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南洋问题研究Ｎｏ．２２０２２（总第１９０期）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９０能源转型中的东南亚国家角色与内在冲突———一项以氢能为核心的分析寇静娜（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２４）摘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目标压力下，东南亚在推动绿色低碳能源转型中也不甘落后，但由于各国能源条件、经济基础和对国际敏感性的差异，转型程度各不相同。氢能作为战略新兴能源已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剧烈的技术影响与地缘变革，作为来源可控的二次能源载体正在撬动全球能源权力版图。把氢能引入国家能源角色的概念和划分标准，能源角色可以按照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依次划分为反对者、消极抵抗者、中立者、附属者、跟随者、合作者等８个类型，氢能是界定能源角色的核心要素，不同角色的减排力度和能源友好程度依次递增。将东南亚国家实际转型行动进行详细归纳梳理，可以辨识东南亚各国能源角色的不同定位和冲突内涵，说明氢能与国家能源转型之间的隐含逻辑关系。中国应帮助东南亚能源角色冲突或错位的国家进行调整、巩固及升级定位，从而在气候能源领域扩展对周边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关键词：氢能；东南亚；能源角色；划分标准；角色冲突中图分类号：Ｆ４１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８５６（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５３－１９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政治压力下，各国均处在致力于靠近碳中和目标的紧绷状态，能源转型成为悬在每个国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但历史证明，能源体系的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如人类第一次重大能源转型是从木柴到煤炭，经过整整两个世纪，煤炭才取代柴薪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在第二次能源转型中，石油于１８５９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首次被发现，直到一个世纪后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取代煤炭而位居于世界能源的首位。①目前全球的能源转型则致力于推动从化石能源转向低碳清洁能源类型的变革，但本次转型与前两次存在根本性不同，即并非从能源领域内部自发演进，而是外在环境与社会压力下的被动转型，由此能源变革的速率和空间更多由国家主体决定，不同国家或地区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综合判断与之对应的能源角色和转型方向，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浪潮中展开针对性调整行动。能否准确分析并定位国家或地区能源角色的“肖像”，并基于角色冲突厘清不同能源转型行为的机理和存在问题，对探索《巴黎协定》要求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３５·①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６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困境与转型发展研究”（１７ＣＧＪ０２４）作者简介：寇静娜，女，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ＤａｎｉｅｌＹｅｒｇ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ａｐ：Ｅｎｅｒｇ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DOI:10.14073/j.cnki.nywtyj.2022.02.005东南亚地区的人口约占全球１０％，能源需求巨大，①预计到２０４０年，该地区能源需求将增长６０％，占全球能源增长使用量的１２％，届时电力行业将承担该地区近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２０１９年４２％的占比。②且鉴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各国几乎随时面临海平面上升、各类极端气候灾害的打击，如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均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在绿色能源转型中并不甘落后，转型压力也早已传导到各国，只是东南亚国家的能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各不相同，进展参差不齐，很难清晰界定该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能源角色。因此，本文提出在传统的温室气体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外，以氢能为首的战略新兴能源引发技术创新与地缘变革影响，已成为界定能源角色的核心要素，通过划分标准而确定８种国家能源角色类型与３个发展阶段，基于此分析不同国家的能源角色冲突，综合定位现阶段东南亚能源角色，准确研判中国与其合作的能源重心和区域治理体系再造。一、氢能的技术价值与政治经济潜力近几十年来，能源地缘政治始终围绕石油为主的化石燃料展开，但随着可再生能源（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主）的技术革新引发成本的大幅降低，一个全新的全球能源秩序轮廓开始显现。对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的能源需求而言，通过可再生能源提高电气化水平成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佳途径，但并非所有领域都能通过电气化解决，碳排放高且难以电气化的领域亟需更具革新性的减碳方案。为此，氢能（包括纯氢和化合物）作为不同于以往任何能源类型的战略新兴能源进入世界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中。