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以农业绿色发展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FOCUS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做出庄严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完善投资政策、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和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支撑。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碳排放权和碳汇的资产价值属性日益显化，测量和管理碳资产已然成为负责任的生产者所面临的重要议题[2]。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所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各国要努力实现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因此，世界各国日益注重碳排放监测、报告、核实（MRV）体系，努力建立健全碳信息披露机制。在这一政策需求下，以碳标签为载体建立的碳信息披露机制应运而生，并在多个产业部门得到广泛应用。农产品碳标签是碳标签在农产品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农产品领域重要的碳信息披露工具[3]。以农产品碳标签为依据，消费者可以明确得知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碳排放或固碳情况。在农业领域，以农产品碳标签为抓手，不仅有助于强化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披露建设，也有助小标签与大战略：农产品碳标签体系构建与实践■文/胡钰丁斐赵斌金书秦SmallLabelandBigStrategies:ConstructionandPracticeofCarbonLabelingSystemforAgriculturalProducts摘要农产品碳标签是碳标签在农产品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农产品领域重要的碳信息披露工具。目前，我国农产品碳标签以地方自发实践为主，尚未形成完善的碳标签制度体系。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农产品碳标签对“双碳”目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提出构建农产品碳标签体系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和构建的基本思路，并给出通过构建完善农产品碳标签体系助力农业减排固碳经济价值实现的具体建议，为将来农产品碳标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关键词农产品碳标签；生态价值实现；碳资产；碳信息披露；“双碳”目标于创新农业增收方式，为推动乡村绿色振兴提供新思路。农产品碳标签发展现状目前，农产品碳标签制度已经在不少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农产品碳标签尚处在起步阶段，以地方探索实践为主，尚未形成系统制度安排[4-5]。国外经验日本是碳标签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在农产品碳标签制度设计和应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于我国后续开展碳标签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日本，碳标签作为环境标签的一类，由环境省大臣官房环境经济课归口管理。在长期实践中，日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碳标签体系。在中央政府层级，由环境省统一管理环境标签，并对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信用担保。截至目前，由中央政府管理的环境标签共计22种，其中与碳信息披露相关的环境标签主要有“碳抵消认证标签”“碳中和标签”“碳足迹信息标签”等。此外，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与大型企业也依据地方或行业特征设计碳标签。以碳标签为依托，日本的行业碳信息披露机制逐渐完善，也为行业带来增产增收的机会。日本在碳信息披露机制之上建立了“J-信贷计划”，将减少和吸收的温室气体量作为信贷依据进行认证。农林水产省是该计划的牵头部门之一。农业、林业和渔业经营基金项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课题“农业农村减排固碳问题研究”（rkx20221102）；洪泽区承担江苏省第四轮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机制创新”改革试验任务“基于化肥减量的碳标签体系构建”阶段性成果DOI:10.14026/j.cnki.0253-9705.2022.16.00523ENVIRONMENTALPROTECTIONVol.50No.162022者既可以利用这一制度将碳资产出售或捐赠，也可以将碳资产用于抵消其他生产活动或大型赛事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此基础上，农林水产省也根据“J-信贷计划”的规定开展农业减排固碳方法学研究。在涉及农业生产领域的诸多减排固碳方法学中，以农田生物炭方法学的开发最为典型。该方法学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的透水性、保水性和透气性，而且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国内现状国内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碳标签制度体系，农产品碳标签以地方自发实践为主。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为天目水果笋申请了碳标签。“天目水果笋”碳标签是迄今为止我国首张农产品碳标签。