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度系列-碳中和2023.6柴麒敏双碳认知16篇思考1：实现2060年碳中和愿景年均1.6万亿，总资金需求约139万亿元思考3：未雨绸缪应对“碳壁垒”，优化全球产业链资源配置思考4：把握5大黄金赛道推动“双碳”目标实现思考5：不解决能源价格上涨问题将对长期碳中和战略实施产生很大影响思考6：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重要手段思考7：碳金融如何推动实现“双碳”和高质量转型？思考8：全球碳中和面临新挑战应对长期趋势做谨慎判断思考9：复杂新形势下全球碳中和与新能源革命刍议思考10：加速零碳数字化技术的减碳杠杆效应可达10倍思考11：迈向碳中和的全球能源治理与中国政策展望思考12：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代人需要直面的危机思考13：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并非完全此消彼长，二者应形成优化组合思考14：未来所有的资金流动、金融活动，底色都应是绿色低碳的思考15：“双碳”战略引领新兴产业绿色发展展望思考16：“十四五”推动高质量降碳，如何做好“加法”和“减法”？目录思考2：推动中小企业降碳，第三方或平台企业能发挥较大作用专家介绍：柴麒敏现任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01实现2060年碳中和愿景年均1.6万亿，总资金需求约139万亿元！2023年6月5日“第十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线上举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柴麒敏表示，气候变化越来越引起经济领域决策者的关注，近年来很多主权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等都已深度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柴麒敏预测，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中国总资金需求规模约139万亿元，约占当年GDP2.5%左右，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因此未来还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的投入。柴麒敏表示：我们知道，近年来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极端气候事件持续肆虐，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全球气候治理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在政治经济以及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可能最受瞩目，而且影响极为深远的议题。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全球要把温升控制在2度，努力控制在1.5度以下，在这样的目标下，实际上留给我们的排放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根据最新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要实现2度1.5度的目标，剩余的碳排放空间大概只够我们按照现在的排放水平继续排放10-20年左右。所以采取必要的快速的转型措施已经迫在眉睫。气候变化也越来越引起经济领域决策者的关注。在过去三年的时间，全球央行的行长、财政部长、各个经济学家在各种场合都在讨论气候风险未来会对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未来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而且未来会影响到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也就是GDP的增长。目前，有很多相关的学术以及研究机构提出，在气候变化的自然风险以及政策风险，或者我们把它叫做转型风险下对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产生较大的风险传递的因素。国际上现在把这个气候风险叫做绿天鹅，我们国内把它叫做灰犀牛。不管用哪一种动物来比较，实际上都在说明气候风险现在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风险场口。刚才讲到的巴黎协定，在过去几年当中关于碳中和的话题得到了快速的推动，特别是像欧盟、中国等等这些大国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130个左右的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如果把他们的GDP加总在一起，大概已经占到了全球将近92%左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特别是像中国美国欧盟这些大的经济体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毫无疑问，碳中和接下来就会成为全球产业投资能源市场资金流动国际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兴的规则，持续的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我们来看几组数据就能感受在气候变化下，这些转型投资如绿色金融等等相关的发展。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能源转型投资。能源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未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最主要的阵地。到目前为止，全球能源转型的投资快速发展。因为气候变化，我们的能源体系要从现在的以化石能源为主，未来转向非化石能源为主。那近几年来的增速非常之快，去年已经首次超过了1万亿美元，20年前可能连这个零头都不到。´,«)fifl«$OPV~+OP«)3˙k__^_c_dd-WVD‹)Æ’V5&<-.-,!¸C)YL3VD‹^&oooooo{V9q)«fZ[=-./0jVf==LkÆVD‹)ÆYILEfO{I`e˝V]e…V“h_/V9q_…˙3DVƒpe§¤p)«D‹)5&,V4¡¢£⁄¢,¥¥ryW9«QRƒ`§¤VMQU),Vf)§¤V9qߧooR{ƒp”¤'NAfVD‹ƒp`§¤“«˝Vf‹i›ƒp·VN'“u)5&WJ«VWXKLK[fOfifl`MQ–†–‡·)Vf<V/’]Ueghij5«Vf)ƒpijk-./0-WV(A¶SuV/’]UfOzMyoo>¿V…9q!&fOdYo_)ÆT/’Z[!(AVK‘abc,L…»V‚„OPYLZ[<\]^_‘a^_bc^eghijÆV•7)Æ«QRVZ[V5‚_•„…”V»e]…k-WVÆfv‰fVD_´‰f¿»”V‹i_\]…>¿dd-WV•„…”KLK``)为了实现碳中和，中国未来的能源将做出非常大的变革。非化石能源占比从现在大概只有17.5%，未来在不到40年的时间要实现80%以上。整个能源结构未来实际上要颠倒过来，所以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在未来是革命性的。当然这些所有的技术变革产业发展都需要新的资金投入。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到2060年累计大概需要130多万亿的投资。公共财政目前能提供的大概在5，000亿左右，所以仍然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在未来投入。目前，国家也在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比如说在2021年央行设立了碳减排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通过商业银行累计已经发行了超过5，000多亿的低息的碳减排的专项贷款。通过再贷款的方式的同时，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多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在持续的增加资金的供给，特别是还提出来要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未来希望有更大的推动力推动这方面的变革。我们对海外的投资也一样，中国已经承诺不再境外兴建煤电设施；同时像亚投行这类中国支持、发起的多边的金融平台也是快速的在转型。目前像气候方面的融资已经占到亚投行融资整个盘子大概40%以上，到2025年要超过50%以上，也就是一半以上投资都投向绿色领域、气候领域。气候投融资也成为绿色金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绿色金融大的框架下，气候投融资尤为受到关注，因为它从中长期解决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它跟碳市场、碳金融等等关系度非常紧密，所以这些话题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再看看很多地方的案例，比如像上海。上海有非常多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同样我们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也在上海，所以上海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支撑和扶持政策，希望未来围绕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地位的打造更多的去发展碳交易定价和创新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像浙江也在做创新，因为它是制造业基地，同时与很多数字经济相关的发展密不可分，绿色金融发展的也很好，所以它把这几方面优势结合起来，比如说针对工业企业目前提出了一个碳效码这样的一个评级的机制，实质上是不同的评级实际上对应了银行绿色信贷对应不同的利率、授信的额度等。企业绿色程度越高，那在这方面获得的资金额度以及包括它的贷款的利率就越低，所以总体上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这方面的信息还有很多。目前特别是针对未来更规范化的发展，针对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债券发行人。目前向证监会、国资委以及包括生态环境部都推出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希望推动更多在企业方面，特别是在ESG大的框架下就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责任投资信息披露等相关的工作的推动。那最后我想这个展望一下未来。新时期如何更好的推动这项工作，实现多方的共赢？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加大我们投融资的力度。国家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碳排放总量是个拐点，对经济质量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台阶的跨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资金需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增加资金的供给，降低投融资成本。同时运用很多全国统一的市场，包括金融科技的很多创新来推动这方面力度的增加。第二就是要制定面向国家碳中和的愿景。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投资较大部分以前，主要面临的挑战就是期限错配，投资周期相对较长，受政策影响相对较大，所以总体上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政策信号来对市场进行引导。碳中和政策足够长，一直到2060年，所以很多相关的中长期的投资，实际上包括很多政策的出台，扶持激励约束政策的出台都会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方面既涉及到很多机制和制度的改革，同样的在一些关键的政策环节，比如说在资产定价、风险的评估，还有金融监管政策当中，气候变化这个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我们的很多程序性、政策性的设计当中要充分的体现出来。第三是可能还要建立专门的气候投融资机构，提升政府平台服务的水平。建立这种机构是多部委推动的，因为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主管部门、监管部门未来需要建立相对高层次的跨部门的决策协调机制。目前国家也在鼓励推动建设一些区域性的气候投融资的产业促进中心，能够把平台性的支撑服务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最后是未来要更好的去整合市场的优势。市场的这些优势的要素资源，特别是建立起一些专业的碳中和的产业、消费金融的项目库，实现资金的供给策和需求策，未来更好的精准的匹配，更好的推动科创产融一体化的新发展，在全球零碳产业和金融的新赛道当中来获得相关的制高点。除了服务产业之外，公众未来的绿色消费也非常重要。近年来关于碳普惠等相关的制度建设，也成为当下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推动气候投融资方面有很多我们值得关注的领域，未来值得深度的去探讨。我们也看到很多自下而上的创新更多的在地方在行业、在金融机构、在具体的产品推动当中正在快速的发生，这个领域是充满活力，未来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领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推动这个领域更好更可持续的发展。以上就是关于这方面报告我的一些思考，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就这些话题就行交流，谢谢大家。02推动中小企业降碳第三方或平台企业能发挥较大作用面对中小企业减碳的难点和痛点，科技会产生怎样的助力？平台和大企业如何带动、帮助中小企业减碳？针对以上问题，10月14日，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共同举办科技助力中小企业减碳沙龙。在沙龙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表示，中国呈现比较重的生产性碳排放特征，大概70%到80%的排放主要来自于生产侧，未来在生产侧结构性碳排放的变化中，中小企业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来源。柴麒敏认为，中小企业需要关注国内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之外，可能还要更多关注国际相关行业标准的这种提升，这些门槛、壁垒可能会对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标准制定、未来行业的话语权有非常大的关系。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数字化技术能带来什么影响？柴麒敏表示，一方面是数字化技术本身会带来增耗效应，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能带来效率优化效应。在效率优化效应方面，第一类效应是来自于数字技术本身效率的进步；第二类效应是数字化对很多产业链效率的改进，主要体现在物料循环利用以及整体产业链的优化；第三类效应是数字化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生产模式，比如离散制造极大地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模式。中小企业很难在现阶段通过大规模技术创新以及系统性的改造来解决降碳问题。而数字化的平台，对中小企业减排增效是很有意义的。未来在推动中小企业降碳方面，第三方或者平台企业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它很大程度上能够化零为整，更好地将单一的问题通过一些共性的方式集聚起来综合处理，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绿色约束越来越多，很多中小企业的进出口业务会面临较大挑战，尤其是2027年欧盟将推行碳关税，这将对国内中小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对此，柴麒敏表示，并不是欧洲有碳关税政策或其他相关的政策，国内就需要被动地应对，不能因为仅仅涉及出口贸易这部分，国内所有企业的都调整，这个成本代价是非常大的，国内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会大幅受到影响。“首先我们在立场上是坚决反对的，而且这个单边措施会影响到巴黎协定的实施，会对全球的贸易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柴麒敏表示，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有不同的责任，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当然，国内的企业也要了解欧盟碳关税的规则，这需要国际认证评级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支持。03未雨绸缪应对“碳壁垒”优化全球产业链资源配置今年6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称“碳关税”或CBAM）的提案修正案文本。除去此前的五大行业之外，新版碳关税扩大了征收范围并纳入了间接排放。该提案引发了高度关注，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减碳与贸易方面或将面临巨大挑战。8月20日下午，由第一财经主办的2022年零碳峰会上，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从本质上看，碳关税是一种绿色贸易壁垒，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的产业竞争，应对气候变化带来能源和产业的革命，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与初版草案相比，最新投票通过的CBAM明确，除了最初的钢铁、炼油厂、水泥、有机基本化学品和肥料等行业外，碳关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新增了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氨等行业。柴麒敏提出，由于价格差异等因素，欧盟采取碳关税的保护措施，使其成为制造贸易壁垒的新工具，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碳定价对欧盟乃至欧洲市场内部产业的冲击和产品竞争力的削弱。毫无疑问，未来这一类政策将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产生深远影响。按照CBAM此次的立法设计，柴麒敏分析称，CBAM和WTO条款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WTO相关条款明确规定，任一缔约国的政府措施，应对来自其他缔约国的输入货品给予与本国产品相同的待遇，这或许是与碳关税相矛盾的机制。“另外，作为单边的贸易措施，CBAM绕开了《巴黎协定》下的多边框架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发达国家本应承担的碳减排责任转嫁给了作为贸易伙伴的发展中国家。”柴麒敏进一步指出，这将对《巴黎协定》的全面平衡有效实施带来冲击，或将对全球自由贸易和福利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在柴麒敏看来，CBAM政策也或将影响WTO相关规则的制定，需要引起警觉。那么，即将到来的欧盟碳关税（CBAM）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柴麒敏认为，从我国角度出发，因为CBAM直接跟欧洲碳市场挂钩，我国出口欧盟的产品中大部分碳排放来自金属、化学品和非金属矿物，如机电产品、纺织品、金属制品、化学品等，均属于欧盟碳关税产品征收范围。