全球都意识到面对本世纪中叶必须向零碳能源系统过渡的巨大挑战，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能源战略中，应允许所有革命性能源选择在可衡量的指标基础上尽可能发展；由于氢能具有从工业到交通运输等不同领域的应用场景，可以对无法低碳电气化部门进行补充，被视为撬动人类能源世界的下一个“石油”。③（一）氢能极高的技术价值氢能最早进入人类视野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成为当时寻找应对石油短缺和环境污染可替代方案的一项选择；此后，由于新油田的不断发现和油价下降，氢能研究热潮随着石油短缺恐惧的消失而降温。随后，基于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起伏的问题，分别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再次兴起，④但持续多年的低油价仍然限制了氢能技术的投入发展，直到清洁能源为主的转型变革和更具挑战性目标且更强有力的气候议程成为全球共识，氢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才被再次视为确保人类社会向气候友好型能源迈进的利器。⑤其中，氢能技术根据产业链可以具体划分为制取、储存运输和应用需求等环节，每个环节都各有特点。氢能制取的色度偏好与减排效应。氢并非某种传统认知中的能源，而是一种能源载体，可·４５·①②③④⑤ＩＥ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Ｅ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９”，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ｉｅａ．ｂｌｏｂ．ｃｏｒ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ｅｔ／ａｓｓｅｔｓ／４７５５２３１０－ｄ６９７－４９８ｃ－ｂ１１２－ｄ９８７ｆ３６ａｂｆ３４／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９．ｐｄｆ．ＩＲＥＮＡ，“Ａ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ｏｒｗａｙ．ｎ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ｓｅｔｓ／ｅ０５２ｅ１８８ｃ２ａ１４８ｄｅａｆ１３２８０５９ｂｃ４ｂｆ５８／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ｔ＿ｎｙ．２９．３．２０１９．ｆｉｎ．ｐｄｆ．ＪｅｒｅｍｙＲｉｆｋｉｎ，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ａｒｃｈｅｒ－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３，ｐ．１１．ＩＲＥＮＡ，“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ｒｅｎａ．ｏｒｇ／－／ｍｅｄｉａ／Ｆｉｌｅｓ／ＩＲＥＮＡ／Ａｇｅｎｃ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Ｓｅｐ／ＩＲＥＮＡ＿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２０１９．ｐｄｆ．以通过不同转化生产方式从一系列能源中得到，每种生产来源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均有不同影响。目前，国际社会通用颜色描述来区分不同生产途径的氢（见表１），主要包括灰色、蓝色、绿色、紫色和绿松石５个色度。由于生产技术途径不同，不同色度的氢都存在对应的优势和碳排放强度，因此具有很多倾向的选择偏好。目前大部分氢来自未减碳化石能源制造的灰氢，但技术成本导向的性价比并非单一维度，通过资源可用性、国家战略的地缘政治选择、能源供给安全及对特定工业领域的支持等①因素综合判断选择，低碳乃至零碳排放的蓝氢和绿氢更符合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要求，也因此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点选择。不过，绿氢的广泛发展需要相当数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鉴于现有电力需求的脱碳化也需要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大幅提升并不现实，从短中期来看，蓝氢是一个折中的优先选择，有助于为以后的绿氢发展奠定基础。②目前，绿氢制取成本是灰氢的两到三倍，蓝氢介于两者之间；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ＩＲＥＮＡ）分析，在不到１０年时间里，蓝氢的碳足迹仅为天然气或煤炭的５％—１５％，已是最大的低碳燃料竞争者。③总之，将现阶段氢能的经济性与化石燃料相比较并不公平，后者的气候与环境成本对外转移，很难直接比价，且氢的生产还取决于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和技术突破。紫氢和绿松石氢因规模限制，仍属于小众技术范畴。表１氢能制取的来源与类型类型来源生产方式生产成本减排效果选择偏好灰氢天然气或煤炭蒸汽甲烷转化或气化较低较大二氧化碳排放现阶段最多，但不推荐蓝氢天然气或煤炭蒸汽甲烷转化或气化，并进行碳捕捉与封存一般避免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过渡期最佳选择绿氢可再生能源电力电解较高零碳排放成本最高，最推荐紫氢核电电解较高且规模小零碳排放绿松石氢天然气热解，产生固体碳残留物较高且规模极小几乎零碳排放不属于主流类型资料来源：笔者综合信息自制。氢能储存与运输的关键挑战。氢气因其低密度、无色无味的物理特性使得储存与运输成为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关键技术环节，储存的技术解决方案取决于氢能的存在形式、体积、储存时间和稳定性，需要在各个层面得到保障，包括港口码头、加氢站、沿途使用的船舶和卡车以及氢燃料汽车的储氢罐等各类载体，对储存材料稳定性要求苛刻。具体方式包括高压气化或液化，前者储存主要涉及钢、玻璃钢、碳钢及聚合物等不同载体，压力越大对储氢容器造成的脆化侵蚀越严重，后者则至少需要达到－２５０℃冷却温度，相对于液化天然气仅需－１６０℃的冷却温度，会形成大量的能源消耗；·５５·①②③ＲｏｓｓａｎａＳｃｉｔａ，ＰｉｅｒＰａｏｌｏＲａｉｍｏｎｄｉａｎｄＭｉｃｈｅｌＮｏｕｓｓａｎ，“Ｇｒ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ｈｅＨｏｌｙＧｒａｉｌｏｆ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３，ＦＥＥ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ａｇｅｃ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ｕｍｎ．