效率。陈俊钢强调：“汽车离不开线下，将营销变为经营的过程中，我们势必会坚持以消费者为核心，帮助车商和经销商达成更好的配合方案。”数字化转型工程庞大而漫长，但趋势在那里，我们必须迎难而上。这需要媒体平台、广告代理商、厂商及经销商多方合力。稳定的风险是最高的，稳定意味着你放弃了一切新的可能性。正如郑晓东所说，一个固化的信息环境里，媒体都非常稳定成熟，这时候会更难产出新的营销策略，难以给客户创新的解决方案。变革中，往往蕴藏着新的机遇。狭路相逢勇者胜，汽车行业正处在变革的前夜，对广告营销公司而言，重新理解新数字创意，坚持品效营销的基本功，始终以消费者驱动为核。或许，这里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本文由《21世纪商业评论》和巨量引擎官方智库共同出品。双方已联合制作聚焦汽车行业营销变革的特刊《动见之轰鸣》。作为该刊的延续，适逢巨量引擎渠道销售管理中心举办“垂直生态，动见未来”高层论坛的机会，《21CBR》采访了多位深耕汽车行业的资深广告营销公司高层人士，邀请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畅谈行业变革中存在的挑战与机遇。五、FastCompany快公司容联驾云快跑通讯“送水人”的生意不易做。记者何己派编辑谭璐当App的短信、语音验证码，逐渐渗入每个人的生活，在企业级通讯市场，催生出一门崭新而复杂的生意。今年2月，容联云头顶“中国SaaS赴美上市第一股”，市值一度触及80亿美元。高光过后却转凉，至4月末，市值跌至约18亿美元。一言蔽之，容联云做的是通讯“送水人”的角色。基于云计算和AI系列技术，为企业、政府客户提供通讯及数字化服务，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语音、短信等CPaaS通讯能力、云联络中心（CC）、IM、企业移动门户及双录（UC&C）等。按2019年收入计，它是中国最大的多业务云通讯服务商。国内云计算领域巨头林立，业务与企业内部通信相关的，更具知名度的是阿里钉钉、腾讯企业微信，一家新创公司想用技术在窄门里走出宽路，难度不低。如何绕开巨头的正面较量，掘金ToB？通讯上云“37岁创业，还是晚了点。”孙昌勋感叹。创业前，孙昌勋是电信行业的技术高管，在通讯领域一做就是十多年。通讯尚未上云的年代，技术服务都围绕运营商开展，一大批公司的业务寄生于三大运营商的生态网络上，模式单一，利润逐年下滑。孙昌勋觉得，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发展都到了瓶颈期。2010年前后，阿里云等IaaS平台迎来不错的开局，云服务最底层的运算存储能力“达标”，承载于其上的PaaS、SaaS层，有了发展技术服务的前提。开辟新型通讯产品及服务的时机成熟了，2013年，容联云通讯正式上线。通俗地说，过去是运营商直接给企业用户提供通讯平台。而容联云的模式，在于整合运营商的网络资源、通讯资源，将通讯功能封装成SDK和API接口，企业和开发者通过简单的互联网接口调用后，整合至自家的应用。“相当于我们跳到了运营商的前面。”孙昌勋说。发展速度远比预想的要快。平台上线不过一个月，第一笔收入就进账了，到2013年年底，容联云服务的客户超过400个。看好赛道前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挚信资本等投资机构多轮参投容联云，在资本加持下，公司加速奔跑。“需求是被抑制的。以前运营商的服务门槛高、效率较低，当有了新的服务模式，能很好解决痛点，很快就有大量客户找上门，市场教育的成本并不高。”孙昌勋向《21CBR》记者表示。在收费模式上，容联云主要按调用量收费，拓展市场先从泛互联网客户开始，积累了一批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客户后，有了行业know-how能力，再去敲大客户的门，并通过攻克行业头部客户树立标杆案例。容联云CPO熊谢刚告诉《21CBR》记者，“进入一个新行业，开始会有大量定制化需求，但沉淀大概5个以上的重点客户以后，行业共性的需求点基本就能摸索出来，做的客户越多，标准化程度就越高。”以银行为例，因为其业务复杂性高，toC特征强，且竞争激烈，对新技术的应用意愿强烈，是容联云重点布局的行业之一。拓客路线也很清晰：先重点覆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头部客户，而后往上争取难度更大的国有六大行，往下拓展数千家城商行、农商行等偏中小型的客户。通讯上云，降本增效的作用尤其体现在人力损耗较大的营销环节。比如某银行，信用卡办卡激活、分期的电话营销外呼，采用外包模式，一天的外呼量上亿次，过去得靠上万个人工席位来解决，其中还涉及大量客户画像分析等问题。引入智能化场景后，借助外呼机器人，其与传统人工的效能比，可以达到1:3或以上水平，降低了人员成本，进而改变业务形态。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容联云的活跃用户数为1.3万个，同比增长13%。增厚家底相较其他云通讯厂商专攻某一领域，容联云走的是多产品全线发展路线，也是国内唯一能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企业。在收入规模上，CPaaS的营收占比过半，其次是CC，最后是UC&C解决方案。高毛利的CC业务，是公司接下来的发展重点。4年前，孙昌勋就做出了一个判断，通讯4.0时代会从“云”走向“智能化”。“我们自身的格局得大一点。我们希望能打破通讯的边界，作为参与方进入企业数字化改造过程。”孙昌勋说，“不局限在解决企业和客户沟通的问题，而是把目光放到营销、生产和运营的数字化改造上，那样我们的天花板就会更高。”这意味着，容联云必须更快补齐产品短板，增强产业生态布局。今年3月，容联云宣布收购客户关系管理软件（CRM）服务商过河兵科技。后者在联络中心CRM行业常年市占率第一，尤其在保险行业优势明显，恰是容联云布局较少又亟需重点覆盖的领域。收购完成后，容联云从通讯资源层、CC平台、智能化中台再到智能化应用，打通了联络中心全产品体系链条。熊谢刚表示，公司虽是多产品路线，但通讯始终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一项业务是选择自研还是并购，会综合赛道发展、公司能力和资源来判断。“如果有一定的时间窗口，我们更愿意投入人力和资源自己做，但如果赛道发展已经达到比较激烈的程度，会考虑用更快、成本更低的方式切入。”云计算公司都会面临持续亏损的问题，容联云也不例外。现阶段，孙昌勋认为，市场覆盖程度是公司追求的主要目标，通讯仍处于云服务改造的早期阶段，过早追求盈利，会拖累产品厚度和市场拓展的步伐。“不会无限制地亏，都在一个可控范围内。我们期望接下来的两三年，传统业务的盈利能覆盖住创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甚至略有盈余。”孙昌勋说。技术投入时常令人“看不到头”，缺钱的时刻，孙昌勋经历过好几次。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项目型业务霎时暂停，容联云面临现金流大降的尴尬，一个月光上千人的工资就得三四千万元，孙昌勋说，那几个月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公司上市那天，孙昌勋有感慨，最大感触是能坚持做成一件事，除了勤奋，更多是靠运气。在一个千亿级规模的市场，做一家几百亿美元的公司，是孙昌勋眼里更现实的目标，“只要我们尽量少犯错，就应该做得到”。AR眼镜占位从2B到2C，智能眼镜抢注5G“第二块屏”。记者覃毅编辑韩璐随着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迭代日益成熟，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在消费者市场，多元的内容消费需求进一步传导，催生终端设备功能和形态的创新与革命。5G时代，下一个面向消费者的大规模应用会是什么？2021年上海MWC大会上，一个不大的AR智能眼镜展台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展台来自深圳创龙智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MADGaze”），成立于2013年，是国内首个集硬件、软件、光学、算法、开发者社区、APP网络商城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于一体的智能眼镜品牌。