根据权威机构测定，“天目水果笋”碳排放值为－45.53g/kg。此外，当地结合数字公证技术，为“天目水果笋”的碳标签生成数字化证书。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查看相关信息，对“天目水果笋”的低碳环保经营状况进行全程溯源。在农业范围以外，我国于2018年在电子电器行业推动碳足迹标签，发布《中国电器电子产品碳标签评价规范》《LED道路照明产品碳标签》等团体标准。该标签由独立于制造厂、销售商和消费者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执行，力求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总体来看，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愈发迫切，碳信息披露与碳资产管理愈发成为国内外参与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碳标签作为碳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并出台一系列制度。在实践层面，碳标签在农产品领域的应用也不乏亮点。遗憾的是，国内尚未形成成熟的碳标签制度。因此，有必要借鉴和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以碳标签为切入点，加强农业碳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健全，为后续采用市场化的减排固碳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农产品碳标签承载的国家大战略农产品碳标签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农业既是全球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之一，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既是重要举措，也是潜力所在，这方面要做好科学测算，制定可行方案，采取有力措施。”[6]探索农产品碳标签是农业领域助力碳达峰、贡献碳中和的重要体现。从全球来看，农林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25%，但由于农业碳排放成分复杂、以面源排放为主，目前农业源碳排放水平尚缺乏科学的记录与核算体系，碳排放量与其碳信息披露水平极不相称[7]。探索农产品碳标签能够将农业碳排放引入市场交易体系中，加快完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倒逼农业MRV体系建立健全。此外，由于农产品试点示范效应明显，能够为后续其他产业部门建立碳标签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农产品碳标签助力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推进农业生产低碳转型是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8]。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农产品标签，这些标签有效地反映了农产品生产环境信息，为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构建了良好的认证标签制度基础。农产品碳标签也提供了生产行为信息、产地环境信息、碳排放信息，能够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优质优价体系。伴随着碳市场的日趋完善，企业、消费者为低碳产品买单的意愿和需求强烈，将会催生和促进绿色产业、绿色消费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融合。同时，农产品碳标签为农业农村部门碳资产管理提供信用担保，为后续碳汇交易和碳金融提供基础信息支撑，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农产品碳标签是农业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从制度层面破解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瓶颈制约。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将农业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实落细，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9]。农产品的品类差异较小，并且大多数农产品可以实现生产行为溯源和商品化分割，这决定了农产品更容易以贴标的方式进行碳信息披露。开展农产品碳标签探索，就是通过碳汇这个有形的市场，将农产品固碳增汇的生态价值进行量化、交易、变现，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出“破题之道”，为农民增收注入“源头活水”。24以农业绿色发展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FOCUS有益探索：洪泽区水稻碳标签体系构建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在水稻田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灌溉管理、投入品减量、废弃物利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些成就体现为水稻田碳排放的结构性下降。然而，水稻田碳减排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为了实现以减排固碳为驱动的种植业绿色转型，江苏省洪泽区以优势农产品水稻作为切入口，探索了一套基于化肥减量的水稻碳标签认证体系。江苏省洪泽区是新兴的湖滨生态旅游城市和典型的苏北水乡，水域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55%。洪泽区耕地面积为61.06万亩（合4.07万hm2），其中水稻种植面积48.5万亩（合3.23万hm2）。