ｅｄｕ／ｒｅｃｏｒｄ／３０５８２４／ｆｉｌｅｓ／ＮＤＬ２０２０－０１３．ｐｄｆ．ＲａｌｆＤｉｃｋｅｌ，“Ｂｌｕ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ａｎＥｎａｂｌｅｒ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ＩＥ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ｗｐｃｍｓ／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０６／Ｂｌｕ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ａｎ－ｅｎａｂｌｅｒ－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ＮＧ－１５９．ｐｄｆ，ｐ．１０．ＩＲＥＮＡ，“Ｇｒ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Ｃｏｓ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ｉｒｅｎａ．ｏｒｇ／－／ｍｅｄｉａ／Ｆｉｌｅｓ／ＩＲＥＮＡ／Ａｇｅｎｃ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Ｄｅｃ／ＩＲＥＮＡ＿Ｇｒ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ｃｏｓｔ＿２０２０．ｐｄｆ．另一种方式为通过氨或甲苯等液态有机氢载体运输，转化成本居高不下。但也正是由于氢能已被视为一种可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潜在能源载体，储存运输的挑战成为各国能源技术竞争的赛道之一，可以参照天然气模式通过船舶或管道实现。相较于海运，管道运输更具现实价值，尤其是现有管道可以改造成为天然气掺氢或彻底用于氢气运输成为许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点考量。如欧洲具备良好的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对自身能源独立的渴望和进口天然气需求的预期下降，为氢能管网运输改造提供基础，并已经在部分欧盟成员国获得实践。氢能的广泛应用场景。近几年氢能备受关注，尤其是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发展前景得到广泛认可，很大原因在于其丰富多元的应用需求场景，特别是帮助交通运输、工业和建筑类别中所有不易电气化的领域实现脱碳。国际能源署（ＩＥＡ）指出，氢基燃料能在水泥、钢铁、铝、化肥、炼油厂、高温制热、工业、空间供暖、远距离车辆、飞机和船舶提供动能乃至为电网提供季节性储存等方面发挥巨大潜能，①可为整个能源系统服务，甚至如果已经拥有１００％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也能帮助储存多余的风能和太阳能，提高系统储存效率和灵活性，至少优于强行等待并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比如，目前全球主要的氢能消耗来自工业，其中炼油厂和化学工业消耗量最高，用于炼油厂可以减少石油产品中的硫含量，达到特定的环境标准；交通运输业对石油产品的严重依赖及在某些应用中有限的低碳选择，令氢燃料汽车成为发展氢技术最具前景的领域，尤其在长途货物运输和城市特殊功能用车中潜力明显，较长的行驶里程和较短的加氢时间令氢燃料重卡与柴油车相比优势明显，②而城市物流、垃圾清运、公共客车等也可以通过氢燃料商用车实现大规模减碳；为了建立碳中和目标下的完全脱碳能源系统，长期电力储存似乎不可避免，应用氢能也是为数不多的解决方案之一，大规模的季节性储氢被认为是优化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有效解决方案，即通过降低氢能储电的全周期成本，支持更有效的能源转型。③此外，在建筑领域将氢整合到当前的能源基础设施中，通过天然气管网混合氢气，或开发专用的氢气锅炉等方式可以提供热能动力，英国已经在部分居民社区率先实践推广。氢能强大的需求潜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脱碳前景，令全球氢能需求几十年来持续增长且潜力巨大，国际能源署统计，全球对氢需求量从１９７５年的不到３０００万吨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１５亿吨，既包括纯氢，也包括与其他气体混合的氢气，其中纯氢加起来超过７０００万吨，④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对绿氢的需求将达到千万吨级。麦肯锡公司和国际氢气理事会估计，到２０５０年全球氢能市场可满足１８％的最终能源需求，氢能及相关基础设施，如绿氢电解器、加氢站和燃料电池等销售额可能达到年均２．５万亿美元，并创造３０００万个就业机会，强有力的政策推行下可以使用６．９６亿吨的氢气，届时足以满足１．５℃温控目标下高达２４％的终端能源需求，并将在未来３０年内带来约１１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⑤·６５·①②③④⑤ＩＥＡ，“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ｅｉｚｉｎｇＴｏｄａｙ’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ＤｏｎｇＹｅｏｎＬｅｅ，ＡｍｇａｄＥｌｇｏｗａｉｎｙ，ＡｎｄｒｅｗＫｏｔｚ，ＲａｍＶｉｊａｙａｇｏｐａｌａｎｄＪａｓｏｎＭａｒｃｉｎｋｏｓｋｉ，“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ＦｕｅｌＣｅｌ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ＤｕｔｙＴｒｕｃ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Ｖｏｌ．３９３（２０１８），ｐｐ．２１７－２２９．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Ｎｉｌ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ｆｒｅｄＳｔｒｕｂｅｇｇｅ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Ｖｏｌ．２１６（２０１８），ｐｐ．６４９－６６１．ＩＥＡ，“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２０１９”，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ｉｅａ．ｂｌｏｂ．ｃｏｒ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ｅｔ／ａｓｓｅｔｓ／９ｅ３ａ３４９３－ｂ９ａ６－４ｂ７ｄ－ｂ４９９－７ｃａ４８ｅ３５７５６１／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ｄｆ．