MADGaze的AR智能硬件已推出8款产品，包括AR眼镜Ares、X5、X5S、X5P、Vader、Glow、GlowPlus和智能手表MADGazeWatch。自2016年第一款产品上市以来，MADGaze的AR智能产品销售额就实现了年均4-5倍的增长，去年，MADGaze全球市占率已提升至14.3%。成立早期，MADGaze曾一度面对资金不足、量产困难、销量遇冷等考验。2019年前后，公司将国际众筹平台kickstarter、Indiegogo作为资金和市场认可度的窗口，同时在全球近10个国家签约了渠道代理商。去年，公司曾宣布获得8000万元Pre-A轮融资。今年1月份，MADGaze又完成了1.3亿元A轮融资，投资方为DNS及Black30Venture。转战toC2013年前后，AR概念向大众消费市场渗透，相关可穿戴设备蜂拥上市，行业进入风口期。此期间，MADGaze成立了。然而成立后的三年，碍于资金不足，MADGaze一直处于产品研发的艰难阶段，直到2016年第一款产品上市。MADGaze创始人郑文辉向《21CBR》记者回忆道，第一款研发落地时，产品一度陷入量产困境，后期缺乏宣传资金，销量也很惨淡。另外在产品质量上，彼时市面上的GoogleGlass优势明显。“原先投入研发的2000万元资金几乎用尽，团队也无力对产品进行改进，于是就四处寻求融资渠道。”郑文辉透露。MADGaze起步阶段，整个AR终端设备行业处于B端需求市场，买方多是企业客户，为他们打造解决方案，MADGaze也不例外。MADGaze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香港电讯，还有德国、日本、法国甚至沙特阿拉伯的著名电信公司。中国联通与MADGaze签订的是智能眼镜采购合作，结合其5G套餐，通过中国联通的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联手推动5G+XR项目。香港电讯亦是结合自身的5G技术，推进MADGaze智能眼镜产品的销售。去年，MADGaze作为首批被邀企业，进驻位于中国香港数码港的微软5GIoTMarkerspace，并成为微软官方合作伙伴之一。关于C端市场，郑文辉表示，直至2016年，AR市场C端消费者偏向极客，是对电子产品非常热衷的前行者，数量相对比较少。因此，MADGaze前三代的产品较偏向B端，而第四代MR智能眼镜GLOW才主打C端市场，拥有时尚太阳眼镜的潮流外观，连接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即可使用。随着中国5G商用时代开启，整个AR市场才逐步由B端转向C端消费者，MADGaze亦加快了toC的步伐。去年1月美国2020CES上，MADGaze旗下的一款骨传导智能手表MADGazeWatch亮相展会，这是一款可用超过30个手势来操控的智能手表，透过简单的手势便可实现接听电话、拍摄照片、播放影片、查邮件等工作。也可搭配MADGaze智能眼镜，实现简化操作。“面对消费级AR市场的蓄势待发，MADGaze希望通过打造时尚的品牌形象，以及洞悉用户体验来实现C端消费市场的差异化营销。”郑文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MADGaze在实用新型、外观及发明类已拿到近50项专利，研发团队拥有来自耶鲁、MIT、哈佛等顶尖学府的技术专家。第二块屏行业数据指出，2020-2025年间，5G商用将带动超过8万亿元的新兴消费。可事实上，5G商用近2年，市场始终缺少现象级应用。一个行业共识是，在5GtoC道路上，手机终端之外，有可能会诞生“第二块屏”。结合5G大带宽（网速更快）、低延时（信号同步更好）的特点，外界猜测，AR/VR等设备会有机会。“通过VR/AR技术，我们可以更多地实现在线沉浸式交互，减少汽车、飞机的使用，未来10年或许AR眼镜会取代手机成为新一代的智能交互终端。”郑文辉表示，C端消费者更关注体验和服务，所以随着智能眼镜的普及，在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如购物、导航等，就可以体验全新的数字化场景交互。近两年，原本一直以海外市场代理为主的MADGaze，将重心回归国内市场，并将其智能眼镜整体解决方案导入更多的产业领域，并与Nespresso、Decathlon、国泰航空、IBM、Microsoft、Oracle、LV、OPPO、Sony、CarlZeiss及SAP等国际巨头进行合作。“我们已有超过400个国际客户，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在教育、医疗、安防、工业等多个行业领域。”郑文辉说。除硬件外，MADGaze拥有全国最大最完善的AR生态圈，囊括应用商城MADStore、全自动ARAPP生成平台SimpleAR、远程支援平台MESUPPOR及开发者社区。开发者社区中已入驻4000多名开发者，不少是来自世界知名科技企业。郑文辉相信：“打造完善的生态平台，提供整合融通的行业解决方案，让硬件、软件、内容与开发者环环相扣，才能真正推行智能眼镜普及。”即便如此，MADGaze仍然面临不小的行业装备挑战。随着AR/VR智能赛道重回风口，手机厂商入局者不少。小米曾单独设立VR事业部，OPPO、华为在近年接连推出AR/VR眼镜。今年3月初，苹果分析师郭明錤（MigChiKuo）预测，苹果AR“隐形眼镜”将于2030年上市，电子产品将从“可见计算”进入“隐形计算”时代。2013年时，郑文辉预计“未来10年一定是AR的天下”，AR市场将达到万亿级。距离10年预测仅剩2年，MADGaze距离一款真正的现象级产品，仍任重道远。几光照亮角落定位精致生活人群，重塑“一平米”家电场景。记者曹彦君编辑韩璐近年来，随着小家庭居住趋势的兴起，一大波小家电品牌应运而生，瞄准了都市上班族们的卧室、厨房。几光便是其中新秀，推出的条形灯、橱柜灯、无线充电台灯等产品，设计极简、形态轻巧。几光品牌创始人兼CEO何灼文告诉《21CBR》记者，几光的核心理念结合了家电和家居两大品类。“家电和家居都是成熟赛道，几光希望打造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产品形态，既有美感和装饰属性，又有功能技术属性。”产品上市两年来，几光的势能飞速增长。其2019年5月推出第一款产品，上线1个月，便成为京东氛围灯类目TOP1，半年后获得天猫智能灯类目第一。2020年全年，几光销售额破亿。2020年“双11”前夕，官宣首任品牌代言人刘雨昕，扩大了几光在年轻人群中的认知。几光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淘宝用户留下的评论中，几乎一半来自代言人的粉丝，另一半则是“自来水”。作为小家电新秀，几光以快速崛起的姿态，面向都市新兴精致生活人群，重塑家中“一平米”之内的生活场景。始于感应灯何灼文曾任电子产品制造商视源股份的高级副总裁，负责公司新兴战略业务，但他发现，自己和C端消费者的接触并不多。2018年，他决定自己做toC品牌，遂创立奕至家居公司，推出“几光”品牌。“当时觉得要做刚需的东西，家庭场景的空气空调、风扇加湿，已经是很成熟的市场。第二个刚需是灯光，灯光原来没有品牌，非常分散，而且不少用户都是在前装时装好的灯，家中很多地方是被忽略的，没有被灯光照到。”何灼文说。从一开始，何灼文就有明确的目标消费群体：95后职场新人、90后新家人群，女性用户占多数，聚集一二线城市。该群体特征是：有独立意识、追求生活美学，消费高度自主，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审美。“Z世代人群催生了单身经济，这群人也是近年来小家电的主要受众。”基于用户定位，几光强调产品的便捷性，其产品设计理念是：一个女生打开包装，不用高级工具，不用看说明书，直接上手安装和使用，对于用户是“傻瓜式操作”。比如，几光的橱柜灯上有三片双面胶，即贴即用，不需要钻孔、打洞和插线。打磨产品的过程并不轻松，何灼文和团队也遇到了资金难题。本来预计在2019年3月推出第一款条形感应灯产品，但因为插拔电池的模块设计很机械化，会降低用户体验感，因此选择重新修改模具，改为分体式电池，这一举动导致产品延后了三个月上市，公司没有收入，只能靠融资撑过去。“首先希望产品的质量好、性能突出，但这样就导致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不能overdesign，必须做个平衡。”何灼文回忆道。2019年5月，条形感应灯终于落地，售价169元起。