这对中欧之间的贸易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CBAM还会形成欧盟在国际标准制定、第三方机构（如法律、金融、认证）等领域的垄断地位，相关的要求和数据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造成非生产性劣势。国际航运发展方面，柴麒敏提出，航运业碳减排成本毫无疑问会转嫁到物流成本，这对未来大宗产品的贸易将产生较大影响。此外，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在全球供应链所传递下来的减排压力。柴麒敏表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发达，很多跨国企业在我国有大量的制造生产基地，可能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减碳投入增加，汽车原材料价格或将会上涨，导致汽车产业生产成本上升。柴麒敏指出，特别是针对汽车零配件、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贸易和技术壁垒问题，引起了国内广泛关注。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涉及此类话题。全球碳中和进程下，不少企业的风险来源与影响也发生了变化。柴麒敏认为，从目前来看，大量涉及碳关税征收范围的产品以及包括企业，都面临着企业碳资信、产品碳足迹标识等方面的压力。在此背景下，相关企业该如何应对全球碳壁垒带来的挑战？柴麒敏建议，对企业而言，首先需要密切追踪政策变化趋势，提前着手进行全球性部署，加强对CBAM的合规性应对，做好碳关税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影响分析评估，建立内部碳价风险评估机制，以应对碳贸易和技术壁垒。其次，要加强全球产业链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前了解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正在出台的约束政策，提高应对这类风险的能力，促进形成认证评级制度上的互认标准。未来减少对高碳资产即高风险资产的投入，同时注重运用新的手段，比如像碳市场，ESG治理中要求的责任投资等。最后，技术创新才是关键，相关企业应注重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冶金化工、零碳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做好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在这过程中，还要强调智能数字技术，发挥一体两翼的作用，加快数字技术的产业转换。04把握5大黄金赛道推动“双碳”目标实现8月3日，在202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天津峰会《碳中和：认识与实践》公共话题论坛上，各位企业家围绕“双碳”目标下，如何以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碳中和等内容进行深度探讨，力争在实践层面突破前沿技术、扩大低碳产品规模，释放市场活力。论坛上，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作为主讲嘉宾详细介绍了目前全球温升的情况，“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等。“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报告，全球的温升相比于工业革命前大概已经上升了1.1度，未来5年很高概率温升会达到1.5度。过去50年中灾难数量大概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成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新的风险窗口。”柴麒敏表示，媒体把去年称作是碳中和元年，到去年大概有13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毫无疑问碳中和接下来将成为全球产业投资、能源市场、资金流动、国际贸易非常重要的新兴规则。“‘3060’双碳目标不仅仅关乎到生态环境保护，关乎到我们对于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极端影响的适应和应对，更关系到产生气候变化原因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柴麒敏表示，目前为止，大概将近200家企业提出了双碳目标，其中国企、央企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十四五”期间是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期，顶层设计制度都将在这个阶段落地，接下来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我们经常说，碳中和有5大黄金赛道，包括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能效水平的大幅提升，能源供给侧，未来终端电气化率需要大幅提升等。涉及交通运输领域的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建筑领域的光储直流建筑，以及工业领域很多以电、产、热等燃料原料的替代和更新等。”柴麒敏说，现在全球正面临着一轮新的周期，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各种新的风险、新的挑战，需要有战略上的定力，一方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总的发展路径要有清醒的判断；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国家利益，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碳中和的发展战略和实施路径。05不解决能源价格上涨问题，将对长期碳中和战略实施产生很大影响2022年9月2日，在2022年中国（北京）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市“两区”办联合主办了“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暨“CCG第九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以“可持续发展与企业全球化新趋势-北京‘两区’建设和全球视野”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这应该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全球化智库每年在服贸会举办的论坛了。确实气候变化在今年引起了异常的关注，今年全球的北半球出现了大气环流异常，包括中国、北美、欧洲在内都出现了极端的高温，中国尤其是在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东部沿海，都出现了高达40多度的高温，全国目前除了西藏和黑龙江之外，大部分的省份都出现了40度以上的温度，全国大概有130多个国家气象站温度突破了历史极值。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欧洲今年也是多个水库、河流出现了极度的干旱，又叠加我们知道的夏季高温电力需求的增长，实际上出现了电力短缺、价格飞涨等等相关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今年媒体甚至用了一句新的表达，说我们接下来可能度过的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凉快的一年，也就是全球变暖的趋势可能会愈演愈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过去50年当中，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大概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大概增加了7倍，包括洪涝、干旱等等这类极端气候事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每10年大概发生700多起，到二十一世纪最近这10年，每10年大概发生3000多起，就是肉眼可见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强度、严重性都在不断增长。我们经常讲环球同此凉热，实际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气候变暖对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愈演愈烈。另外一方面，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其实从2019年、2020年以来有非常多的国家提出了关于未来碳中和的目标、实施路径相关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到目前为止，全球大概已经有13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这当中有51个国家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递交了到本世纪中叶的长期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战略，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碳中和愿景实施战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就未来的碳中和不仅都提出了目标，还提出了未来如何实施、如何更好推动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巴黎协定》在后续的实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不仅仅是公共部门，也包括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大概有760多家大型企业都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这当中包括有将近200家中国企业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很多目标其实都是早于2050年，甚至更早实现碳中和的示范。包括在金融领域也是，刚才艾德明爵士提到亚投行（AIIB）实际上在2020年气候融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41%，到2025年这个目标要超过50%，类似像这样的多边银行开发性金融未来在气候变化领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在中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政府主导建立的绿色发展基金，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好消息的另外一面我们也遭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尽管到2021年有这么多的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但是去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还是强势反弹了6%左右，是1990年以来单年温室气体上涨最高的一年，因为新冠疫情，各国都采取了经济刺激的措施，实际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碳中和叠加了地缘政治冲突，叠加了极端气候事件等等，使得包括在欧洲、北美，也包括中国部分地区，能源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能源供需的矛盾也变得更为突出，在这方面的挑战使得大家对于未来如何更好地走好碳中和这条路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实际上短期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像能源供应的问题、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实际上对长期的碳中和战略的实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在“双碳”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是秉持着积极应对的国家战略，在推动实施，我们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也在积极构建“1+N”政策体系，同时从政策、市场机制、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专项政策等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支撑性的工作，也包括在国际层面，既跟中欧有绿色伙伴关系，每年都会举行副国级以上会晤，同时我们跟发展中国家也是，包括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等等也开展了非常多的相关工作。今年COP27要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我想大家同样会聚焦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携手来应对。06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重要手段新华财经：近年来高温、洪涝、台风等异常天气越来越频繁，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体会越来越深刻，从应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怎么做？柴麒敏：我国从今年6月13日开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突破1961年以来有完整气象观测的历史记录。“超强高温”的表象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全球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及多国观测预测的结论，未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将成“气候新常态”。气候变化问题正式进入国际政治进程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及地球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及减缓行动进行科学评估。从目前来看，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减少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大超过了生态可承受的限度，同时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类活动范围扩展，使地球表面森林覆被大规模破坏。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长，吸收大幅下降，全球的碳循环就出现严重失衡，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就像人发烧后出现的头疼、咳嗽等症状，自然生态系统也出现了“发烧”后强度、频次都显著增强的极端气候事件。洪水、干旱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已从上世纪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纪每10年3000起。应对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又不至于影响到经济增长和人们日常生活，解决方法无疑只能依靠技术和政策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增加碳吸收的能力，最终形成净零排放，也就是“碳中和”，所以实现技术和经济可行的减排路径非常重要。目前来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的碳排放来自能源和工业，这两部分的减排尤为重要。在能源领域，推动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这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部分，目前已取得初步的进展。比如2021年，全球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金额为755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尤其中国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一是2021年此类投资已占到全球的35%以上，是同期美国的2.3倍；二是随着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规模化发展，中国引领全球此类成本大幅下降，过去十年光伏、风电成本分别下降90%和70%左右，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在工业领域，特别是一些高耗能工业，包括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由于生产过程中本身能耗高，如果动力和原料主要来自化石能源，其排放必然较大。未来这些工业不是不发展，而是需要进行生产工艺流程革新，推动技术迭代。比如目前钢铁行业的主流技术还是高炉、转炉工艺，大量用煤，如果未来使用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电炉工艺，排放就会降下来。对工业领域而言，需要转变用能方式，减少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提升电气化水平。这其实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第二次“生命”，未来的先进制造必然是绿色智能“双翼”驱动。另外建筑、交通领域的排放量也增速较快。其中，建筑直接碳排放约占20%，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则达到30%左右。建筑减排的方式主要将通过提高电气化率，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体上的直接应用，比如光储直柔一体化建筑、中深层地热资源开发等。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研究出台新的绿色建筑、零碳建筑标准，要求到“十四五”末，城镇新增建筑100%都要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而交通领域的排放占比约10%，考虑到机动车、高铁、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及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排放则将达到20%左右，目前最大的排放来源是道路交通，这一领域减排逻辑和建筑基本类似，就是要提升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依靠电力供给侧脱碳来实现深度减排，并辅以氢/氨、生物质能及其他先进合成燃料等替代。另一大方面是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虽然各经济体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全球排放量还在快速增长，去年在碳中和形势大好的状况下全球排放仍反弹将近6%。