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３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ｌｐ．ｃｏ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ｔｅｓ／２４／ＢＮＥ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Ｋｅ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３０－Ｍａｒ－２０２０．ｐｄｆ．可以看出，氢能在技术层面展现出与以往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不同的战略新兴特性，不仅被视为难以减排领域能够实现脱碳的有效解决方案，更因全产业链的规模效应能够带动相关国家或地区产生一系列的变革影响，即谁能解决包括绿氢电解器、储运材料及各类应用的成本和稳定性问题，率先突破技术环节上的关键性节点，谁就能像过去十多年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一样，在下一阶段的能源转型中获得优先发展的机遇。（二）氢能突出的未来经济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日趋严峻，令低碳清洁绿色的能源转型早已成为各国争取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竞争舞台，氢及其衍生物是下一个技术突破能够带来革命性影响的能源类型。氢能的重要性来源于本身不同于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特质，不仅可以通过制取来源的选取实现零碳排放，且能够创造全新的跨领域能源价值链，借助运输储存对地理位置、集群和生产链产生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很可能由此引发油气资源以后的新一轮地缘政治经济变革。如何理解氢能的技术竞争特质和相关的经济性，成为判断全球各国未来能否获得并“坐享”氢能经济红利的前提。一方面，持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需求并扩大应用规模令氢能的经济性凸显。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ＦａｔｉｈＢｉｒｏｌ）表示，氢能是化石能源的未来版本，作为一种燃料“正处于关键时刻”。①目前看来，氢能的技术焦点仍主要集中在生产成本，但实际上氢的运输和储存在能量损失和所需基础设施方面更是关键，只要成功解决相关技术限制和科学部署的一致性，就能实现可接受的低碳或零碳氢气成本。氢能的发展类似于可再生能源的崛起路径，逐步具备与化石燃料竞争的可能性，先是技术的突破和跨越，然后获得政府支持下的银行贷款，通过政府推动跨越成本的“死亡之谷”，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市场化，最终探索并调整氢能的政策和监管框架，统筹发展实现生产规模化和工业化。考虑到目前化石燃料制氢的规模和成本优势，在一个低碳化的世界里，未来氢能生产趋势需要通过蓝氢进行阶段性过渡，才能重点发展绿氢，虽然目前成本仍然高于灰氢，但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电解器的学习曲线极大可能使其在未来几十年内降至商业应用的程度；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制造绿氢的铝线电解器成本已经下降了４０％，②估计到２０５０年，如果利用风能发电，氢标准化成本会低至每公斤０．９５美元，如果用太阳能发电，则低至每公斤１．２美元。③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其他选择也需关注，如在欧洲能源战略中很少提到从核电中制氢，④但在中国和俄罗斯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氢能具备优越的经济贸易特征，且高度受制于基础能源和核心技术专利。尽管２０２１年氢能仍是一个非常本地化的能源产业，绝大多数氢气均为现场生产和使用，但发达工业国对于蓝氢和绿氢的需求规模是本国生产远远无法满足的，从可再生能源（或化石能源）丰富的国家进口符合标准的氢，成为一个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的可行方案。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率先介入推动，从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进口绿氢，从化石能源丰富的地区进口蓝氢，不仅能够有效·７５·①②③④ＦｒａｎｋＫａｎｅ，“‘Ｆｕｅｌ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ｍｅｓｏｆＡｇｅａｓＡｒａｍｃｏＯｐｅｎｓＦｉｒｓ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１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ｒａｂ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ｏｄｅ／１５１２２１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３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ｌｐ．ｃｏ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ｔｅｓ／２４／ＢＮＥ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Ｋｅ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３０－Ｍａｒ－２０２０．ｐｄｆ．ＩＲＥＮＡ，“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ｒｅｎａ．ｏｒｇ／－／ｍｅｄｉａ／Ｆｉｌｅｓ／ＩＲＥＮＡ／Ａｇｅｎｃ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Ｓｅｐ／ＩＲＥＮＡ＿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２０１９．ｐｄｆ．ＲｏｘａｎｎｅＰｉｎｓｋｙ，ＰｉｙｕｓｈＳａｂｈａｒｗａｌｌ，ＪｅｒｅｍｙＨａｒｔｖｉｇｓｅｎ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Ｏ’Ｂｒｉ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Ｖｏｌ．１２３（２０２０），ｐｐ．１－１６．