产品设计非常简单：通过感应照明，以磁吸方式附在玄关、阳台、衣柜、橱柜、床底下，填补家中需要照明的角落。“每个用户平均购买2个以上的感应灯，使用之后觉得好，再买给父母，很多用户都是因此复购。”何灼文说。之后的两个爆款产品橱柜灯和无线充电音乐台灯，则更注重单一场景，分别将目标场景设定为厨房和卧室床头柜，售价299元、359元起。2020年“双11”，无线感应灯、智能橱柜灯两个单品的成交额分别包揽天猫智能灯光类目的第一、第二名，全店交易额获天猫智能灯光类目第二名。目前非大促期间，几光的月销量稳定在千万元量级，主要来自条形灯、橱柜灯和无线音乐台灯三款产品。2020年全年销售额突破1.2亿元后，何灼文有信心，2021年的销量会大增至4亿元。私域到公域几光是生长于互联网的品牌，产品推出后，从团购起步，实现全网全平台的销售。何灼文回忆，第一次打开销售渠道，是在一个三四百人的家装用户群里。利用研集明选的社区团购平台，几光在社群里做用户测试，发现群里60%的人购买了几光产品，人均购买2-3个。“用户反馈，一直想找这样的产品，但没找到，”何灼文就继续加码社群营销，京东“618大促”前，在一些家装用户的微信群中做投放，同时做微信公众号广告，引流到京东。一个月后，条形感应灯成为京东“618大促”中氛围灯类目的TOP1。营销端，何灼文相信既要自己创造流量、给平台赋能，也要问平台要流量。2020年疫情后，短视频、直播带货迎来新一轮风口，几光快速切入视频带货，建立起抖音、快手、淘宝营销矩阵。几光首先在各类微信公众号做投放，包括家装类、科技类、好物推荐类公众号；然后进入小红书，接力生活类KOL；再进入抖音，找家居好物、种草评测、装修达人；最后扩展到B站，找家装风格相关的UP主做推广。何灼文看来，不同平台之间特征鲜明，小红书定位偏中长期、种草型的营销方式，图片展示比较多，无法直接跳转交易页面；抖音则可以和天猫、京东联动，所以偏向快流量方向，突出卖点，以成交闭环为目的。目前，几光产品在小红书等平台有上万篇家居好物笔记，在抖音已拥有超1万个视频推荐。2020年7月开始，几光先后进入薇娅、李佳琦、罗永浩等头部主播的直播间。几光的线下布局也在推进，产品已进入Ole超市、生活馆、精品数码店、书店等1000余个线下门店，预计2021年进入的门店数将会达到数千个。融资方面，几光于2020年11月完成亿元A轮融资，资方为红杉资本和复兴锐正。这是其当年收获的第二轮融资，去年初几光获得近千万元战略融资，资方为九安医疗和尚势资本。不过，何灼文坚持要保持平稳的发展步伐，“几光已实现盈亏平衡。未来在营销方面的投入，也会以盈亏平衡作为首要前提。营销费用控制在一定比例，不会通过烧钱亏损换取大幅增长。”何灼文想要做的是品牌，所以需要慢一点。六、BusinessHistory商业史碳、工业化和温室气体短短几个世纪，人类倾泻了用数亿年才沉积在岩层中的浓缩有机碳。撰文撰文瓦茨拉夫·斯米尔编辑徐珊对比非常明显。前工业社会利用的差不多都是即时的太阳能量流，对实际上取之不尽的太阳辐射能量进行的转化则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代文明依赖于提取巨大的能量储蓄，耗尽有限的化石燃料。虽然对核裂变的依赖和对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一直在增加，但直到2015年，化石燃料仍然占全球初级能量的86%，这一比例只比一代人之前的1990年少4%。通过利用这些丰富的储藏，我们所创造的社会转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最终产生了新的高能耗的服务型经济，也造成了许多令人担忧的后果。它们造成了全球生物圈的不稳定，尤其是全球变暖的相对加快带来了许多糟糕的结果。前所未有的力量关于全球统计数据的最佳汇编显示，自19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开采化石燃料以来，它们的生产持续呈指数级增长。从1810—1910年，煤炭开采量从10Mt增加到了1Gt，增长了100倍；煤炭开采量在1950年达到1.53Gt，2000年达到4.7Gt，它于2015年下降至7.9Gt之前曾达到8.25Gt。原油开采量从19世纪80年代末的不到10Mt，增加到1988年的超过3Gt，增长了约300倍；2000年为3.6Gt，2015年为近4.4Gt。天然气产量增加了1000倍，从19世纪80年代末的不足2Gm3增加到1991年的2Tm3；2000年为2.4Tm3，2015年为3.5Tm3。在整个20世纪期间，全球化石能源开采总量增长了14倍。要追溯这种扩张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计算真正的有用能量的增长：用实际传递的热、光和动量来表达增长。早期的化石燃料转化效率相当低（白炽灯<2%，蒸汽机车<5%，热发电<10%，小型煤炉<20%），燃煤锅炉和炉灶的改善很快就使这些效率翻了一番，家用炉具以及工业和电厂锅炉能以较高的效率转化液态碳氢化合物。只有使用汽油的乘用车内燃机效率较低。无论是高炉、锅炉还是燃气轮机，使用天然气都是高效的，效率通常超过90%。初级电力的转换效率也是如此。1900年，全球的能量使用平均加权效率不高于20%；到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和初级电力转化的平均量已达到商业能量投入总量的50%。国际能源署的统计表明，2013年全球初级能量供应为18.8Gt油当量，最终消费量为9.3Gt油当量。与此同时，化石能源的总供应量在20世纪增长14倍，能量供应效率稳步增长，和1990年相比，增长30倍以上。结果就是，在1900年已经使用化石燃料做主要能量供应源的富裕国家，现在每一个单位的初级能量供应所提供的有用能量，是一个世纪前的两倍甚至三倍；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由现代化能量主导的低收入国家，每个单位的初级能量供应所提供的有用能量普遍可以达到一个世纪前的5—10倍。能量使用的急剧增长，也将人均消耗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采集社会人们所需的能量主要来自食品供应，当时的人均年消耗量不超过5—7GJ。埃及新王国时期人均年消耗量不超过10—12GJ，关于罗马帝国早期的能量消耗情况的最佳估值约为每人每年18GJ。早期工业社会轻而易举地使传统人均能量消耗翻了一番。增加的消耗量大多来自由煤的燃烧支撑起来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估计1500年欧洲平均值约为每人每年消耗22GJ，后一直停滞在16.6—18.1GJ，直至1800年。美国的年人均消耗量，从1820年的不到70GJ增长到1910年的150GJ。一个世纪后，所有富裕欧洲国家的年人均能量消耗量都达到150GJ以上，美国的人均值则超过300GJ。在能量消耗升高的同时，能量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在采集社会，食物是唯一的能量来源。估计在罗马帝国早期，食物和饲料占能量来源的45%。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食物和饲料占能量来源的20%—60%，到1820年，所占份额的平均值不超过30%；到1990年，在英国和德国它们的份额不到10%。到20世纪60年代，饲料供应能量的份额跌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在最富裕的社会，食物能量不超过总量的3%，甚至低于2%。在这些富裕国家，工业、交通和居民家用的燃料和电变成了能量消耗的主力。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人均电力输送值升高了两个数量级。到2010年，西欧的人均年电力输送值达到7MWh，美国为13MWh。个人直接控制的能量流之间的对比同样让人印象深刻。1900年，北美大平原上的一名农场主牵着6匹大型马的缰绳耕种麦田。他坐在钢制座椅上，常常全身覆满灰尘，要付出相当的体力劳动，控制着不超过5kW的生物能量。一个世纪后，他的曾孙高高地坐在装有空调的舒适的拖拉机驾驶室里，轻松控制着功率超过250kW的柴油发动机。1900年，一名工程师操作一台1MW蒸汽动力的燃煤火车头拉着列车，以100km/h的速度行驶——这已是手动加煤所能表现出的最好性能了。到2000年，飞行员驾驶波音747在11km的高空飞过跨越大陆的航线。在4个燃气轮机输出的120MW功率的力量推动下，飞机以900km/h的速度飞行。