因此，在着力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应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领域采取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比如在农林业、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人体健康、海岸带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高出了约1.1℃，适应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碳市场是促进减排重要举措，碳价不应强行“拉平”新华财经：全国碳市场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已在2021年启动运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碳市场会扮演什么角色？柴麒敏：从环境经济学视角看，我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对经济社会带来不好的外部影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负外部性”，需要通过一定的定价机制来进行矫正。一种是征税（庇古税），另一种是运用产权理论，把碳排放权界定为公共资源或“公权”，政府进行初始分配，市场通过交易优化配置排放资源，过度排放就要付出经济成本，这就是碳市场。从激励相容视角看，碳定价机制还有利于筹集转型资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平均每年需要投入10万亿美元左右，但如果不采取措施，每年的经济损失约20万亿至72万亿美元（对应温升1.5℃至3.5℃），所以不作为产生的损失更大。但要应对的话资金从哪里来呢？单纯靠加征税收容易引起社会风险。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通过市场激励来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既解决问题，又创造活力。需要投入的10万亿美元中，首先是政府出资，目前全球每年有几千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投入，但还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必须撬动大量社会资本的投入。设定机制对碳排放进行定价，就可以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从公共政策视角看，推动减排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大棒”（惩罚），即对排放进行征税或定价，一种是“胡萝卜”（奖励），即对减排的企业或产品进行补贴或减税。早期在推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用奖励的方式，对风电、光伏、电动汽车进行补贴，因为一般做“加法”阻力较小。不过这会加重政府负担，不得不转向对排放进行定价的方式。国际碳市场的发展雏形最初参考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实践。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在欧盟、北美、韩国、新西兰、英国等地实施的碳市场机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市场功能的完善发挥需要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欧盟碳市场至今已运行17年，曾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我们要对此类创新机制的发展保有耐心。同时，也要有风险意识，国际碳市场发展很快，碳贸易和技术壁垒型政策呼之欲出，机构投资者参与和金融化程度也越来越高，ESG相关碳信息披露、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碳资信评级、碳金融衍生品、避免“洗绿”和重复计算等新型技术标准和组织层出不穷，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引起足够重视。新华财经：您如何看待各经济体间的碳价差异？柴麒敏：市场机制作为气候变化应对的一个重要措施，仍然要放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框架下去评判。我们谈《巴黎协定》第六条，首先要看到协定中明确的一个重要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以来，一直在强调的是现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应尽的责任是不同的，也就是发达国家应该率先进行减排，历史上这些经济体先排放，气候变化的成因也是由于累积排放所造成，虽然目前我国的年排放量比较大，但到目前为止的累计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从这一角度看，碳价存在差异完全正常，因为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不同。其次，这一状况也与当前的全球经济分工密切相关，即发达国家整体呈现消费型排放的特征，约70%左右的排放来自生活消费部门，而发展中国家70%左右的排放则来自生产部门。比如我国生产部门约三分之一的排放背后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通过贸易转移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消费部门。另外，从减排的边际成本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碳价较高也是正常的，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高，其生产环节基本进行了转移，减排措施相对比较间接。问题是全球碳价会否趋于一致？欧盟从2019年以来在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希望通过单边措施“拉平”碳价。但这一机制实际上与《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逻辑是冲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实施的是相对减排目标，发达国家要求执行的是全经济范围的绝对减排目标，目标是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差异性的。再加之上述提到的历史责任差异、全球经济分工差异、减排边际成本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单边措施对碳价强行“拉平”是不合理的。当然，更长期来看，未来碳市场在《巴黎协定》第六条机制下是有可能实现互联互通的，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一刀切”或“拔苗助长”，价格形成一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技术上也将非常复杂，可能涉及长时间的谈判，短期内还是应该允许有碳价差别、减排成本差异。持续减排道长且远，短期问题应用短期方案应对新华财经：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会否成为新的贸易壁垒？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应对？此外欧洲能源短缺已使得欧洲不少地区不得不启用燃煤发电，这会否对减排带来负面影响？柴麒敏：关于碳边境调节机制，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一是这一机制的应对涉及国际贸易、国内制造业发展、标准认证、碳金融等问题，建议成立跨领域、跨部门的技术评估小组，首先了解新机制背后的关键点，形成协调性的方案。第二，需要尽可能开展多双边的谈判和对话。碳边境调节机制目前还未形成立法，同时生效后也还有一定缓冲期，在这期间需要尽可能多沟通，减少误判。第三，长期来看，关键是自己要练好内功，国内产业在绿色低碳方向上的竞争要有长远战略谋划，目前来看，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赛道和新标准，国内重化工业等碳排放较高的产业需要清醒的意识到，未来到底要走怎样的转型道路，使企业在绿色低碳这一新赛道上真正具有竞争力。对于欧洲面临的能源困境，受疫情、地缘冲突以及高温天气等因素影响，欧洲能源价格高企。煤炭消费确实出现了反弹，类似情况实际上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过去十五年里也时有发生。要真正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并不容易。因为有利益的重新分配，不仅有外部的，还有内部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会有不断的利益博弈，也有较多的突发情况及不确定性风险出现。对于欧盟的动向，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一次是否会影响到长期气候应对目标的调整。如果影响长期目标，对气候变化应对很可能是伤害。截至目前，欧盟还在讨论要不要把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从40%进一步提高。欧洲希望实现能源独立，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所以在方向上还没变。但相关的安全和成本问题会影响到目标的决策。今年以来，全球的煤炭利用似乎都在复兴，碳排放增长势头难以遏制，但另一方面破纪录高温等事件似乎又在给人类发出“警告”，这是否影响气候变化长期应对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评估。总体上，短期问题应该尽量用短期方案来应对，不能过多牺牲长期利益，如果战略调整频繁，不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也会延误转型的时机。07碳金融如何推动实现“双碳”和高质量转型？如何评价“双碳”目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在讲碳达峰和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时，会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更多是约束性的。而实际上全球在公共资金领域已建立了绿色气候基金等一系列的资金机制，每年调动的资金大约在七千到八千亿美元。大量数据都说明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在做减法，而更多是在做加法。这些投资除了会影响绿色低碳产业和金融支持服务的发展之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同样会起很大作用。电力、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水泥等传统产业，因为双碳政策的措施，未来增长空间非常有限。这些产业的升级会迸发出很多新市场投资的机会，产业创新、技术创新、能源生产、消费革命会持续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既有的产业格局、利益格局也会做出调整。所以我们做双碳要秉持长期主义，要从全球经济产业转型的大方向中，看到新的机会。我国低碳发展走到了哪个阶段？新气候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呈倒U型的“碳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人均碳排放也在不断增加，达到峰值后，人均碳排放会随着GDP增长开始下降。“碳库兹涅茨曲线”还存在一个“隧道效应”，即借助外部资源、创新发展路径，就能跳过人均碳排放不断增长的阶段。就好像中间打通了一条隧道一样，直接实现曲线的后半段，像新加坡、英国就是这样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越过了这一曲线的峰值，中西部地区正处于爬坡阶段，其处于峰值平台的时间可能相对较长。如下图所示：碳市场如何推动实现“双碳”和高质量转型？市场机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碳排放提供了一个成本或者价格坐标。碳排放市场机制实际上实现了外部成本内部化，即以往的碳排放成本是由社会和政府财政承担，如今通过市场机制，承担成本的主体转移到碳排放者身上。碳排放有了价格后，会对企业投资发出信号，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引领投资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信号，如果高碳资产量过大，会导致金融机构形成很多坏账，造成搁置资产，回报率下降，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碳市场机制引入后，金融机构在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时候，可以根据该企业的碳价高低对企业资产定价进行更科学的评估，有利于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海南如何建设高质量碳中和自贸港？海南是典型的岛屿型经济。首先，海南在中国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具有非常好的热带气候条件，海上风电、太阳能资源丰富，这是海南走低碳型发展道路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其次，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海南没有像我国东部沿海等地布局大量高耗能、高排放产业，重化工业在海南比重还比较低，这也是一个很大优势。从“碳库兹涅茨曲线”来看，海南仍处于爬升阶段，还未到峰值，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好自身优势、调动区域性的资源，走高质量、低碳型的发展道路，实现“隧道效应”。海南未来的发展应该调动更多的绿色资源，创新发展模式，布局新经济，聚焦更多高附加值产业，比如正在推进的健康产业、绿色金融、海水制氢、高效制冷、新能源汽车、光储直柔建筑、海洋蓝碳等，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比如，海南提出了建设清洁能源岛的目标，未来有望实现百分之百非化石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体系。此外，海南还可以充分运用自贸港的优势，发展绿色低碳贸易，利用政策红利，搭建一个绿色自由贸易平台。现在欧盟等国际碳市场碳价较高，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碳市场价格较低，很多产业存在转移到低碳价区域的可能性。因此，欧盟正在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实际上就是碳关税，这会对我们未来的国际贸易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亟需借助一个接轨国际碳市场的平台为产品出口提供碳足迹认证、碳绩效评估、信息披露、风险评级、行业标准、资产定价、交易策略等相关服务，建立起与国际碳市场互认的“显性碳价”规则，增加我们在国际贸易投资上的话语权。碳金融对海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将成为助推海南起飞的翅膀，辐射海上丝绸之路。借助在金融领域开放性的新政策，海南未来有望和“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很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开展碳金融领域上的合作。海南应充分利用好国际资本，为绿色资本的引进搭建桥梁，更好助力国家绿色低碳发展。08全球碳中和面临新挑战应对长期趋势做谨慎判断9月22日，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两周年之际，《财经》杂志在京举办第二届“碳中和高峰论坛”。在论坛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发表演讲称，2022年是全球碳中和元年——《巴黎协定》进入正式实施期，但同时全球碳中和进程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高温、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已经深远地在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是造成当前能源危机的部分原因；二是大国博弈在当前的政治局势、政治秩序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欧盟、美国等51个主要经济体已向联合国递交了碳中和战略，这会对接下来全球进程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规则也不仅仅局限在气候治理机制中，还会逐渐外溢到国际贸易、产业投资、能源市场、金融投资等领域中。柴麒敏表示，现在全球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不管是从全球治理，还是技术发展方面，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小院高墙”式的俱乐部机制和技术脱钩问题。我们应该对长期趋势做一些谨慎的判断。特别是对风险有足够的分析和预期，只有看到最坏的情况，才能坚定地往更好的方向去迈进。在此情况下，中国如何实现能源革命和经济的“新增长”？柴麒敏说，双碳战略贯穿中国整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综合、全面的考量。真正站在我们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平衡全球性的问题，然后提出符合我们发展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发展战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真正形成全社会的共识。09复杂新形势下全球碳中和与新能源革命刍议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也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能源生产领域更是如此。我国最近出台的一系列规划，如《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等，都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新能源革命必然带来利益调整，短期问题和隐患也开始出现。一、全球碳中和进程下能源转型呈现新矛盾尽管在2021年，全球碳中和进程快速推进，但是受到经济刺激措施的影响，2021年全球的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强势反弹了6%左右，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增幅，超过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产生的排放下降幅度，全球碳排放又达到了历史新高。大量的碳达峰、碳中和研究往往是进行线性的估计，例如估测每年会增加多少排放量，而现实情况的波动性增加了相关研究的复杂性。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表明，全球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前高出约1.11℃，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量以及海洋酸化这四项指标再创新高；未来五年内，增温幅度有比较大的概率将突破1.5℃，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可能更为严峻。同时，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过去两年的全球能源价格出现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的最大涨幅，能源供需矛盾更为突出。由此，全球性的气候博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一轮目标提出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往前迈一步的同时，往回拽的力量、变化的因素使气候博弈又开始进入新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会对现有的政策和行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全球碳中和进程呈现出新的矛盾和问题。