洪泽区位于洪泽湖东畔，东依白马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保障洪泽湖、白马湖流域水体水质的客观要求，事关流域生态环境安全、乡村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年底，洪泽区制定《淮安市洪泽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机制创新”改革试验方案》，明确将建立基于化肥减量的农产品碳标签认证机制作为农村改革试验的重要任务。洪泽区水稻碳标签体系构建机制洪泽区构建的水稻碳标签认证体系以区域品牌“岔河大米”为切入点，构建了方法体系与认证示范协同的工作机制（见图1）。“岔河大米”是具有洪泽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已经注册了绿色食品标签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洪泽区在构建水稻碳标签体系过程中，以构建认证方法体系和推进试点村认证示范为工作抓手。一方面，洪泽区加快构建认证方法体系，包括台账填报机制、基于化肥减量的碳减排核算方法、基于生产主体的投入品碳减排分级评估体系、生产主体碳减排标签贴标制度等在内的方法体系；另一方面，洪泽区选定来自岔河村、东陈村、界沟村、其虎村、张马居委会5个村（社区）的133家生产主体作为碳标签贴标认证示范主体，开展认证示范。参与项目的生产主体需实时填报《江苏洪泽水稻减排固碳项目日常生产记录》台账本，从农户基本信息、水稻投入品购买及应用情况、水稻收获情况、水稻秸秆管理四个方面对水稻生产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待水稻生长季结束后，由洪泽区农业农村局牵头，以台账记录为基础，以农业减排固碳方法学为依据，对示范主体的生产行为进行碳减排核算、分级，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分级结果进行审核，对示范区内生产主体的碳减排情况进行贴标认证。洪泽区碳标签水稻价值实现机制洪泽区碳标签水稻的价值通过农产品溢价、碳金融、碳汇交易三步实现。首先，获得低碳排放标签的水稻，其销售信息中传递了减碳的概念，吸引了具有支付意愿的一般消费者、具有减碳责任的企业等的购买需求。其次，洪泽区构建的碳标签体系有别于传统的农产品“两品一标”，贴标主体是水稻生产主体，贴标示范的133家主体以农业生产大户、合作社为主。对生产主体贴标有利于引入碳金融的支持，标签可以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重要依据，为金融机构支持农业转型提供重要参考信息。最后，水稻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的核算方法相对图1洪泽区水稻碳标签体系构建机制专家学者制订方案区政府提供反馈监督指导实名制限额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化肥减施增效示范农户化肥施用台账发放碳标识农业转型金融支持机构农产品供应商碳排放权交易平台核算机构基线调查方案碳减排核算方法减排分级评估体系减排标识贴标制度25ENVIRONMENTALPROTECTIONVol.50No.162022成熟，洪泽区基于水稻种植化肥减量的碳减排核算方法构建，以及洪泽区水稻生产碳排放基线调查，明确了洪泽区“十三五”以来水稻田减碳成效以及未来碳减排潜力，为进一步实现农业碳汇交易提供了方法学基础和数据保障。洪泽区水稻碳标签体系的可追溯性论证由于碳标签体系具有环境信息披露、金融工具等属性，可追溯、可核查是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洪泽区在建立健全农产品碳标签制度过程中，紧紧围绕标签体系需要传达的信息，充分挖掘农业生产数据，补充必要台账数据，做到数据全程可追溯。一方面，依托“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机制创新”改革试验开展，改革试验中构建了化肥农药定额配制使用政策体系、农资销售管理可追溯机制、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生态补偿机制、化肥限量使用承诺制度和化肥农药限量使用信用评价与监管机制等。在示范区内，通过实名认证等方式对化肥在销售、购买等环节进行管理，为实现区内化肥施用可追溯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围绕岔河大米生产过程中的各碳排放环节进行台账制管理，特别是在化肥农药施用等重点排放环节，实行逐笔登记。为保证数据录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于所有参与认证示范的农户主体，都有调查员对接数据录入。调查员在施肥、用药、收获、秸秆处理的关键时间节点督促其录入数据。农产品碳标签体系构建思路由于碳标签信息披露需要耗费额外的人力、物力、财力，仅依靠政府力量强制推动既存在一定困难，也难以保证数据质量。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探索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碳资产价值实现路径，将农业减排固碳与促进农民增收有效衔接起来。因此，有必要加快构建政府、企业、集体和农户等各方积极参与且能够可持续运转的农产品碳标签体系，增强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经济激励。重点问题我国碳标签制度正在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段，以农业为突破口先行先试构建碳标签体系，能够为其他行业起到示范效应。“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的农产品碳标签制度不能全盘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而是要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碳标签体系。在农产品碳标签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解决农业基础信息收集问题，确保农业减排固碳成效可测量、可核查。从国内外实践来看，主要农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环节已经基本摸清，但不同地区之间，由于气候、水文等地理条件的差异，在排放因子确定上仍存在较大差异性。在理论上，我国具备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碳信息获取和披露的能力。