能量越集中，也就要求更安全的防护措施。直至19世纪，坐在城际交通马车上的车夫，稳定控制的能量通常不超过3kW（4匹马拉的马车），搭载4—8名乘客。城际喷气飞机驾驶员则操控着30MW的喷气发动机，搭载150—200名乘客。在操控有着4个数量级差别的两种能量（即3kW和30MW）的过程中，短暂的走神或判断失误带来的后果明显存在着巨大差别。控制此类风险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是采取电子控制。电子控制和连续监控，已经与被广泛使用的电脑和移动电子设备一样，成了电力需求的主要新类型。“煤基”工业化“工业革命”一词既相当具有吸引力，又有误导性，这个概念的英语起源至少要回溯到16世纪后期，但英国全面的工业发展要等到1850年之前才开始。即便到那时，传统工匠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在工厂里操作机器的工人：1851年人口普查显示，英国的鞋匠比煤矿工更多，铁匠比炼铁工人更多。关键的国家特质导致了迥异的工业化模式。法国注重水力发展，美国和俄罗斯长期依赖木材，日本则有着细致工艺的传统。煤和蒸汽最初并不是工业化的革命性因素。慢慢地，它们才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可靠性来提供热和机械能。此时工业化进程才开始扩大和加速，最终成为化石能源消费膨胀的代名词。对工业扩张而言，采煤业并非必不可少——但它对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比利时和荷兰的比较能说明这种影响。高度城市化的荷兰社会，有着出色的航运能力和相对发达的商业和金融，却最终落后于起初比较贫穷但煤炭资源丰富的比利时。比利时在19世纪中叶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完成度最高的国家。以煤为基础的经济较早腾飞的欧洲地区还包括莱茵—鲁尔地区、哈布斯堡帝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以煤炭为基础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在西欧和中欧之外也曾反复出现。拥有优质无烟煤的宾夕法尼亚州和拥有优质烟煤的俄亥俄州，成为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领导者。在一战前的俄国，储量丰富的乌克兰顿涅茨克煤矿的发现和19世纪70年代巴库油田的开发，带动了随后的快速工业扩张。明治时代，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也得益于九州北部的煤。日本开放国门仅仅48年后的1901年，九州北部的八幡制铁所（日本钢铁公司的前身）东田1号高炉的开炉，标志着日本的第一座现代化综合钢铁厂开始投入生产。印度最大的商业帝国（塔塔集团）则起源于J.塔塔1911年在贾姆谢德布尔建立的使用比哈里焦炭的高炉。一旦有了煤和蒸汽动力的推动，传统制造商就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优质产品。这一成就是大众消费必要的先决条件。廉价而可靠的机械能供应，确保了加工工艺变得越来越复杂。反过来，这又导致零件、工具和机器的制造开始变得更复杂和更专业。那些以煤、焦炭和蒸汽为动力的新产业形成后，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国内和国际市场供应货物。1810年后，高压锅炉和管道开始投入制造。1830年后，铁路、机车和货车产量迅速增加。水轮机和螺旋桨的产量则在1840年后开始增长。1850年后，钢铁船体和海底电报线缆有了巨大的新市场。生产廉价钢材的商业方法——先是1856年之后的贝塞麦转炉，然后是19世纪60年代的“西门子—马丁”平炉——创造了更大的新兴制成品市场，从餐具到铁轨、从铁犁到建筑横梁等。燃料投入的增加和以机器替代工具，使得人体肌肉变成了一种边缘能量源。人类劳动不断地转到支持、控制和管理生产过程的工作上来。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一个半世纪的人口普查和劳动力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可很好地说明这一趋势。1871年，大约24%的劳动者从事“肌肉力量”型工作（农业、建筑和工业），只有约1%的人在从事“管理”型工作（健康和教育、儿童和家庭护理、福利工作）。到2011年，“管理”型工作占到了12%，“肌肉力量”型工作仅占8%。且今天的许多“肌肉力量”型工作（如清洁、家政服务以及常规的工厂流水线工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即使人类劳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最近的一些对个人任务和完整工业流程的系统性研究仍表明，通过对肌肉活动进行优化、重新安排和标准化，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1856—1915）是这类研究的先驱。从1880年开始，他花费了26年的时间来量化钢铁切割中涉及的所有关键变量，将他的所有发现简化为一套简单的计算规则，并在《科学管理原理》（ThePrinciplesofScientificManagement）中总结了关于效率管理的一般结论。一个世纪之后，它仍在指导着世界上的一些最成功的消费品制造商。电力的革命当蒸汽机因电气化而黯然失色，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便随之来临了。电是一种更好的能量形式（不仅在与蒸汽动力相比时如此）。只有电可以即时轻松地接入，且能非常可靠地为每一种消费（飞行除外）提供服务。只需拨动开关，我们就能将电转换为光、热、动能或化学能量。电流易于调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速度和过程控制。20世纪全球电力输出的增速甚至超过了化石能源开采的增长——后者的年增长率约为3%。1900年，不到2%的燃料被转化为电力，到20世纪末，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25%。除此之外，新的水电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发展）和新的核电设施使得发电量进一步扩大。1900-1935年间，全球电力供应每年增长约11%，此后以超过9%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剩余时间里，发电量的年增长率降至3.5%左右，很大程度上是高收入经济体需求量更低、转化率更高的结果。蒸汽机替代水车，并没有改变工业生产中的机械能传输方式。因此，这种替代对工厂的整体布局几乎没有影响。工厂天花板下的空间里依然挤满了与主轴连接的一堆副轴，它们通过皮带将动力传送到各个机器。最初的电动机能够驱动的传动轴更短，它们只能为一小组机器提供动力。1900年后，独立的单元驱动迅速成为常态。1899—1929年，美国制造业的机械总装机功率增长了约3倍，工业电动机的容量增长了近60倍，提供了82%以上的可用功率。在19世纪末，这一份额还不到5%。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电动机只用了30年就基本取代了蒸汽动力和直接由水力驱动的装置。这种高效又可靠的单元动力供应的影响，远不只消除了头顶杂乱的管道（和由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噪声与事故风险）。传动轴的拆除解放了天花板，后者因此得以安装更好的照明和通风系统，并使工厂的设计更灵活，更容易扩展。电动机的高效以及在更好的工作环境中的精确、灵活和独立的动力控制，最终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电气化还创造了大量的专门产业，一开始是灯泡、发电机和输电线的制造（1880年以后），之后是蒸汽轮机和水轮机的生产（1890年以后）。1920年后诞生了燃烧粉状燃料的高压锅炉，使用大量钢筋混凝土的巨型水坝也在10年后开始建造。1950年后，各地普遍开始安装空气污染控制设施。第一座核电厂于1960年前投入生产。