当前，《巴黎协定》已正式进入实施期，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提出了第四轮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截至2022年6月，全球已有194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51个缔约方递交了《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LT-LEDS），其中有45个国家提出了早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另据“净零追踪”（NetZeroTracker）的最新统计，全球已有125个国家、115个地区、235个城市和701家企业以不同形式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覆盖的人口占全球的85%、GDP（按购买力平价）占90%、温室气体排放量占88%。这就意味着，全球继1997年《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第一承诺期（2005年到2012年）目标、“巴厘路线图”下2009年《哥本哈根协定》双轨制（2013年到2020年）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2021年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之后，第四轮各缔约方更新2030年目标并提出21世纪中叶减排新目标的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在第四轮目标中，中国提出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25年、2030年、2060年分别为20%左右、25%左右、80%以上的目标。其中，到2030年的目标相比于之前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2060年的目标是首次提出，相比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的表述更为积极。欧盟在“减碳55”（Fitfor55）的《可再生能源指令》中规定，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要从原先的32%提高到40%，并考虑有可能进一步提升至45%。美国拜登政府则提出了到2035年实现“零碳污染电力系统”的激进目标，尽管能否实现仍然被多方质疑。主要经济体提出的更有雄心的目标激励着新能源更快发展。全球能源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的《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统计》2021年全球累计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达到30.64亿千瓦，同比增加了9.1%，其中光伏和风电装机分别为8.49亿千瓦和8.25亿千瓦。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突破11亿千瓦，约占全球总装机规模的三分之一，排名多年位列世界第一。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最新的统计数据，2021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达7550亿美元，年增速达到了50.6%，其中中国的投资达到2660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总额的35.2%，多年位居世界榜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结论表明，要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长期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迟应在2025年前达峰，并在2030年前减少27%至43%。若要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到2050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需在2019年基础上分别下降85%、30%和15%；若要实现1.5℃以内的温控目标，则需要分别下降95%、60%和45%。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1年排放差距报告》，现有全球的共同减排努力仅能保障在原先预测的2030年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基础上减少7.5%，这将使世界步入至少升温2.7℃的轨道。在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和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全球能源普遍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通胀问题。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新能源等价格触及历史较高点，全球多地出现因能源供应问题而导致的限减产或停产计划。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轻质原油期货（WTI）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已经突破每桶110美元，近一年的涨幅超过120%。欧洲天然气价格标杆荷兰产权转让设施指数（TTF）近月期货价格在2022年3月一度攀升至345欧元/兆瓦时的历史最高价，当前仍在100欧元/兆瓦时的高位波动，最高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倍左右。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动力煤价格指数（NEWC）、南非理查兹港动力煤价格指数（RB）、欧洲三港动力煤价格指数（ARA）均超过300美元/吨，同期涨幅均高于200%。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电力现货市场日前批发市场价格都在400～600欧元/兆瓦时，是去年同期的10倍左右。除了化石能源价格，工业硅、多晶硅、锂、稀土、铂和钯等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煤炭作为涨幅相对较低的能源品种，消费在2021年出现了较快反弹。根据荣鼎集团（RhodiumGroup）的最新测算，2021年美国燃煤发电量增长了17%，相应的能源与工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同比上涨了6.2%。欧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根据雷斯塔能源公司的测算，欧洲燃煤发电量增长了18%，温室气体排放增长6%左右。这无疑对全球碳减排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因为煤电碳排放的增加，2021年欧洲碳市场配额（EUA）价格几乎翻了三倍，一度接近100欧元/吨二氧化碳。从北美到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碳市场的配额价格都呈现上升趋势，进一步抬高了能源价格。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预测，2022年能源价格将上涨50%以上，或将引发更长期的通胀。二、能源技术创新是解决困局的根本途径如何解决减排困局？对中国而言，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形势对双碳目标的推进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很明显，大家对推动双碳目标的积极性不像2020年提出时那么高了。对“运动式”减碳、“一刀切”等做法提出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纵观全球气候治理三十多年的历程，我们一直都在处理发展和减排的矛盾平衡关系，即使到现在，在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都已经提出碳中和远景目标的大背景下，减排和发展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压力依然存在，现实情况仍旧严峻。决策体制必须兼顾短期问题和长期目标，考虑短期的安全供应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从能源领域来说，必须真正建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品质的前提下，高质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几乎是唯一的方式。从全球来看也是如此，能源生产和消费必须发生深刻的、跃迁式的变化，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当前，全球温室气体大约为6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19年的IPCC报告认为是590亿吨，最近有所增长）。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21世纪中叶至21世纪末，全球的温室气体要控制在110亿吨左右，也就是说要减少80%以上的碳排放，这样的降幅主要依靠能源技术创新来实现。碳中和进程下，新能源革命的核心是提高终端能源利用的电气化率并实现电力系统的深度脱碳。在供给侧，以先进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利用技术将与化石能源的深度脱碳技术形成成本的竞争和替代，但这两者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而应在不同阶段实现优化组合。高比例地使用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造成了跨时空和多维度耦合的电力电量平衡难题，2017年澳大利亚、2020年美国加州、2021年中国东北都出现过部分因为新能源出力不足导致的紧急停电现象，未来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装机和发电量比重有可能超过80%，旋转备用容量紧张、频率和电压波动性调节难度加大等问题将更为突出。在消费侧，新能源技术利用方式主要依靠发电，因此终端用能部门必须显著提升电气化水平，既有的煤炭、油气直接燃烧利用将逐步减少，全社会电气化率将有可能达到70%左右。在交通运输领域，电力驱动的汽车、船舶需要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钢铁、水泥、化工、玻璃等工业部门中以电产热将成为新的生产工艺，特别是千度以下中低温的热源替代；公共、商用和民用建筑中供暖、热水系统也需要进行电气化改造，电动汽车V2G、光储直柔建筑、工业离散制造等灵活用电的体量和随机性加大，上亿级点位的交互受电充电，负荷响应弹性要求大幅上升。未来这些技术都需要安全、高效、优质、低成本的应对方案。能源领域已经形成国际碳中和竞争新格局，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快部署和抢占全球零碳产业和金融增长“新赛道”。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期间，世界领导人峰会形成了《绿色电网倡议：同一个太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电网》《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明》《零排放中、重型车辆全球谅解备忘录》《全球甲烷承诺》《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等文件。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投融资的持续增长，各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碳中和新经济的推动将是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1月签署了一项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其中包括500亿美元的气候复原计划和65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同时推动参议院通过“重建更美好的未来”（BBB）计划，其中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5550亿美元。欧盟将“绿色新政”作为欧洲复兴的重要支撑点，全方位地提出了能源、工业、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交通、粮食和农业、建筑、税收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更为积极的举措。即使在欧盟委员会2022年5月提出的、意图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高度依赖的“为欧洲提供可负担的、安全和可持续的能源”行动计划（REPowerEU）也未因短期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上涨的巨大挑战而妥协。欧洲计划提高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以推动欧洲能源更加独立。在更大力度支持欧盟供暖和建筑节能改造、光伏、氢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开发、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同时，欧洲议会环境、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委员会（ENVI）将考虑采取更严格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BM），计划提前至2025年，开始对电力、钢铁、水泥、铝、化肥、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氨等高耗能产品的直接和间接排放征收“碳关税”。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也在推动类似法案，并考虑打造一个所谓的碳关税联盟，推行“国际碳会计准则”（ICAS）、“绿钢俱乐部”等贸易壁垒措施。此外，欧盟还将正式实施《欧盟新电池法规》，未来只有符合全生命周期碳足迹限额和再生材料使用最低比例要求的工业储能和电动汽车电池产品才能进入欧盟市场。一场关于新能源革命的马拉松式竞赛已经拉开序幕。三、复杂形势下各方对大趋势应有战略判断从长远来看，新能源革命的马拉松式竞赛已经拉开序幕。中国的碳中和进程总体上是一条长期性、系统性的道路，未来的40年，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后续几代人都会面临这方面的压力。短期来看，要把气候问题与国内能源供需问题结合起来，促进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的协同。首先，要纠正误区，不能把能源安全简单地视为煤炭安全，因为目前在中国的能源和电力结构中，煤炭占比仍然超过50%，煤电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但是，煤炭不是能源安全的全部，所以要全景式地看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不能用短期的困难来否定长期目标，不能过度牺牲长期利益来解决短期问题。同样，因为长期的碳中和愿景而忽略能源系统转型基础和条件的局限，片面夸大当前新能源的潜力，否定化石能源的作用也是不切实际的。其次，要理性看待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退出的问题，空谈过激的退煤措施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会增加转型过程中不必要的代价或阻力。最后，务实地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的赋能措施，特别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短期的一些配套政策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挑战，这个阶段可能要多做“加法”，抓住新能源、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投资和就业的机遇。碳中和、新能源革命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全社会达成转型共识非常重要，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会遭遇的短期阵痛，同时进行持续性的、创造性的探索。加速零碳数字化技术的减碳杠杆效应可达10倍108月18日，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出席施耐德电气“碳减排大师”计划发布会时表示，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碳减排任务日益紧迫。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这将有助于所有行业在走向零碳的过程中拥有光明的未来。柴表示，全球碳市场已经到了翻倍的临界点。气候相关投融资快速增长，市场前景广阔。其中，中国在能源转型投资、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碳市场覆盖面、排放规模等方面均居世界第一。他强调，面对双碳目标带来的转型压力和机遇，中国企业需要在技术、工程和商业模式上进行大量创新，在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的同时，为减碳事业做出贡献。“迈向零碳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一场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能源系统的深度脱碳和再电气化，数字技术将帮助企业做出巨大努力。”柴齐敏指出，数字技术对减排的促进作用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数字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和能效。以IT和通信行业为例，数字技术不断提高单位数据传输效率，降低单位能耗。其次，数字化可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实现系统优化，从而大幅降低物耗和能耗，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生态。最后，数字化可以促进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大规模技术变革。柴齐敏强调:“根据相关报告，数字技术对碳减排的杠杆效应可以达到10倍。在短期内，数字技术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5000万吨碳排放。要让数字技术的价值最大化，生态协调必不可少。企业必须紧密合作，充分发挥数字减排效应，加速向双碳目标迈进。”11迈向碳中和的全球能源治理与中国政策展望目前来看，碳中和已经成为未来转型的全球共识。到目前为止，全球大概有130多个国家都以不同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的主张。一方面，全球如火如荼地推动碳中和；另一方面，全球去年化石能源消费量反而再创新高，很多短期问题的矛盾、能源安全的矛盾凸显出来，关于能源转型的博弈，在全球变得更为复杂。