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的排放环节相对固定，不少地区农户为核算生产成本，会主动进行台账登记。随着我国土地流转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托管和社会化服务愈发普及，农业减排固碳基础信息的收集难度将会降低，构建统一、完整的农业MRV技术指南和标准体系成为可能。二是要解决现阶段方法学不足的问题，确保农业减排固碳的努力转化成为市场认可的碳资产。碳标签要想从“小标签”转变为支撑“大战略”的重要载体，加快完善农业生产减排固碳方法学是重要环节。当前，我国涉农方法学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一方面，现有方法学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CCER）方法学为例，目前，我国已累计备案CCER方法学200种，但大部分由清洁生产机制（CDM）翻译而来，适用范围有限，涉及农业的方法学更是屈指可数。另一方面，存在不少有方法学但无签发项目的情形，甚至个别方法学需要更新基准线才能适应最新政策和技术发展现状。随着农业减排固碳深入推进，对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Solution,NBS）固碳方法学的研究更加迫切。三是碳汇价值实现商业模式有待开发。农产品碳标签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信息披露，更是实现农业碳资产管理的重要媒介和减排固碳价值的信用担保。我国是一个拥有约19.18亿亩（约合12786.7万hm2）耕地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改良措施都可能转化为数量可观的农业碳资产。未来要想激励农户主动贴上农产品碳标签，必须开发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碳资产管理商业模式，将农户减排固碳的努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四是政府在碳信息披露领域的监管力度有待提高。政府对重点排放企业的监管力度和治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激励从农户手中购买农业碳资产。尽管我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整个碳市场运行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行业与企业设置到初始配额分配再到自愿减排准入比例，政府始终是我国碳市场设立和运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激励26以农业绿色发展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FOCUS大中型企业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上做出表率。如国资委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证监会也进一步完善了A股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框架。未来，随着政府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和自愿减排交易趋于成熟，农业碳资产的自愿减排交易有望取得新进步。基本思路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企业、村集体、农户共同构成了农产品碳标签体系下的利益相关主体。在谁能参与、如何参与的背后，是一整套利益相关者活动机制的设计。我国实施重大政策，往往采取较为稳慎的态度，一般按照“试点—总结经验—扩大试点—推广”的政策制定逻辑。中央政府往往只给出政策改革方向，地方政府部门根据业务实际组织实施。谁来参与？如何参与？如何创新商业模式，成本如何分担，收益如何分配？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碳标签体系构建应遵循“政府主导、农民自愿、各界参与、收益共享”的基本思路。政府主导。从国内外既有实践来看，不仅仅是农产品碳标签体系，任何一种环境标签体系的构建一般来说都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而言，政府主导，特别是中央政府主导更具有必要性。一方面，农产品碳标签承载着碳达峰、碳中和以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可以纳入现有的“1＋N”政策体系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农产品碳标签体系构建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多个部门，由中央政府主导或授权进行碳标签体系构建在职能分工上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农民自愿。农产品碳标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品碳标签，其高度依赖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机制，农民是否愿意披露农产品碳信息取决于农民自身意愿。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决策者，也是农业减排固碳的直接行动者。要充分尊重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知识宣传和普及，通过经济激励手段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农产品碳标签体系构建。各界参与。实现农产品碳标签体系建设可持续运转的关键环节包括数据、方法学、商业模式和监管等，只靠政府和农民的力量很难实现，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例如，前端碳信息数据的收集与核查需要第三方数据核算机构；政府进一步推行碳标签需要与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承上启下和培训农民的作用；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是重要的碳资产购买方。