降低本土能源转型的成本，更关键的是可以大规模推广本土氢能制取、储运的转化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专属的氢能技术扩散和锁定，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跨境氢能运输贸易网络和新的国际依赖。换言之，围绕氢能展开的智力聚集、研发经费投入、技术专利、政府推动、龙头企业创新、社会资本投入等情况，都决定着一国相关产业发展程度及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随着氢能技术在关键性节点的突破和落地，比如会出现全新的能源“进口国”和“出口国”，同时化石能源的生产者和出口者也会重点考虑参与未来氢能贸易的可能性，抵消能源转型带来的潜在地缘政治经济损失。事实上，部分石油输出国已经开始介入氢能，因为跨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正在作出碳中和承诺，那么可再生能源和氢能可以迅速变为其投资组合的重要部分。如沙特宣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氢能供应国，计划到２０３０年生产和出口约４００万吨氢，①阿联酋也正在布局将现有资源转向可再生能源与氢能。②因此，争夺并获得氢能技术价值链专利对国家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至关重要，还能进一步扩大优势至钢铁、化工等能源密集型领域。氢能主导下的新兴贸易和生产模式将不再由传统地理或地缘概念决定，未来几十年能源体系需要非常强大的低碳化变革，跨境氢能贸易极大可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变革中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③新兴能源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将由不同国家共同的政治利益和能源供需路径决定。当然，相较于现有的天然气地缘贸易市场，氢能市场应有一个飞跃性的起点，即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市场分割、碳封锁和激烈的地缘经济竞争风险，可以创造一个流动性强、运转良好、规模庞大的全球氢能经济市场。（三）氢能带来的强劲地缘政治影响对决策者而言，氢的诱惑力在于无论何时都能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包括热能）供应，成本持续降低且不会排放二氧化碳（绿氢情况下），是不同用能领域耦合的重要助推器。作为一种可存储调度的能源载体，氢能优于提供间歇性电力来源的太阳能和风能，也优于最多只能提供数个小时电力存储的电池。更重要的是，与石油和天然气不同，氢的生产几乎不受空间限制，能够大幅降低不对称贸易关系的风险，避免被对方在政治上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后，氢的发展前景进一步得到改善和提升，被看作是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变革难题的关键。从经济复苏的角度来看，氢能技术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发展工业的有利契机，不仅是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许多具备资源贸易优势的国家，纷纷意识到氢能产业的重要性和革命性，为其划拨大量资金并设定相应的国家战略，作为刺激经济恢复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球已有３０多个国家发布氢能战略及路线图，各国相关政府公开承诺出资近４００亿美元，且联合私营部门提出超过３０００亿美元的氢能产业投资；④作为低碳化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乃至主导方，欧洲和亚洲是目前全球主导氢能发展的两大区域，在技术产业环节各有侧重。以欧盟及其成员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最为典型，“令人诧异”地在其经济复苏计划中重点囊括了关于氢能战略和路线图的相关内容。自２０２０年６月起，欧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纷纷发布联盟·８５·①②③④Ｓａｕ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Ａｉｍｓｔｏｂ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ｉｎＭｏｖｅｔｏＣｕｒｂ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ｎｅ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０／１１／１９／Ｓａｕ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ａｉｍｓ－ｔｏ－ｂ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ｉｎ－ｌａｔｅｓｔ－ｍｏｖｅ－ｔｏ－ｃｕｒｂ－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寇静娜、张锐：《阿联酋清洁能源治理：油气国转型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９－１４０页。ＴｈｉｊｓＶａｎｄｅＧｒａａｆ，ＩｎｄｒａＯｖｅｒｌ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ＳｃｈｏｌｔｅｎａｎｄＫｉｒｓｔｅｎ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ＴｈｅＮｅｗＯｉｌ？Ｔｈｅ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７０（２０２０），ｐｐ．１－５．Ｉ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ｉｅａ．ｂｌｏｂ．ｃｏｒ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ｅｔ／ａｓｓｅｔｓ／５ｂｄ４６ｄ７ｂ－９０６ａ－４４２９－ａｂｄａ－ｅ９ｃ５０７ａ６２３４１／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ｐｄｆ．或国家战略，强调氢能将成为提振未来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①并明确其对绿氢的偏好及其对经济复苏的正向刺激。