全球的能源治理地缘政治、国际资本、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暴涨、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以及疫情的冲击，也使得全球能源结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中国在能源转型上的力度比较大，在保障能源安全和煤炭发展方面采取双向激励的政策，距离实现目标，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减排的缺口使得在未来的行动中仍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的政策展望对中国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能源和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过程一定是压缩式的。中国提出了应对的方案，即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的稳中有降，以及2060年的碳中和，这在经济、土地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配置方面都提出了高要求。未来仍然需要在资金支持与绿色低碳领域，取得制度的创新与政策的支持。12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代人需要直面的危机5月22日至26日，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重回线下。今年的论坛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低碳转型，成为各国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们的讨论热点。在达沃斯之外，界面新闻采访国内气候研究领域的学者分享观点。5月18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了新的通报，表示2021年四个关键气候变化指标：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量和海洋酸化都创下了新纪录。WMO表示，这是人类活动正在造成全球范围内陆地、海洋和大气变化的又一明显迹象，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有持久、有害的影响。英国气象局的LeonHermanson博士牵头撰写了这份报告。他表示：“最新的气候预测显示，全球气温将继续上升，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某一年甚至有一半的几率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C。”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正在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给人类生命和福祉带来沉重代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份报告发表视频致辞，他在视频致辞中提出五项关键行动，以启动可再生能源转型，包括获取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供应，将可再生能源的私营和公共投资增加两倍，并停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每分钟的补贴额高达约1100万美元）等。界面新闻近日采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采访中，他表示：“WMO这次的报告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以前我们谈气候变化，更多地在讲对子孙后代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但现在看来不是了，因为可能未来5年温升就有比较高的概率超过1.5°C，尽管是单年的，但它也在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当代人身上就会显现出来。”气候变化影响加速，方方面面影响人类生活界面新闻：世界气象组织（WMO）最近发布了一项新的气候通报，里面提到在未来五年，全球年均温度有50%的几率至少有一年暂时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C，并且2022-2026年间至少有一年有93%的可能性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您怎么看这份报告？柴麒敏：其实WMO在去年也发布过类似的观点，即未来五年有较高的概率单年温升会突破1.5°C，并且报告内容也并不是指温升数据会出现突变，而是根据新数据集做出的统计，大家不用太过恐慌。我们平常所说的气候变化，一般是指10年以上的统计幅度，也就是说如果10年以上的平均温度都超过1.5°C，这个才叫温升达到一定幅度。例如IPCC最新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也是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温度来进行比较的。WMO此次的报告结果，还是在延续之前的趋势，从最近十年的温度评估来看，大概全球气温相比于工业革命前上升了1.11°C，而WMO此次是表示未来五年当中有一年的温升会超过1.5°C，并且还存在着50%的概率，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但WMO这次的报告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以前我们谈气候变化，更多地在讲对子孙后代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但现在看来不是了，因为可能未来5年温升就有比较高的概率超过1.5°C，尽管是单年的，但它也在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当代人身上就会显现出来。目前来看，全球科学家建议的1.5°C-2°C的这个安全阈值，可能会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就会被突破低限值。现阶段的科学研究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评估仍然有限，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后果可能是无法承受的。界面新闻：气候变化日益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但很多人对于1.5°C数字背后的含义仍然不甚了解，您能否介绍一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柴麒敏：气候变化主要会导致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农林业和粮食安全，也就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影响。例如极端干旱、台风和洪涝灾害，原来相对比较平衡的气候系统，随着气温提升，就像人体发烧的症状一样，会出现很多极端事件。2019年，非洲之角地区产生强降水，非洲地区产生降水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随之引发了全球性的蝗灾，对粮食安全造成很大威胁。还有就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加州、澳大利亚，这些地区的气候极端干旱造成的长时间的森林大火。变暖还会造成冰川、冰盖融化，带来水资源变迁，下游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造成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海岸带国家的生存，对民众生活造成影响。第二个方面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比如海水的酸化会对港口、海岸带造成侵蚀。有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温升上升一度，青藏铁路的投资有可能就会翻番，这是因为原来冻土的建设条件不再适用，整个投资标准会发生很大变化。城市的排水系统也需要改造，因为现有的排水系统不足以应对城市内涝。第三个方面就涉及到人体健康。高温会造成很多种新的疾病，比如法国曾经出现过连续三个月的高温，导致约1500人死亡、数万人得病。冰川和冻土的融化也会释放很多远古时期的细菌或病毒，我们现代人身上可能并没有对这些病毒的抗体。还有随着温度的升高，登革热病毒也会加剧传播。此外，气候变化还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例如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提高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向其他生态系统渗透，会造成海水的酸化和含氧量的下降。珊瑚礁是大量海洋生物栖息的地方，之前有评估提到，全球温度升高1.5°C，会导致全球70%到90%的珊瑚礁灭绝；如果全球温度升高2°C的话，那么99%的珊瑚礁将不复存在。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如果全球温升上升一度，青藏铁路的投资有可能就会翻番，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如何衡量的？柴麒敏：国际能源署做过一个评估，温度如果上升1.5度到4.5度，每年对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在20万亿到72万亿美元。目前来看全球温升上升2.5度非常有可能会发生，那么每年的经济损失大体在44万亿美元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相当于中国、美国加上欧盟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2021年GDP的总和。比尔盖茨之前也做过一个类比，和新冠疫情相比，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这种冲击和损害至少是其五倍，大致上相当于每十年发生一次新冠疫情。它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GDP的损失和经济成本，而是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很多生态灾害是不可逆的。后面无论花多少钱，可能也弥补不了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在衡量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损失时，有几种评估方法。首先就是将温升前后全球气候灾害发生的强度做比较，增量部分就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另一种就是基于成本曲线和经济模型的情景分析，模拟温升如何对生态系统、经济发展及各行各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还有一种是调查支付意愿（WillingtoPay），就是你愿意支付多少代价来规避气候灾害。例如刚才谈到的珊瑚礁，我们很难直接去评估其经济价值，但人们可能会对此类生态价值有一个愿意支付的代价去进行保护，这样就可以综合起来进行量化分析。界面新闻：国内有这方面的评估报告吗，由哪些部门来做？柴麒敏：有的，国内也会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国马上就会出第四次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一般是由各个部门共同来做，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部门负责。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近百年来我国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9-1.5℃，最近60年平均每10年约升高0.23℃，几乎是全球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全球上升2℃，很可能中国会上升4℃左右。本世纪以来，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0.14%）的7倍多。界面新闻：气候变化虽说是全球性的，但哪些地区相对来说受到的影响会更大？柴麒敏：就国家和区域而言，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非洲、东南亚等靠近赤道的国家，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会受到干旱天气的影响；其次就是海岸线国家，更易受台风等气候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比较薄弱，资金也不充足。适应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不太一样。现在“双碳”非常火，那是因为“双碳”背后是大量的产业，例如电力、钢铁、石化化工、新能源等，关注度自然很高。但实际上气候变化适应这个领域受关注度很低，因为它不赚钱，是纯投入的一项工作，不管是很多的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的业务，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气候适应领域关注都比较少。而相对富裕一点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都有比较好的气候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可以做好前期的准备和应对工作。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因此这方面挑战很大。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南南合作的项目，赠送给了非洲国家一颗气象卫星和地基设备，在此之前，该国都没有此类气候监测能力。能源转型是长期过程，辩证看待“不可能三角”界面新闻：在俄乌战争、新冠疫情还有其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目前出现一些声音担心能源危机可能会推迟气候行动，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柴麒敏：能源问题很复杂，不仅和气候变化相关，也和地缘政治、经济周期等挂钩。自从“双碳”提出之后，紧接着就遭遇到了2021年全球性的能源通胀，能源供需在全球各地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像欧洲市场，油气期货、电力现货的价格都翻了很多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完后，各个国家当时也积极地提出了目标，但情况到了2016年就开始逆转。2016年美国选举，共和党上台之后就开始否定气候变化，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尽管后来又重返协定，但总体上说，对气候进程是一种破坏。全球气候治理往往也有一个周期，存在很多互相牵制的力量。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要带来能源和产业的革命，从而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很多传统产业会受到影响，大到全球性资源分配，小到国家和区域内部，再到产业链分工、企业和企业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原因就导致了在每次气候目标提出之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一种全球性的回潮，使得大家对气候变化存疑，总是有这种“拉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发展和减排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从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找到非常妥善的解决方案。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碳减排、碳中和的技术手段还没有真正成熟和商业化，新能源发展虽快也还不能较为安全地替代传统能源的供应。尽管每年新能源新增很多投资，但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弱小的阶段。对于“双碳”的讨论呼声前一两年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2021年下半年很多讨论都回归到了理性，我们要考虑如何在保证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再往前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端牢“饭碗”更要紧。在“能源不可能”三角中，我们在实现绿色低碳的同时，既要做到经济可行，又要安全稳定，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权衡，所以国家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导向，如果暧昧不清，就很容易造成政策信号的误导。“双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会将其与短期问题混为一谈。比如说短期内某些区域出现了能源短缺，那就应该用短期的政策和技术手段去解决，并不是说短期出现了问题就要把长期的目标否定，也不是说有了长期目标就对短期问题不管不顾。界面新闻：去年国内煤炭供应紧张，鉴于我国富煤的能源禀赋，针对煤炭的一些清洁化技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煤炭能源使用的碳排放？柴麒敏：我们一直讲碳中和，并不是说要把煤炭赶尽杀绝。我们现在将近有11亿千瓦的装机全部都是煤电，所以有非常大的存量，煤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煤炭利用同样也有减排的技术解决方案，理论上到2060也可以实现零碳，并不一定非得要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例如把所有的燃煤机组都装上碳捕集装置，把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全部捕集下来，重新利用或者埋到地下永久封存起来，这就是CCUS技术。未来的能源发展是存在着技术路线的竞争的，如煤电+CCUS与新能源+储能的竞争，在两者的系统成本比较之下，如果煤炭+CCUS的成本足够低，还是可以实现几毛钱一度电，那未来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煤炭，不需要把煤炭完全替代掉。但关键是现在的CCUS成本比较高，目前捕集、运输和封存整套流程下来，可能成本至少在500-800元/吨二氧化碳。新能源也有问题存在，当新能源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现有的电网和相关基础设施就不足以支撑高比例的新能源消纳，而是需要更迭出一个新型电力系统来，比如说要增加大量的储能设施，增加调峰、调压、调频等辅助服务，这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目前新能源成本不能光看发电，要加上储能、调峰的成本来算，再来和煤炭+CCUS比较哪个便宜。目前这种技术路线的竞争仍然没有定论。但我个人认为对煤炭还是要保持开放理性的态度，先不着急“喊打喊杀”或“喊冤喊苦”，实事求是一步一步来，改革要水到渠成。其次就是煤炭的问题，要分开来看，不是一本账。我们主要把煤炭利用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用来发电，这个部分占大头，大约在55%左右。即使从“双碳”的角度来看，现阶段还不应该减，理由是煤炭利用方式中用于发电的效率是最高的，并且煤电减污降碳的技术手段最成熟。未来我们如果还要用煤炭，尽量用作发电，而不是去工业炉窑使用或者去农村散烧。