因此，政府、碳资产核查机构、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企业、村集体、农户构成了整个碳标签体系的主体，此外，社会组织、科研单位、媒体等也能够提供技术和宣传方面的支持。收益共享。在法理上，农业减排固碳过程中所产生的碳资产属于“天然孳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一条，其应由所有权人（农民集体）或用益物权人（承包农户）所有。在实践中，以碳标签为载体实现碳资产的经济价值还需要一定的项目开发成本，因此，在各界参与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厘清收益分配的原则，切实保障农户在碳资产开发过程中的权益。碳标签助力农业生态价值实现农产品碳标签的引入使得农业减排固碳的经济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目前，农业减排固碳的经济价值实现可以通过农产品溢价、引入碳金融工具、进行碳交易三条路径实现，这三条路径在潜在价值和价值实现难度方面具有递进性（见图2）。农产品碳标签在这三条路径中发挥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碳标签使农产品产生碳溢价。碳标签所承载的信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产品本身的绿色优质程度，另一部分反映了农户在生产环节中的减排努力程度，给农产品交易赋予了碳减排的概念。在“双碳”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承担减碳责任，这就意味着碳标签农产品既可以吸引具有支付意愿的一般消费者，也会满足具有减碳责任的企业、大型活动等的购买需求。二是农产品碳标签客观记录生产主体的绿色生产行为，为金融机构开发碳金融工具提供重要依据。农业是可持续金融的重要领域之一。目前农业绿色生产标准较难衡量，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农业低碳转型项目较难识别。碳标签是较为直观的农业绿色生产衡量结果，可以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重要依据。越低碳的生产者越易获得低利率的绿色信贷。三是依托碳标签将农业碳汇转化为可交易碳资产，通过碳交易手段变现碳资产。“十三五”以来，我国在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农业领域减排固碳[10]。但这些减排贡献未能被及时、合规地进行披露，从而阻碍了农业碳汇价值的实现。推进农业碳汇转化为可交易资产，需要成熟完善的方法学基础、公平有序的交易规则。农产品碳标签体系的构建为农业碳减排核算方法学27ENVIRONMENTALPROTECTIONVol.50No.162022的开发引入市场驱动，逐步推进农业生态价值实现进入高级形态。构建完善农产品碳标签体系的建议基于上文分析，为了打通上述三条价值实现路径，要着力解决制度、消费和市场的相关问题。一是关于碳标签的规范性问题。目前，农产品碳标签制度以地方政府或企业自发实践为主，相关制度流程仍不健全。一方面，应丰富农产品碳排放基线数据库，完善农业碳减排核算标准体系，加强区域标准的可比性，重点完善可追溯体系构建，加强认证制度的权威性与规范性。另一方面，应加强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将“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转化为“自上而下”的制度规范。二是提高碳标签的社会接受度。规范的认证制度体系是提高农产品碳标签公信力的重要基础。随着农产品碳标签体系不断完善，标签披露的减碳信息应纳入企业或一般消费者的碳排放核算中，成为贡献减排的硬通货，从而真正实现低碳产品溢价。此外，构建的认证标准体系需要与金融机构识别农业绿色转型的标准相对接，确保碳标签成为有效的碳信用担保，使低碳农户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三是以碳标签建设为契机扩容碳交易市场。我国农业碳交易市场的规模较小，即使在CCER市场暂停之前，其中相关的农业项目数量也非常少，并且以沼气项目为主[11]，种植业减排基本没有成功的交易案例。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农业碳减排交易多通过国际核证碳标准（VCSProgram）等平台进行，我国应进一步以农产品碳标签体系构建为抓手，学习国际上农业减排固碳的经验，完善本土化的农业减排固碳项目，将更多的农业减碳固碳项目纳入自愿碳交易市场体系中。参考文献[1]求是网.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0-09-22)[2022-08-08].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09/22/c_1126527764.htm.[2]高鸣,张哲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定位和政策建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24-31.[3]金书秦,丁斐,胡钰.农产品碳标识赋能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机理与建议[J/OL].改革:1-10[2022-08-2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12.F.20220729.1042.002.html.[4]唐博文.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农业温室气体减排路径[J].世界农业,2022(3):18-24.[5]苏子龙,石吉金,周伟,等.国外农田土壤碳汇市场交易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2022,50(5):63-67.[6]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7]田云,尹忞昊.中国农业碳排放再测算：基本现状、动态演进及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2(3):104-127.[8]鲍海君,张瑶瑶,吴绍华.低碳国土空间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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