这充分表明，二氧化碳减排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已敏锐意识到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如率先在全球明确提出“退核退煤”时间表及可再生能源占比高目标的德国，自上而下一致认为，成功的能源转型不仅包括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提高能效和电气化，还需要第三个支柱———气候中性影响因素，即氢及其衍生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欧洲各国就纷纷宣布到２０３０年将有超过３００亿美元的氢能投资，且欧洲已公开的氢能投资项目数量全球领先，占到世界总数量一半以上；不过，由于短期内难以降低电解器成本，欧洲选择蓝氢作为过渡阶段的解决方案，旨在通过技术优势把控新兴的国际氢能贸易。亚洲地区同样在氢能竞争中不甘落后。日本作为亚洲氢能经济的领跑者，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提出“氢能社会”国家战略，２０１９年更新氢燃料电池战略路线图，但由于把精力与创新预算过多花在燃料电池领域，导致生产储运供应链专业水平不够，形成对氢能海外进口的高度依赖。中国与韩国紧随其后宣布氢能战略，并将战略重点放在交通运输的应用领域，前者通过具体专项激励措施促进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推广，而后者优先考虑车用燃料电池和大规模固定燃料电池动力方面的技术领导地位。亚洲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氢色度偏好要求，反而旨在通过灰—蓝—绿氢的综合发展完善做大氢能产业链；在中日韩等国共同努力下，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燃料电池技术进步和汽车销量增加推动燃料电池整车制造成本下降７０％，相关汽车数量从２０１７年约７０００辆增至２０２１年中旬４．３万辆左右，增幅超过６倍，各国均力争在技术主导下的氢能贸易版图获得主动。②当所有国家被卷入既定能源转型竞争中时，角色各不相同，要么争夺能够控制未来的关键能源技术，不仅是氢，还包括太阳能、燃料电池、信息数字网络、电动汽车等，要么调整战略重心与利益价值而力争成为这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参与者和标准制定者，要么成为全球氢能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并从中获得最大转型收益。由于新兴能源具体技术路径和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本次全球能源转型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多国在制定氢能战略方面势头强劲，但未来氢能产业的大规模普及还需解决多方面问题，首要任务就是通过突破现有关键性技术关卡和产业化瓶颈，以合理的成本向需求方提供氢，如到底何时才能实现绿氢电解器的商业化普及、储运材料的技术突破、加氢站低成本建设及大规模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等都存在制约。氢能的技术特质和政治经济潜力令其具备成为终极能源的竞争资格，但推动氢能的目标并非使用氢本身，而是作为一个在更广泛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与其他能源解决方案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快促进当前能源系统向低碳能源体系过渡。二、构建以氢能为核心的能源角色和划分标准１９７０年，国际关系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ＫａｌｅｖｉＨｏｌｓｔｉ）在其开创性文章《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家角色概念》③中首次提出角色理论，即通过探讨国家角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的概念和由来，分析国家在国际体系和不同地区及领域扮演角色，归纳分类出数十种基本的国家角色，以及一些对某些国家来说独特的角色概念。自此，国家角色进入国际社会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以反映“某种外交政策的被动程度或活跃程度”。④·９５·①②③④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ｏＤｒｉｖｅｔｈｅＥＵ’ｓＧｒｅｅ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Ｊｕｌｙ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ｔｏｒ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ｄｒｉｖｅ－ｅｕｓ－ｇｒｅｅ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ｎ．ＩＥ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ｉｅａ．ｂｌｏｂ．ｃｏｒ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ｅｔ／ａｓｓｅｔｓ／５ｂｄ４６ｄ７ｂ－９０６ａ－４４２９－ａｂｄａ－ｅ９ｃ５０７ａ６２３４１／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ｐｄｆ．ＫａｌｅｖｉＪ．Ｈｏｌ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１９７０），ｐｐ．２３３－３０９．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ｅｆｉｅｌｄ：Ｒｏ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８（２０１２），ｐｐ．４７－６９．（一）能源角色的概念界定国家角色的概念并非霍尔斯蒂原创，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个人在社会中角色定位的广泛研究的启发，他借用这个概念来诠释国际舞台上的国家行为，通过提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目的感，国家角色赋予了具体国家以真实的自我身份和认同。没有身份和认同，就无法对国家的行为进行研判，从而很难发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行为逻辑和行动机理；而同样的因果关系也会发生在国家内部。①随着麦克尔·布里廷厄姆（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ｍ）和查尔斯·赫尔曼（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ｒｍａｎｎ）等学者们不断丰富国家角色的内涵，国家角色可以综合定义为在一套既定的国际体系或附属区域体系规范中，国家自身的行为和认知及国家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国家行为预期与在外部环境中的适当形象。