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例如欧盟、美国，煤炭70%以上都是用于发电，我们国家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其次在现有的电力系统下，在新能源比例增加的同时，煤电可能要同时作为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才能维持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煤炭利用的第二部分就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炼钢、水泥、有色金属、电解铝等，这几个行业中煤炭用量比较大，这部分的排放大概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几。在这部分中，要加大力度淘汰效率低下的一些燃煤工业炉窑。还有一类就是散煤。有一些小企业会使用散煤。此外在北方农村地区，由于没有集中供暖，人们就会自己使用锅炉取暖，还有做饭和烧水等都会使用到散煤，大概占到全国用煤的5%。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近期重点要解决的是散煤使用问题，因为它不仅造成温室气体排放，还造成农村的空气污染，有大量的粉尘和PM2.5，导致很多农村老人妇女的健康问题。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北方地区生活习俗的问题，如果不用煤，那供暖怎么办，天然气的价格比煤炭贵，那就会涉及到民生问题。通过煤炭发电比例提升、淘汰效率低下燃煤锅炉以及减少散煤使用，这些都是近十年内的工作，而从长期煤炭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大量增加CCUS的使用，比如说在2035年之后中国煤电厂大量安装碳捕集的装置，就像我们现在大量安装超低排放的装置一样。目前我们所有的电厂是全部都完成了超低排放的改造，即减少粉尘、二氧化硫常规污染物的减排。但这么做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未来这么安装合不合适，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长期技术路线竞争的问题，如果成本比较合适，那就大规模地做这种替代。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生命周期。煤电厂现有的煤电设施包括未来的装机，大致上寿命都在30-40年左右。我们国家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其实是安装了大量的新增煤电设施，因为中国经济在那个阶段快速发展，增速在10%以上，这部分的装机有可能到2035年左右就要陆续退役，到了寿命期之后就让它自然淘汰，对我们国家经济损失不会太大。有些相对新的煤电设施，燃煤效率更高，未来可以做CCUS改造，其中一部分可以改造成灵活发电的调峰机组，例如现在我们煤电每年大概发4000多个小时，那接下来可能这些煤电每年只发2000多个小时，甚至每年只发1000多个小时，只在新能源出现问题的时候替代出力。例如连续多天的阴天导致太阳能发电减少、无风天风电减少，或者在枯水期水力发电减少，但调峰价格要比一般发电更高些。国内已经有部分地区在做这样的尝试，例如青洽会（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就实现连续100天全部用100%的可再生能源，这个阶段就需要大电网及辅助服务的支撑。青海实际上建设了大量的调峰机组，像黄河水电就在青海投资了一些煤电机组，每年大概只发2000个小时左右。像云南、四川、甘肃，都在推动类似的运营方式，实现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未来无非就是将该模式扩大到全国，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能源供应和消费的系统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并不是说煤炭在未来不发展了，而是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同样的，我们也并不是说不让生产钢铁了，而是钢铁生产的方式从长流程的高炉、转炉变成了短流程的电炉，从原来的焦炭还原铁变成了氢还原等等。千万不要对“双碳”有极端化的认识，认为“双碳”和煤炭就是对立的，而是要有技术创新和系统融合。国家政策中提到说要实现新能源和煤炭的优化组合，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非常准确的，既能够逐步往“双碳”方向上进行更好的推动，同时又不会出现短期安全供应的问题。界面新闻：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资源流向低碳领域，国际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柴麒敏：其实要引导投资，无非就是“胡萝卜+大棒”，排放政府就给惩罚，减排政府就给奖励。奖励比较容易被市场接受，比如德国给新能源产业的补贴、美国的45Q政策给予CCUS补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领域也采用了补贴的政策。很多产业在早期发展的时候，补贴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当发展体量大了之后，就会造成政府的财政的缺口。这时候往往会选择转向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减排，减排量大、效率高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卖减排量获益，技术手段还比较差的就需要买入。大的政策脉络都是如此，例如央行出台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逻辑也是给绿色低碳的项目降低融资成本，给高排放的项目增加风险评估和融资成本。我们谈双碳，并不只是为了减碳，而是为了实现整个国家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在这个目标下，政策设计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就不去给企业增加惩罚性的政策，而是要多给一些财政补贴奖励。其次就是要把政府现阶段较大的财政压力转换成市场机制上的动能，鼓励优胜劣汰，在市场中做加减法，让大部分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从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回报。相比行政手段，监管有力的市场机制更容易有效地降低腐败风险。此外，在市场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不能照搬其他国家，而是要进行本土化创新，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保证整个机制有一定的容错率。COP27在望，全球气候行动挑战机遇并存界面新闻：2014年，欧盟与中国合作完成了中国碳市场的设计和实施，欧盟也与瑞士的碳市场建立了连接，也有一些学者做过中国与东南亚碳市场连接的可行性研究，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各国之间碳市场的相互协调可以在减缓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柴麒敏：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碳市场的连接可以把全球的减排成本降到最低，因为碳市场的价格可以起到导向作用。但实际操作工程中会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主权国家级的碳市场连接过程中，减排目标力度可不可比、减排量能不能用一套监测、报告与核查（MRV）标准去衡量，都会成为难题。比如欧盟市场和东南亚市场，有可能东南亚市场就会把减排目标设定得宽松一点，因为可以卖出更多的减排量，这样就会导致逆向激励的问题，所以这个连接本身是有一定政治难度的。即使如瑞士和欧盟，两者在政治条件、经济产业、文化背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个碳市场实现连接前后也是经过了十年的谈判，那其他国家的碳市场连接就更难预估了。但除了刚才说的强制配额市场（CCM）之外，还有一类市场叫自愿抵消市场（VCM），主要涉及到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利用等，这类市场从2005年以来就是全球性的市场，比如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交易，因为这类市场不需要国家通盘对接，是基于项目一个一个开发而来的。比如说东南亚开发了某个风电项目，按照一定的方法学和评审程序，最终可以在联合国机构通过注册卖到其他国家。在去年的COP26大会上，各国关于《巴黎协定》的第六条的谈判已经达成了政治共识，新的可持续发展市场（SDM）将有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推出此类交易。因此我认为全球市场的连接是分步骤的，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项目级别的；第二个可能就是在行业或区域层面上，比如说“国际航空碳抵消及减排机制”（CORSIA），再比如说在东亚或“一带一路”区域，大家通过多双边的一些谈判磋商，就某些行业形成规则体系，允许大家做有限的市场连接；第三个更长期的话就是各国在《巴黎协定》下就实现碳中和愿景的多种合作方法开展更广泛、有效的协调，最终如油气期货贸易，形成一个碳要素自由流通的全球性市场。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时间上的划分，有的行业已经走在前面，例如全球航空业的减排，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就在推动相关行动。当然，在全球合作的过程中也会存在挑战，并不是说大家有政治意愿就可以，还取决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变革，目前一些逆全球化的地缘因素也会在短期内造成影响。界面新闻：今年的COP27会议要在埃及举办，会议在选址上有什么考量？以及您认为COP27上这些国家会达成什么突破性的共识吗？柴麒敏：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在几个区域之间轮换，办会国需要申请，或者通过大国的撮合。2017年斐济想要举办，但是没有充足的会议接待能力，最后就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19年原先由巴西承办的气候大会由于种种原因改由智利接棒，但最后那一年的会议又因为种种原因辗转到了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际进程没有那么顺遂的，总会有“黑天鹅”。总体上，关于《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已经谈完了，现在只剩下一些遗留问题，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问题，这些在COP27上还会继续去谈。COP27还会启动一个进程，叫“全球盘点”，评估全球气候行动进展，这个进程可能持续到2024年，目的主要是为下一阶段提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比如到2035年的减排目标。界面新闻：不仅是政府和企业，每个个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也同样需要承担责任。除了提高对于气候问题的意识，目前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敦促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行动？柴麒敏：我认为提高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是第一位的，其次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我们国家在传统文化中天然有这种气质。应该在年轻人中培育形成一种新消费文化，将绿色低碳生活视为一种新时尚，与科技等要素结合起来。此外还需要一些机制性的消费政策支持，比如说低碳产品的认证，比如现在已经有像咖啡、茶叶等饮品的碳足迹标识，还有家电、电子类产品，甚至新能源汽车等。还有一类比较重要的机制叫“碳普惠”，大家通过绿色出行、节电节气、购买低碳产品等行为在APP平台上获得积分或现金奖励，积小成多，现在结合金融科技创新，在广东、深圳、成都、重庆、上海、浙江等地都有广泛的场景应用。13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并非完全此消彼长，二者应形成优化组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帆深圳报道关于“双碳”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过去一年里，中央层面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关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相继发布，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建立了顶层设计，推行“双碳”的决心和必要性也取得了广泛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诸如“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认识误区。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今年“双碳”工作怎样推进？如何从政策机制、执行、考核等层面优化“双碳”工作？怎样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如何看待煤炭、煤电的角色定位？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柴麒敏指出，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他指出，未来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形成优化组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配合，而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式。推行“双碳”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战略耐性《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去年中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此后也持续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纠偏”，如何理解今年“双碳”工作的总体基调及推进节奏？柴麒敏：其实“双碳”目标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工作，跟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是同步的，所以“双碳”很大程度是对中长期发展的一种引导。可能有部分市场和行业决策者觉得这个概念很热，追风口，随之导致了一些偏差和误区。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出来，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完全可以理解。去年开始，全球能源出现供需矛盾，能源价格上涨，这些不仅跟“双碳”有关，更跟世界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等都有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大家再思考和讨论“双碳”问题，也会更加理性。在热烈的讨论中，我们也越来越回归到“双碳”目标的根本，即减碳不光是为了减碳，本质上还是要促进中国的发展。“发展”一直是放在中心位置的，包括我们制定长期战略，都会强调“发展”这个词。中央对“双碳”工作的节奏定调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既“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中重化工业比重、煤炭消费比重仍然还比较高，很难短时间内扭转，如果说我们推行“双碳”的过程中需要“踩刹车”，可能用“点刹”比较合适。而“等不得”是指虽然一两年内无法完成，但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作为，恰恰现在要夯实很多基础。目前关于“双碳”除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之外，也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碳排放数据统计，公开渠道有来自于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非连续的）、国内外的各类数据库（如IEA、EDGAR），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足够权威的数据体系，才能够保证在做决策时是基于正确的信息基础。此外，我们去地方、企业调研，经常听到反馈说都知道“双碳”非常重要，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从政策机制、技术、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具体如何去做，需要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因此，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激励和约束并重《21世纪》：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这项工作是否将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柴麒敏：其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这也将是“十四五”期间总的基调，以强度作为约束性的目标，更多强调效率的改善，当然不排除可以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或者是一部分企业，在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先行先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这包括多个方面，从制度设计，到统计数据，再到企业对这套制度的认识等。目前数据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需要有一个先行先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好的经验，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正，才能够使这套制度在全国推行的时候，更加科学和精准。我们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总量还会有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受到管控的，总体上要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节能等一系列目标。这样实际上是给产业提供了转型的机会，让企业稍微感受到一点压力，但并不会伤筋动骨。《21世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这传递出怎样的政策导向？柴麒敏：“减污降碳”已经扩展至“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以前我们在机制上偏重于约束为主，不符合条件的严格禁止，接下来在理念、方式上可能都会有转变，不符合条件的，但对推动发展有利的，通过政府“赋能”去做一些改进和调整，使其符合条件。任何一种针对国家目标的分解方法，尽管背后有很多研究智库的支持，仍然会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做五年规划目标的地方分解，很难完全预见未来五年的发展，所以主要还是依据过去的情况来制定未来的目标，难免会有一些不科学、不精准之处。要对分解方法进行持续的改进，顾及不同地方具体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及国家对其战略定位等，分类对待。同时，分解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从国家分解到地方，地方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去评估有怎样的发展预期。