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也促进了地球物理勘探和燃料的开采与运输的发展。在材料特性、工程控制和自动化方面的大量基础研究，对于生产更好的钢铁、其他金属和合金是必需的，对那些用于提取、运输和转换能量的昂贵设备的可靠性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也是必要的。可靠又便宜的电力的可用性，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工业活动。经典但已过时（略显僵化）的福特式流水线是基于1913年发明的输送带发展而来的，现代灵活的日式流水线则依赖于零部件的即时传送和分工明确的工人。这种在丰田工厂中采用的系统，将美国的经验元素和日本本土的实践与原创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丰田生产系统依赖于产品的不断改进与对最佳质量控制的不断追求。同样，所有这些行为的基本共同点都是尽量减少能量浪费。廉价的电力供应也催生了全新的金属生产和电化学工业。通过电解冰晶石（Na3AlF6）溶剂中的氧化铝（Al2O3），大规模提取并熔炼铝成为可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于种类越来越多的塑料的合成和塑造以及最近一类新的复合材料（特别是碳纤维）的推出，电力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材料的能量成本约为铝的3倍，其最大的商业用途是在商业飞机制造中替代铝合金：最新的波音787按体积计算，约有80%由复合材料组成。正当新型轻质材料已经在很多地方取代钢铁的同时，炼钢过程本身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弧炉。新型的更轻但更强韧的钢材具备多种用途，尤其是在汽车制造业中。如果没有电力，具备严格公差的大规模微机械加工产业便不可能出现，也就不可能有如今常见的喷气发动机或医疗诊断设备。当然，也不会有准确的电子控制，更别提遍布世界各地的电脑和数十亿台电信设备了。冶炼的进化能量和材料的大量流动，是工业化过程的基础；金属仍是典型的工业材料；以多种钢材形式出现的铁，仍是主要的金属。2014年，钢铁产量比四大有色金属（即铝、铜、锌和铅）的产量总和高出近20倍。使用高炉冶炼铁矿石，然后在氧气顶吹转炉中炼钢，以及在电弧炉中冶炼二次回收的钢材，仍然主导着钢铁生产。如果没有更大更高效的高炉，钢铁产量的庞大增长是不可能的。同样，炼钢技术效率的提高不仅在于能量耗费的减少，还在于产量的提高。早期的贝塞麦转炉的转化率一开始不到60%，后来升至70%出头（把铁变成钢）。平炉的转化率最终可达80%左右。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的氧气顶吹转炉，如今最高转化率可达95%。电弧炉的转化率高达97%。电弧炉在今天每生产1吨钢铁，耗电量低于350kWh在1950年时则高于700kWh。这些收益还伴随着废物排放率的降低：1960—2010年，美国每生产1吨铁水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近50%，粉尘排放下降了98%。通过对铁水进行持续铸造，能量成本进一步降低。这一创新取代了传统的铸铁生产过程。由此而来的产量增幅非常大，即使按人均计算也是指数级增长：1850年（现代钢铁产业开始之前），每年的钢铁产量不足100kt，平均到每人只有75g，且全部以手工方式生产。1900年，钢铁总产量为30Mt，全球人均值为18kg。到2000年，总产量为850Mt，人均140kg。到2015年，全球钢铁总产量达到1，650Mt，人均225kg，约为1900年时的12.5倍。据估计，2013年全球钢铁生产至少需要35EJ的燃料和电力，占全世界初级能量供应总量的不到7%。因此，钢铁业是全世界能量消耗最大的工业领域。相比之下，其他所有工业的能耗总和为23%，交通运输为27%，住宅用途和服务业为36%。迄今为止，铝冶炼技术的进步是有色冶金领域最重要的创新。铝元素于1824年首次被提纯出来，要等到1866年才出现可以大规模生产铝的经济的工艺。美国的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M.Hall）和法国的埃鲁（P.L.T.Héroult）各自的独立发明是建立在氧化铝的电解技术之上的。当时提取铝金属所需的能量至少要比熔炼钢铁高出6倍以上。即便在大规模发电开始后，铝业发展仍然缓慢。在19世纪80年代，冶铝的具体电力消耗超过了每吨5万千瓦时，后来霍尔—埃鲁工艺的稳步改进，使这一比率到1990年降低了2/3以上。铝的用途的扩大起初是由航空业的发展推动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金属机身取代了木材和布料制作的机身。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需求使得对铝的需求急剧增加。自1945年以来，只要哪个领域的设计同时需要材料的轻便和高强度，铝和铝合金就会在这个领域替代钢铁，这些应用场景包括汽车、铁路用漏斗车和宇宙飞船。需注意一点，新型轻质钢合金在这些市场也能起到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钛已经在高温应用场景中（特别是超音速飞机）取代了铝。不过，钛生产的过程能量密集度至少是铝的3倍。尽管在一个专注于最新电子技术进步的社会，大规模量产金属的根本重要性经常被人们忽视，但毫无疑问，通过与现代电子产品的不断融合，现代制造业已经发生变化。二者的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确控制和灵活性，极大地丰富了可用设计的选择，并改变了营销、分销和绩效监控方式。一项全球性的对比显示，2005年，美国制造商从外部企业购买的服务的费用占工业成品附加值的30%，在欧盟主要经济体中这一份额也相似（23%——29%）。2008年，与服务相关的职位略高于美国制造业所有就业岗位的一半（53%），而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也达到了44%——50%，在日本则是32%。“地球物理实验”化石燃料和电的供应与使用，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也是导致水污染和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无论哪种化石燃料的燃烧都和碳的快速氧化有关，都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甲烷（CH4）作为一种效果更显著的温室气体，会在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中被释放出来；化石燃料的燃烧过程也会释放少量的一氧化二氮（N2O）。在过去，煤的燃烧是颗粒物质、硫和氮的氧化物（SOx和NOx）的主要来源，如今这些物质的固定排放大部分被静电除尘器、脱硫和氮氧化物去除过程控制住了。即便如此，煤燃烧排放的物质仍会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燃料和电力也会间接造成更多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工业生产（主要来自黑色冶金和化学合成）、农业化学品、城市化和交通运输。相比于过去，这些影响在程度和强度上都有所增加，影响范围也从地方拓展到了地区。这些代价已经迫使所有主要经济体越来越重视环境管理。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退化的表现之一是中欧、西欧和北美东部的酸雨。它主要是由大型煤电厂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与汽车排放造成的，影响范围一度覆盖半个大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酸雨一直被富裕国家普遍视为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一系列行动——使用低硫煤和无硫天然气发电，使用更清洁的汽油和柴油以及更高效的汽车发动机，在主要污染源安装烟气脱硫设施——不仅阻止酸化的加深，到1990年还使情况发生了逆转。