②国家角色产生于各国之间的互动过程，并可以在特定领域专门展开，可看作其在国际体系中对应位置的体现，而这个位置既不固定也不单一。一方面，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对外行为能力和国际权利义务的整体反馈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地位不同，定位的角色也不同。决定国家角色的根源主要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前者包括意识形态及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后者主要在于国际体系与具体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和对该位置的明确认知。③复杂多元的根源导致国家角色的类型划分也并不唯一。霍尔斯蒂对国家进行了１７类角色的详细划分，包括区域领导者、区域保护者、忠实盟友、独立国家等；其他学者归纳出包括国内、双边、支配双边、附属和全球大国等在内的国家角色类型。④但无论怎样划分，国家角色均会随着自我定位和外部压力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即国家角色是一个动态发展且变化丰富的过程。⑤因此，当这一概念具体应用在能源领域时，同样可以精确解释每个国家的气候与能源战略选择和具体行为是基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而定位和变化的”，⑥主要表现为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下，其能源行为的内在决策逻辑和对外行为包含着何种真实诉求。这种角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有助于判断在全球低碳绿色的能源转型进程中，具体国家行为模式的路径选择、发展趋势及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但确定角色类型的划分要素需要特殊选择和特别对待。·０６·①②③④⑤⑥ＧｌｅｎｎＣｈａｆｅｔｚ，“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４（１９９７），ｐｐ．６６１－６８８．详见ＵｌｒｉｃｈＫｒｏｔ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ｓ．ｆａ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ｓ／ｐｄｆｓ／Ｋｒｏｔｚ．ｐｄ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Ｂ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２００７），ｐｐ．１４７－１６６；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ａｌｋｅｒ（ｅｄ．），Ｒｏ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Ｒ．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ｅａｄ’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Ｒｏ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ＣｏｒｎｅｌｉａＦｒａｎｋａｎｄＨａｎｎｓＷ．Ｍａｕｌｌ（ｅｄｓ．），Ｒｏ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１。庞珣：《国际角色的定义和变化》，《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３３－１４３页。ＮａｏｍｉＢ．Ｗｉｓ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４（１９９０），ｐ．５３２．袁伟华：《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当代亚太》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２５－１５６页。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Ｇ．ＬｅＰｒｅｓｔｅｒ，“Ａｕｔｈ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Ｒｏｌ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Ｇ．ＬｅＰｒｅｓｔｅｒ（ｅｄ．），ＲｏｌｅＱｕｅ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ＣｏｌｄＷａｒＥｒａ，Ｍｏｎｔｒéａｌ：ＭｃＧｉｌｌＱｕｅ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７．（二）能源角色类型的划分标准能源角色类型有特定的划分标准，根据国家角色内外根源的组成结构，能源角色应基于内在理念和外在影响进行划分，但几十年来全球能源转型的道德压制已为常态，许多国家内在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逻辑理念体现在能源领域基本趋同，无论是否自愿，均在绿色清洁的能源转型“大旗”下选择低碳减排环保模式。能源角色类型的划分标准更主要依赖外在影响，即全球碳中和目标下对国家在整个能源国际体系中的位置（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或地位（ｓｔａｔｕｓ）进行判断，包括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和能源转型战略规划的目标和落实执行程度；除此以外，是否利用降低或彻底零碳排放的新兴能源技术变革则是重中之重。因此，以氢能为核心对能源角色进行划分，成为本文与以往传统分析的最大不同。氢能并非风能、太阳能等典型的可再生能源，而是一种有价值的二次能源载体，可以通过色度偏好和技术供应链在没有可能脱碳的行业实现零碳变革，并弥补可再生能源至今难以解决的不稳定性缺陷。更关键的是，氢能很大可能会绘制全新的地缘政经版图，各国在考虑传统化石能源贸易问题的同时，必须探索战略新兴能源的技术优势和资源利用性，氢能能够令传统油气资源国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国一并成为氢源出口方，继续保持或重获能源地缘政治角色和随之而来的收益，而传统发达经济体也会依赖氢能技术优势继续主导能源转型和相关红利。