此外，我们要转向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更好地结合的方式，我们不仅有碳市场，还有绿电交易市场，排污权市场，用能权市场等，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尝试，未来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这对地方有怎样的影响？柴麒敏：现阶段我们面临复杂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地方要发展经济，项目有建设周期，如果逐年考察能耗强度目标，往往缺乏弹性和灵活性，可能导致地方在某些年份压力较大。现在提出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地方可以实现相对长期的布局，使项目建设的目标之间相互协调，这相当于给予了地方一定的自由度和回旋余地，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调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应形成优化组合《21世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2021年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2%。煤炭消费量增长4.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0%，比上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怎么评价去年煤炭消费的表现？柴麒敏：去年全球的情况都比较特殊，包括之前在能源转型中走得比较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煤电消费也出现了正增长。我们可能需要放到一个相对更长的周期内来对此做出评估，才更有启示意义，就好比2021年的经济增长会统计两年平均增速。另外，并不是说要实现“双碳”目标了，就不发展煤炭了。煤炭消费分不同的结构和层次，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我国的煤炭大约55%左右用于发电（约23亿吨），5%左右是散煤（约2亿吨），比如农村炊事、采暖用煤，剩余的是工业用煤，如钢铁（约7.6亿吨）、水泥（约2.8亿吨）、煤化工（约2.8亿吨）等领域，用作燃料或原料。现阶段根据我们对山西、内蒙古等地的研究，一般会建议一是尽量降低散煤的消费，比如过去几年的煤改气、煤改电，当然要兼顾到经济性和老百姓的接受度；二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煤效率较低的锅炉、窑炉等，可以通过减量或等量置换等政策，用高效率的工业锅炉来进行替代，提高燃煤效率。再说到电煤，中国的燃煤发电机组总体上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在2030年前还会有适当的增长，并且未来增加的这部分机组还将持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成为新能源增量投资的“入场券”。在储能尚未大规模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要增加风电、光伏等不稳定的新能源比重，需要调峰、调压、调频等辅助性的服务功能，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需要有一些煤电的灵活性改造来满足需求。如此一来，煤电的定价机制也将随之改变，煤电可能是在某个时间段、电力出力较少的时候才提供服务，但因为它承担了调峰、调频、调压以及提供系统容量支撑和转动惯量等方面的功能，保证了整个电网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理应给它相应的补偿，即相对较高的价格。所以，未来煤电并非一定每年要发够4000多个小时才能盈利，可能发1000多个小时乃至几百个小时也能盈利。在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下，新能源可能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同时传统能源也不能偏废。未来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形成优化组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配合，而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式。技术突破能让很多困难迎刃而解《21世纪》：新能源的发展需要储能作为支撑，有观点以光伏的发展经验来类推，认为未来储能成本同样将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但也有观点对此并不乐观，你怎么看？柴麒敏：储能现在总体上还没有到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参照其他行业，规模化发展前都会有一些征兆，比如可再生能源，2005年起我们有了可再生能源立法，有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办法，有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行业由此迎来了15年的黄金发展期；新能源汽车也是在有了补贴、双积分等政策之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储能如果要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发展的阶段，首先同样需要一些保障政策，比如储能电价的定价机制，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等。另外，从技术和产业发展本身来看，目前储能的整体技术路线尚未十分明确，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技术路线，化学储能能够扮演多大的作用，储能成本如何有效降低等，这些都需要科研界和产业界共同的努力。所以，我对储能的态度是谨慎乐观。储能的发展潜力空间非常大，但需要从政策、技术研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发力，将各方因素聚合起来，形成安全、可靠、成本可控的技术解决方案，创新的商业模式，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盈利能力的企业，最终形成成熟的储能市场。《21世纪》：技术突破是否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柴麒敏：对，包括在整个“双碳”推进的进程中，最有力的解决方案还是科技创新，当真正的突破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很多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创新驱动才是实现“双碳”的王道，而不是让企业限电限产、老百姓节衣缩食。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主要的经济体量都是相对比较低碳的、高附加值的，单位能源的投入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产出，那么我们的碳强度就会降下来，碳排放总量也随之企稳。“双碳”是为了让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为了老百姓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而不是相反。所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强调“做加法”，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包括绿色低碳的技术体系、政策体系、商业体系、消费体系等。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现阶段将绿色低碳技术与数字智能技术相结合，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真正能够给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两个翅膀。14未来所有的资金流动、金融活动，底色都应是绿色低碳的柴麒敏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在增长，全球都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但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无论是国际组织、公共机构还是社会资本，都在加大力度支持或参与气候投融资活动。中国近几年在气候投融资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及其带来的稳定政策信号、长期的实质性资金需求，更是为气候投融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柴麒敏认为，气候投融资未来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讲绿色金融、责任投资、气候投融资等，只是目前大的金融板块当中边际性的增量，但未来所有的资金流动、金融活动，底色都应该是绿色的、低碳的、符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一致要求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存在大量资金缺口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缔约国应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同时，《巴黎协定》第四条提出，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柴麒敏指出，随着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特别是像中国、美国、欧盟这样大的经济体都加入其中，毫无疑问，接下来碳中和将会成为全球产业投资、能源市场、资金流动、国际贸易当中非常重要的新兴规则。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也将随之增长。根据统计预测，全球每年平均的减缓和适应资金需求总和大概在十万亿级，但目前各国通过公共资金提供的资金每年大概在七八千亿元，远远不足以支撑实现《巴黎协定》的中长期目标。柴麒敏指出，气候投融资最早的概念诞生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关于气候资金的定义，资金机制当中特别规定了发达国家应承担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义务。在《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一揽子决议当中，特别提出长期资金的概念，当时给出的目标是在2020年到来之前，发达国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同时在《巴黎协定》下还在推动相关进程的谈判，希望在2025年之后，在这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但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尽管当前资金发展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挑战，但国际社会已经成立了一系列的资金机制，比如像全球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也有越来越多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多双边金融机构等，都在气候资金供给方面发挥了多层次的作用。“当然，光靠公共资金，未来不足以满足所有的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需求，需要大量引入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低碳发展领域，这就要求设定相应的游戏规则。”柴麒敏指出。目前，全球大概有50多个国家采用了碳定价的方式，基于产权理论和庇古税等相关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及实践，对碳排放的外部性进行矫正，碳定价能够为未来的资产定价、风险评估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以及碳金融的发展。比如，2017年全球发起了一个气候行动倡议，叫“气候行动100+”（ClimateAction100+），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家投资机构参与其中，管理的资产规模大约在57万亿美元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进入到气候投融资以及碳金融领域，耳熟能详的贝莱德、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等都参与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碳基金正在逐步建立。“这对推动未来全球在碳定价以及相关投融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柴麒敏说。“双碳”目标为中国气候投融资提供巨大推动力彭博社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各国不断增强的气候雄心和政策行动的支持下，2021年全球对能源转型的投资总额达到7550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其中，中国的表现非常亮眼，能源转型投资占全球的比例大约在35%以上，是美国的两倍多。柴麒敏还指出，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一直位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投资的榜首。在绿色金融领域，像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绿色信托等，当中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资金比重越来越高，每年的增长率也非常可观。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政策体系的完善。从2015年中国提出国家自主贡献以来，气候投融资就成为了政策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就提到了气候投融资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工作当中的重要性。柴麒敏指出，2020年9月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更是为气候投融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当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越来越多的力量也参与其中，为气候投融资发展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气候投融资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柴麒敏介绍，根据对过去5年的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大概投入了接近2.3万亿元的资金。当然越来越多的机构在预测，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所需的资金规模远远超过现在各行各业通过已有资金渠道所做的投入。2017年到2018年，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为了支撑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目标，做过资金需求测算，其中一个情景就是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总资金规模，大致是139万亿元，年均约3.5万亿元，约相当于未来每年GDP的2.5%左右。柴麒敏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当然每年仍然大概有1-2万亿元的资金缺口。这部分资金缺口，恰恰是因为现在投资的项目可能还没有很好的回报，周期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而要弥补资金缺口，需要解决缺口背后的问题和挑战。全国接下来将要推动第一批气候投融资试点，试点工作的推进，能够围绕中国在“双碳”领域的一系列政策部署，包括全国碳市场、碳定价等相关政策工具，自上而下地做很多探索性的工作。柴麒敏进一步指出，“双碳”目标带来稳定的政策信号以及长期的实质性资金需求，这会给气候投融资带来很多新的实践，有的可能是区域性的，有的可能是全国性的，未来可能更多是国际性的。他同时介绍，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也做了关于“一带一路”实现碳中和以及《巴黎协定》2摄氏度、1.5摄氏度目标下未来的气候投融资测算，至少有百万亿美元级的资金需求，缺口也同样存在。实际上，产业、基础设施以及生活消费等方面的低碳化，都需要气候投融资相应做很多创新。当前的转型金融、绿色金融实践已经在做一些探索，未来会在更多的领域，包括在新消费、新价值等一系列的投资上真正体现出来。柴麒敏认为，气候投融资未来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讲绿色金融，责任投资，气候投融资等，只是目前大的金融板块当中边际性的增量，但未来所有的资金流动、金融活动，底色都应该是绿色的、低碳的、符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一致要求的。“这样的投资不仅能够带来好的增益，好的收益，同样也能够减少人类活动给自然所带来的风险，这才是我们真正倡导的生态文明下的可持续发展。”柴麒敏表示。15“双碳”战略引领新兴产业绿色发展展望柴麒敏（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非常荣幸来到博鳌，给我题目是让我讲讲双碳大的背景下，未来很多新的产业发展会是什么样。实际上在我们协会很多相关场合，都跟大家见过面也讲了很多跟双碳特别是去年开始，讲了很多这方面的话题。今天实际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看我们双碳下，我们经济如何更好的高质量的做加法。我们知道双碳目标从去年9月份提出到现在，一年有余，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关于双碳的实践，也是给予了非常多双碳未来想象空间，很大程度，因为双碳这个话题背后是能源和产业问题，涉及到尤其是今年两高项目的影响，未来它的绿色低碳转型深刻跟双碳这个话题相关。实际上它背后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到底整个经济是依赖资源高投入型，还是创新驱动型？非常之关键。特别我们跟经济非常多话题，比如贸易、金融、科技等等这个话题，实际上跟双碳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碳相关的标准政策越来越成为我们国际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兴的规则，以及包括可能出现的，我们很多市场未来进入的壁垒和门槛。我们看到去年，由于新冠疫情整体上，实际这个数据一直在翻新，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之后，全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提出碳中和的目标，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88%以上，GDP占到90%以上，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我们知道特别是全球很多规则，大国起到非常大影响，特别是去年中国提出碳中和很大程度引起了，跟我们在2016年当时巴黎协定刚达成，中国也同样是9月份，9月份对气候变化或者是碳达峰碳中和来说非常重要的月份，当时批准了巴黎协定，几十个国家顺序相应巴黎协定，再一个月成为达成生效的重要条约。