1990年以来，同样的问题在东亚又出现了。南极洲和周围海域上空的臭氧层被部分破坏，曾短暂地成为与能量使用相关的环境问题中的首要话题。早在1974年科学家就准确预见到，保护地球免受过度紫外线辐射的平流臭氧层浓度可能会降低。直到1985年，人们才首次在南极洲上空测量到该现象。臭氧损失主要是氯氟烃（CFCs，主要用作制冷剂）的排放造成的。世界各国在1987年签署了一项有效的国际条约，即《蒙特利尔议定书》，并使用危害较小的化合物来替代氯氟烃，很快缓解了这一担忧。对臭氧层的威胁只是气候变化引发全球性后果的几个新问题中的第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有一个全球性气候问题一直尤为紧要：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相对迅速变化，尤其是对流层变暖、海洋酸化与海平面升高。早在19世纪末，人类就对温室气体的性质以及它们可能造成的变暖效应有了相当的了解。最主要的人为因素是二氧化碳，它是所有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有效燃烧的最终产物。森林（尤其是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和草原的退化一直是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大来源。自1850年——当时大气里只有54Mt碳（转化为二氧化碳时需乘以3.667）——以来，全球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呈指数级增长，与化石燃料消费的增加保持同步：到1900年，大气中的碳含量已上升到534Mt，到2010年超过9Gt（BodenandAndres2015）。1957年，汉斯·聚斯（HansSuess）和罗格·雷维尔（RogerRevelle）总结道：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球物理实验。这种实验在过去不可能发生，在未来也不会再现。我们在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向大气和海洋倾泻着大自然用数亿年的时间才沉积储存在岩层中的浓缩有机碳。第一次系统测量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情况的实验是由查尔斯.基林（CharlesKeeling，1928—2005）组织的，于1958年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山顶附近和南极点开展（Keeling1998）。莫纳罗亚火山的二氧化碳浓度数据一直是对流层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全球性指标：1959年其平均值约为316ppm（ppm指百万分比浓度，1ppm=0.001‰），1988年超过350ppm，到2014年达到398.55ppm。人类活动释放的其他温室气体体积比二氧化碳小得多，但由于它们的分子能吸收更多的红外辐射（20年中，甲烷吸收的红外辐射是二氧化碳的86倍，一氧化二氮吸收的红外幅射是二氧化碳的268倍），它们加起来贡献因人为因素而增强的热辐射的35%。目前人们的共识是：为避免全球变暖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应限制在2℃以内。这需要立即大幅削减化石燃料的使用，并迅速过渡到非碳能源时代。这个方案虽不是毫无可能，但非常难以实现。因为要考虑到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系统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及低收入社会对能源的庞大需求：我们可以用可再生发电来满足某些新的大规模能源需求，目前在运输燃料、生产化工原料（氨、塑料）和铁矿石冶炼方面，还没有经济实惠且可大规模应用的替代能源。本文选编自《能量与文明》，瓦茨拉夫·斯米尔著，吴玲玲、李竹译，九州出版社出版，后浪出品方授权刊载，2021年5月出版。七、Report报告气候经济的五大关键问题能否为“绿色溢价”买单成为零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撰文比尔·盖茨编辑徐珊在刚开始研究气候变化时，我总是遇到一些令人费解的事实。一个问题是各种数字太大了，大到令人难以想象。谁知道510亿吨气体是什么样子？我看到的数据往往缺乏上下文，没有相关背景可查。比如，有称欧洲的一项碳交易计划每年可使航空部门的碳足迹减少1700万吨。1700万吨听起来的确很多，果真如此吗？它在总量中的占比是多少？我为我正在学习的知识建起了一个思维框架，这个框架让我明白了多少是很多、多少是很少、某个东西可能有多贵，等等。它帮我梳理出最具前景的想法。我发现这个方法大有助益：先试着掌握了整体情况，因为这可以让我获得相关的背景知识，便于我理解新的信息。另外，这也让我更容易记住这些信息，这个框架会帮助你厘清思路、直抵要害。1、在510亿吨中占多大比例？每当读到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关的数字时，我都会迅速换算一下，看看它在总计510亿吨的年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开篇提到的航空部门的例子，那项计划一年可减少17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用这个数字除以510亿吨后换算成百分比，这一幅度的减排量约占全球年排放量的0.03%。这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答案取决于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还是保持不变？如果该项目的起始点是1700万吨，后续还有巨大的减排潜力，这是一回事；如果该项目只能维持1700万吨的量，之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令人遗憾的是，答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突破能源联盟资助的技术项目设定了门槛：在相关技术项目研发成功和全面实施之后，每年至少可以减少5亿吨的排放量，约为全球年排放量的1%。减排幅度永远都达不到1%的技术，不应该占用我们为实现零排放目标而安排的有限资源。对于这类技术的研发，可能还有其他很好的理由，但其中并不包括可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2、你在水泥方面有什么计划？在谈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方案时，需要考虑人类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些东西（比如电力和汽车）会受到较多关注，它们只是话题谈论的浅层次。乘用车在交通运输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不到50%，交通运输排放总量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的占比仅为16%。相比之下，钢和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的比例达到10%左右。表1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人类活动的细分情况。不是每个人都会采用与之完全相同的分类，但我认为这种细分是最有帮助的。这也是突破能源联盟所采用的细分方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意味着所有这些类别都要归“0”。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电力生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所占比例刚刚超过四分之一。好消息是，尽管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27%，但它所代表的解决方案的作用远超27%。有了清洁电力，我们就可以不再用碳氢化合物作为燃料。要知道，燃烧碳氢化合物会释放二氧化碳。想一想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我们家中和公司里的电力供暖系统和电力制冷系统，以及用电力而不是天然气生产产品的能源密集型工厂。仅靠清洁电力本身，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清洁电力是关键一环。3、我们谈论的电能有多大？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与电力有关的文章中。你可能会看到某座新建的电厂发电量将达到500兆瓦，这个产能规模很大吗？兆瓦到底是什么？1兆瓦等于100万瓦特，而1瓦特等于1焦耳每秒。1瓦特是非常小的，一枚小小的白炽灯的功率为40瓦特，电吹风的功率为1500瓦特。一座电厂可能会生产数亿瓦特。世界上最大的发电站——中国的三峡大坝，可以生产220亿瓦特。这些数字增长很快，使用一些简略的表达方式是很方便的。千瓦（KW）表示1000瓦特，兆瓦（MW）表示100万瓦特，吉瓦（GW）则表示10亿瓦特。表2是一些粗略的对比，有助于提供一种直观印象。当然，无论是以天还是以年为时间单位，这些类别当中都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家庭的用电就是比其他家庭多。在有的季节，美国纽约市的用电超过12吉瓦。人口超过纽约市的日本东京平均季度用电为23吉瓦，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甚至超过50吉瓦。假设你想给一个需要1吉瓦的中等规模城市供电，就建设1吉瓦的发电站，你能保证这个城市的电力供应正常吗？不一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用的电源是什么，因为有的电源的波动性大于其他电源。核电厂可以连续24小时运营，只有在维修保养和换料时才会关闭。风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在吹，阳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风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的有效容量可能只有30%，甚或更低。平均而言，它们会生产你所需的30%的电力。这意味着你还需要利用其他电源才能将这1吉瓦的可靠电力的缺口补齐。4、你需要多大的空间？有些电源比其他电源更占空间，所以考虑这个问题很重要，原因也很明显：全球土地和水资源有限。当然，空间远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在这里，功率密度是一个相关数，是指在给定数量的土地（或水域，如果你在海上装有风力涡轮机的话）上不同电源可产生的功率（见表3）。需要注意的是，太阳能的功率密度远高于风能。如果想使用风能而不是太阳能，那么同等条件下需要更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孰优孰劣，而是说使用它们有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成为对话的一部分。5、这需要投入多大成本？全球之所以会排放如此多的温室气体，原因就在于现有的能源技术基本上是最便宜的，当然前提是忽略了它们造成的长期损害。要将庞大的能源经济从造成污染的、产生碳排放的技术转向零排放技术必然要投入一些成本。成本有多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给出差价。相比于化石燃料解决方案，大多数“零碳”解决方案成本投入更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化石燃料的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使它们看起来比“零碳”解决方案更经济。这些额外的成本，即我所称的“绿色溢价”（GreenPremiums）。绿色溢价不止一种，它包括很多种：针对电力的溢价，针对各种燃料的溢价，针对水泥的溢价，等等。绿色溢价的规模取决于你要替代的是什么，以及你用什么来替代它。比如，“零碳”航空燃油的成本同太阳能电力的成本并不是一样的。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国内航空燃油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2.22美元，在可获得的情况下用于飞机的先进生物燃料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5.35美元，那么“零碳”燃料的绿色溢价就是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每加仑3.13美元，溢价幅度超过140%。也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情况，绿色溢价为负值，也就是说，转向绿色能源可能比坚持使用化石燃料成本更低。比如，依据居住地的不同，用电热泵系统取代天然气炉和空调系统可能会让你省钱。在奥克兰，采用电热泵系统可帮你节省14%的开支，在休斯敦，这个数字是17%。绿色溢价为负值的技术肯定早已经被世界各地采用。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在新技术的引入和新技术的部署之间通常存在滞后性，尤其是像家用炉一类的设备，居民更换频率并不是很高。在计算出所有重大的“零碳”选项的绿色溢价后，就可以在各类物品的权衡取舍方面展开严肃的对话了。我们愿意为绿色环保投入多大成本？我们会购买价格是航空燃油的两倍的先进生物燃料吗？我们会购买价格是传统水泥的两倍的绿色水泥吗？就像一个神奇的透镜，绿色溢价在决策领域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通过了解各种不同的绿色溢价，我们可以决定现在应该部署哪些“零碳”解决方案，以及我们应该在哪些领域追求突破，因为清洁能源替代方案的成本在这些领域内还不够低廉。绿色溢价理念，可以作为一个测量体系，展示人类在阻止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进展。梅琳达和我刚开展全球健康工作时遇到一个问题。专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每年有多少儿童死亡，但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知道一定数量的儿童死于痢疾，但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们患上痢疾。如果我们不知道儿童的死亡原因，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些创新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道资助各种研究，力求找出导致儿童死亡的原因。最终，我们追查到了与儿童死亡相关的更多信息，而这些信息为我们实现重大突破指明了道路。比如，我们发现肺炎是造成每年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之一。虽然市面上已经有肺炎疫苗，由于它的价格过高，也不知道有多少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贫穷国家不会采购它。不过，在看到相关数据及捐助者同意支付大部分费用后，这些国家马上将该疫苗列入其卫生计划。之后，我们又资助研发了一种更便宜的疫苗。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绿色溢价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计算得出各种能源的绿色溢价后，我们可以从排放量的原始数据中得出不同的洞见。使用现有的“零碳”工具要负担多大的成本？哪些创新对排放量的影响最大？