这次也一样，我们总书记去年9月份宣布碳中和之后，也在短短时间之内，迅速有这么多国家响应，当时跟欧盟刚刚提气候中和目标的时候，形式出现非常大变化。当中已经有很多国家通过立法或者相关政策颁布，已经把对国际承诺转换成重要目标，目前48个国家提交了长期发展战略，特别是针对气候变化这方面的结合。同时有大概50多个国家已经提出了2050年前，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特别是像中国、美国、欧美这些大的经济体提出来之后，这个规则毫无疑问会成为我们所有市场投资，能源领域的产业投资，这个国际贸易等等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兴的规则。我们经常会举一些数据来说明，实际跟碳相关的现在总的市场，一个狭义的定义的市场，每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市场。实际上是在高速增长当中的一个市场，快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市场，涉及到的领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可再生能源，光伏风电，涉及到储能氢能，绿色的这个建材、建筑、电动汽车、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的产业。同样的，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很多金融领域的发展，也会带动很多市场机制的发展。实际上相关的数据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区间。当然也不一定都是好消息，大家说做这个事情，各行各业会有新的增长和推动，实际也会存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领域未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国家和国家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也把这个作为非常重要的竞争领域。比如我们碳价，昨天欧洲碳价突破了90欧元每吨，国内的还在50吨左右，两者之间存在比较大价格差，欧美肯定觉得这些产业竞争方面处在一个劣势，所以他们也提出一些政策，比如碳边境调解机制，接下来会对很多高耗能产品，来征收相关的碳关税，还有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国家会跟进，类似这样的单边措施毫无疑问会对我们很多产业贸易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这个玩法不止一种，第二种技术标准，我们知道电动汽车发展很快，对碳中和会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国际上出台了很多，比如欧盟最近出的新版《电池法》要求未来锂电池产品出口到欧盟必须遵守他全生命周期，包括电池回收。整个生命周期碳足迹有一个限制要求，不符合这个要求未来进入不到这个市场。尽管我们有非常多，大量电池企业集中东亚，未来影响同样也是非常显著。这是第二种玩法，还有第三种，跨国企业的管辖，我们知道因为属地原则问题，很多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提出比我们更早的碳中和的目标。有相当部分的跨国企业，这里只是一部分有代表性的，都提出2050年甚至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熟知苹果、西门子等等，这类企业实际在本土它的排放并不多，都是办公室、设计人员等等，大量的制造业都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未来他要实现碳中和，实现全产业链碳中和，要把压力传导到中国这样的制造环节，很大程度上这个领域所带来的压力，是比我们国内现在在现性很多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强度要更大，现在涉及到各行各业，我们国内也是产业企业应该说走在整个碳达峰碳中和的前沿。很多程度上企业先做了很多创新，政策才做很好的总结，然后再跟上。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有大量的企业提出了比国家目标更早更为积极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既包括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像我们电力、石化化工、钢铁、建材等等，也包括我们现在所熟知很多新兴行业，新能源制造、高速铁路、时尚产业、大量品牌提出了2030年、2040年左右的目标。还有刚才傅校长专门提到我们现在进入数字化阶段，大量ICT企业都在提，当然它的数据中心的间接排放是一个问题，大是更大是看中碳中和背后的巨大投资机遇。金融机构更是，不管是投资银行，政策银行还是商业银行，都提出很多类似目标。我经常讲，碳中和我们当时提出来碳中和有六大新赛道，这毫无疑问都是我们未来产业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每个领域至少都会带来万亿级投资。一个是我们可持续的能源消费，通过很多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加持，第二个能源部门电力部门出现颠覆性变化，现在化石能源为主，专向新能源为主新型电力系统。因为新能源主要利用方式都是发电，未来终端用能部门出现大量的新变化，特别是电气化率会是现在至少一倍左右。同时很多新的替代的燃料，氢能、生物燃料，创新合成材料未来会是非常大的变化，还有新的技术变化，CCUS等等这类技术发展，以及包括除了减排二氧化碳还包括甲烷等等气体。这里面核心就是构建新能源为核心的新增电力系统，未来大量增加储能，跨区域这种输配，调压等等，未来在这个领域推动相当多技术迭代和产业的更新创新。此外还有涉及到我们现在投资非常火的，未来增长非常快的新基建领域，实际上新基建就是两大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数字基础设施，第二类电气化设备，包括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跨区域的这种输配，电力的传输。我们未来的能源中心会出现非常大变化，所以这种需求也非常大，此外，还有电气化、铁路、新能源汽车等等。我们知道石化化工本身是一个大的排放行业同样对这个行业未来新增需求也会非常多，比如最近非常火的EVA热固性胶膜，用在光伏领域，因为他的透光性非常好，大量的像新兴的这种纤维、树脂、膜，催化剂、电解质等等相关的材料，都会有非常大需求。这当中也包括对中国来说，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未来如果能把它作为资源化来利用，出现一些新的比如说化工、地质、生物等等相关的应用，它的空间实际是非常大的。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就讲这些，非常荣幸在此跟各位做交流和汇报，谢谢大家。16“十四五”推动高质量降碳，如何做好“加法”和“减法”？一、“十四五”高质量推动降碳工作的重要意义01：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贯穿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整个历史进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2015年提出了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从战略和长远的高度，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倒逼高质量发展和争取外交主动的重要战略安排，既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目标和方向。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期，降碳工作在未来四十年的国家内政外交的战略部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02：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正成为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主要驱动力。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降碳工作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机制、生态环境保护的治本之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实现科学降碳，充分挖掘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发展以及制度机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创新潜力，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03：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国际政治形势和格局深刻演变。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运筹大国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主要经济体都在谋划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制订和部署，以零碳智能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成为全球转型的主要方向，截至2021年，占到了全球GDP的90%、人口的85%、温室气体排放的88%的经济体已经通过不同方式提出了碳中和承诺。降碳将成为未来国际产业投资、能源市场、资金流动、国际贸易中非常重要的新兴规则，高质量推动降碳已势在必行。二、创造条件尽早实现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进一步要求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如何创造条件、何时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01：“十四五”要夯实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的基础能力和条件。向碳排放“双控”转变首先要有可靠的碳排放数据统计体系，不管是基于核算的、还是监测的，都既要与“十二五”“十三五”的工作体系相衔接，又要满足“十四五”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新要求，实现历史数据之间相统一、对外对内发布数据相统一、地方和行业数据口径相统一。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还要建立高效公平的目标激励约束机制，涉及到规划部署、管理监督、评估考核等工作，特别要考虑能耗“双控”制度实施的经验及现实问题，不能简单层层分解或“一刀切”，重点指标和任务的分配应该面向发展未来、面向国家战略。此外，制度的转变还要考虑衔接和能力建设等技术性问题，要建立健全国家、地方、企业、项目等各层级管理机制和人员队伍。02：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重点行业和企业率先开展碳排放“双控”试点示范。建议制定工作方案，“十四五”时期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施有弹性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明确碳排放总量控制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积极探索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配套政策机制。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稳妥转向更为系统完善的碳排放“双控”。建议碳排放已达峰或处在达峰平台期的地区，在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基础上，可以探索碳排放稳中有降的实施路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基础上，可以逐步探索实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碳排放总量控制政策机制；已有的国家低碳试点省市、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国家生态示范园区、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即将推动的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等可以将碳排放总量控制纳入实施方案，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在此基础上，重点国有企业、重点用能单位、上市公司也可以率先开展形式多样的试点示范。03：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全过程。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要坚决避免采取短期性、极端化的节能降碳措施，要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和科学降碳的实施方案，多做新能源、新经济的“加法”，谨慎做传统能源、传统产业的“减法”，特别是达峰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要有灵活性，要顾及到外部的风险因素。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我国“双碳”目标是针对整个国家，并要求所有层级的地区或经济单元都实现，这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发挥头雁效应的城市和企业仍然要鼓励探索，并给予先行先试的碳排放“双控”必要的支持。要处理好长远和短期的关系，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碳排放“双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地方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规制政策和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市场机制要相协调，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应和碳市场配额分配实现“挂钩”与互通。三、重点地区和行业开展减污降碳行动的建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陆续发布，提出了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巴黎协定》确立的2℃及努力争取1.5℃以下全球降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与欧美等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面临着更加急迫的减排压力。考虑到我国经济体量巨大、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国情，要实现较高发展水平上的绿色低碳转型，要极大依靠制度和科技创新的力量。01：通过科学、精准、灵活的碳排放“双控”制度设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方面做强增量，特别是面向新经济和新能源，能够极大地为新兴技术在低碳产业的创新应用提供“量化”激励，从而推动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进一步分享“绿色溢价”；另一方面做优存量，实施碳排放“双控”不是控制生产力，也不是不发展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而是要通过优化升级、提升效率、转变“赛道”，实现真正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主动应对碳贸易壁垒和技术约束，从而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02：研究出台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特征、务实有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激励约束政策。要避免国家和地方政策“上下一边粗”，针对不同的领域出台差异化、灵活性的政策。碳排放“双控”指标并非一定要通过行政手段层层分解，相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行业或产品标准来灵活实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不可能在“十四五”短期内完成，应该作为长远目标来规划设计，并可以多地联动实施，有效的责任分担、效益共享，通过大型风光电基地、分布式屋顶光伏、先进储能、火电调峰、电力物联网等多措并举来实现。要把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纳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通过规划和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推动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一区一策”地落实煤炭消费削减替代、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政策要求，并同步开展碳监测评估等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分类精准施策。要确保社会公正转型，针对可能受“双碳”政策影响的行业与群体应制定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各方对“双碳”政策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加大针对率先达峰和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03：推动形成低碳零碳负碳科技创新、工程示范及产业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及新型举国体制。“十四五”时期，应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低碳零碳负碳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长期低排放发展、能源和产业革命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实现绿色智能“双轮”驱动。“十四五”时期，应加大科技投入和产业扶持，持续深化气候变化基础和应用研究，实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建设重点突破，全方位提升我国减污降碳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核电、绿氢冶金和化工、新型储能、绿色建材、零碳载运工具、碳资源利用、数智降碳、碳监测检测认证评级等重点领域的技术的研发、创新、推广和迭代，以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支撑力度及国际绿色产业竞争实力。创新驱动才是实现降碳的王道，而不是让企业限电限产、老百姓节衣缩食。通过“十四五”的探索和实践，我们要真正把实现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为引领、倒逼“好的发展”的重要抓手，确保“双碳”目标不是被动执行，而是主动化为我们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支撑。碳中和资料库入局碳中和+碳圈人必备工具维度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