针对这些问题，绿色溢价给出了答案，并对各部门实现零排放的成本进行测算，着重指出了我们需要开展创新的领域——就像相关数据显示我们需要大力推广肺炎疫苗一样。本文节选自《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著，陈召强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经授权刊载。低碳赛道的机会严格按照商业标准来做投资，就不需要杞人忧天。对话：21CBR徐林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比尔·盖茨描述说，若不立即行动，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像新冠肺炎一样致命，2100年气候变化的致命性可能达到新冠肺炎的5倍。他本人在全力寻找能将每年510亿吨的碳排放量逐步减少至零且行之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其领导的基金会也进行了广泛投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亦为降低排放设定新目标。面对目标与时间的双重挑战，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先生认为，在经济社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存在诸多机遇，尤其是投资机会。就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他建议：第一，政府需建立起一套系统且完整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人主动去做事情；第二，在绿色技术领域寄希望于基础创新；第三，寻求国际合作，推动减排相关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动用好国际上成熟的技术。21CBR：农业是比尔·盖茨新书中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领域之一，中国是农业大国，你对农村领域的温室减排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徐林：农业领域的投资，因受产权制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影响，寻找投资标的并不容易。从绿色转型的角度来看，若农业组织方式比较有保障，完全可能促使其生产方式更加绿色低碳。譬如，光伏发电技术转化率不断提高，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进分布式能源的前景非常广阔，包括解决农村养殖场的用电问题，光伏管和农业种植大棚的结合等，养殖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加快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1CBR：如何看待备受关注的“绿色金融”？对投资标的有明确的“绿色”或者ESG标准吗？徐林：我会设定绿色标准，比如所投资的项目，如果采用技术可减少各种气体排放，就是绝对有效用的，技术可以应用在传统产业，哪怕使用化石能源的产业部门，只要起到减排作用，对现有存量进行绿色低碳的技术改造，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绿色投资，这也符合比尔·盖茨提及的标准。与德国、日本的能效相比，我们的差距将近30%-40%，弥补差距的过程，可以大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间有很多投资领域特别值得关注，比如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等，以及参与碳排放交易。比如，苹果公司中国工厂跟我们投的一家企业签了工厂的节能协议，技术不是特别复杂，节能投入的回报率挺高，3年可收回成本。对投资人来说，项目就值得投。21CBR：欧美碳交易发展速度较快，如何看待未来10年国内的碳交易市场的前景？徐林：碳交易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的机制足够完善，覆盖范围大，碳减排会产生溢价，在市场交易中兑现价值，对于投资人来说，会使本来不太挣钱的项目变得更有价值，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行业。现在来看，碳交易价格过高，可能会增加有些企业的成本。高成本是压力也是动力，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当年日本等国面对石油危机，就被迫在节能技术领域有了大幅提高。若能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实现较全面的绿能替代，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对我国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电力行业已有碳交易的试点，未来会先在一些部门做，再一个一个部门扩散出去。2030年碳达峰之后，进一步要实现碳中和，10年后要求碳排放下降的曲线会非常陡峭，如果不推动碳排放的总额分配制度以及交易机制，实现碳中和会有难度，必须开始未雨绸缪。21CBR：节能减排为政府所鼓励，未来是否会出现过度投资，产生无效扩张？关于政府角色，有怎样的建议？徐林：的确如此，当政府的产业政策鼓励某个领域，往往容易导致出现较快的产能过剩，甚至投资的风险累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受益于补贴，出现产能过剩的苗头。解决这类问题，关键要改变政府产业政策的激励方式，如果完全靠补贴推动一个产业，特别在设立补贴机制之初，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退出机制或者时间窗口，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困惑。比如在光伏、风电领域，政策支持下，企业一度发展迅速，后来突然取消财政补贴，就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产生。我们应该吸取这些教训，借鉴他国更为成熟的做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如果严格按照商业标准来做投资，并不需要杞人忧天，因为投资人做投资决策时，需要对项目做严格竞调，全面分析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在资本市场做IPO或者发行债券，只要标准严格、流程合规，无需过于担心。长期来看，每个领域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各种影响，这些应由企业本身和投资人去认真对待和解决，而非由监管部门操心。21CBR：碳中和或者气候经济的推进，对于中国创业者来说有哪些影响？徐林：提及影响的方面，那会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影响。因为绿色低碳转型等于给大家开出一些新赛道，涌现新技术。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真正实现商业应用，产生更好的创业机会。由全新技术正产生大量创业机会，且具有碳减排、碳排放的意义，我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今后会越来越多。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应该加大关注，当下正需要好技术、好产品、好服务。目前，虽然很多领域技术有了，但如果不能解决成本问题，就不存在商业化的条件。对做投资的人来说，投任何一个项目，必须在商业化的条件下可以应用，否则不敢投资。（本文根据2021年4月举办的“气候经济与未来投资趋势暨比尔·盖茨新书分享会”会议实录编辑整理，内容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