不同于以往任何能源角色划分，基于氢能对绿色能源的支持潜力，对当前化石燃料的转型推动，降低乃至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可能性，它可以成为国家能源角色划分标准的核心要素，属于第一层次；二氧化碳减排力度、能源转型战略与具体目标反而成为基于氢能才能实现革命性目标的第二层划分要素，即没有氢能的技术与政治经济内核，无法从根本上驱动减排目标和转型实质的达成。这两个层次是递进关联关系。综合以上划分标准，本文将国家能源角色分成反对者、消极抵抗者、中立者、附属者、跟随者、合作者、地区领导者和全球领导者等８个类型，氢能的涉及投入程度、减排力度和能源友好度依次递增（见表２），通过具体国家能源角色类型的演变可以折射出划分标准要素的内在逻辑。初级阶段的反对者、消极抵抗者、中立者，被远远排除在氢能技术产业竞争之外，更多停留于解决基本能源需求层面，社会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依赖化石能源，或者还有很多未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虽然依赖自身地理资源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大，但也只是勉强维持低能效的自用或简单“外溢”，根本无力考虑技术发展和清洁能源转化。处于高级阶段的合作者、地区领导者和全球领导者，最大特征是已经介入氢能，探索氢能为主的战略新兴能源技术革新及具备地缘变革优势和主导权，不同程度地引领全球能源发展趋势，也可由此落实更高目标的气候减排和更早提前实现的能源行动。夹在中间的附属者和跟随者极具分析价值，分别被两方吸引，前者由于经济脆弱性或体量太小更靠近初级阶段，也被排除在氢能技术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之外，最多提出一个毫无行动力的能源转型目标，后者则明显接近高级阶段，至少具备经济基础进入氢能领域且有一定实际行动，因而成为全球氢能产业格局的参与者，减排目标明确且能源转型颇有成效。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国家能源角色并不固定，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和内外根源影响会导致相关国家在不同角色间变换，因而，角色冲突始终存在于各类角色中，主要表现为化石能源现实与转型雄心的矛盾、政治经济基础与转型意愿的不合。造成能源角色冲突的原因，在于发展进程升级中断而形成的角色断裂，①或对角色预期过多而现实能力不足造成的角色负担，直接表现为阶段性角色紊乱；绝大多数会随着实际能源需求的发展而调整归位，但结果往往是保持原地不动或掉入下一·１６·①ＤｉｒｋＮａｂｅｒ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Ｒｏ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ｅｔａｌ（ｅｄｓ．），Ｒｏ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ｐ．７７．档，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抓住机会提档升级进入更高阶段。当一国国内经济实力和技术资源有限，但充满转型意愿而努力向更高一级能源角色升级时，它不仅面临外部的技术封锁和政治压制，还会占用更多本国资源引发其他领域资源不足，一旦国内自上而下对能源转型付出的代价缺乏共识，或对能源角色理解出现分歧时，阻力会进一步增大，反之亦然。比如，油气国的转型口号再响亮也很难落地，未工业化且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转型意愿再强烈，先天薄弱的经济工业基础意味着转型更多体现在数据上，很难进阶真正的先锋能源角色。事实上，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全动态竞争过程中角色冲突是“双刃剑”，只要不积极进取就很大可能会导致角色阶层的滑落，但利用好冲突本身而抓住战略新兴能源的机遇成为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就能实现角色定位的提升，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占据主动性。表２国家或地区的能源角色类型角色类型是否涉氢具体表征典型国家所处阶段反对者消极抵抗者中立者附属者跟随者合作者地区领导者全球领导者不涉及氢能涉及氢能且有不同程度推进·对减排任务熟视无睹·只使用天然能源或传统化石能源几乎没有·口头承诺减排·经济基础脆弱，无力承担能源转型，甚至陷入能源贫困多数不发达或贫困国家·承诺明确减排目标·口头提出能源转型，无明确可再生能源目标部分不发达国家和资源输出国家·承诺明确减排目标·提出能源转型战略和明确的新能源目标，但几乎无力执行受气候影响的小岛屿国家·涉及氢能产业，不仅限于口号文件·提出“碳中和”目标·努力推动能源转型战略化石能源比重较大且经济脆弱国家·明确氢能发展目标，有具体实际行动·提出“碳中和”目标·能源转型战略颇有成效一些试图转型的油气资源国·氢能发展规模增势明显·明确“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能源转型效果显著部分经济与工业发达的区域大国·氢能技术与战略遥遥领先·最早提出“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能源转型彻底，明确退煤、退核欧美部分工业化发达国家初级阶段：解决能源基本需求问题中级阶段：努力转型但能力不足，部分涉氢高级阶段：引领能源转型，氢能已成战略重点资料来源：笔者自制。三、东南亚国家的能源结构与角色定位东南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且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东盟能源中心（ＡＣＥ）预计该地区将以每年５％以上的经济增幅，到２０３０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经济领域造成的巨大冲击令东南亚也未能幸免，能源作为推动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部分，在后疫情时代推动经济复苏和帮助社会秩序重建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厘清东南亚能源现实和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根据能源角色类型的·２６·划分标准，梳理东南亚各国的角色定位与冲突，对寻找该地区能源转型真实内涵与突破可能具有现实价值。（一）东南亚的能源现实与基本结构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东南亚能源需求随着其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不断推进和人口增长而激增，化石燃料使用增长一倍以上，满足近８３％的能源增量需求。由于经济增长引发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石油需求量被推高超过一半，在整体能源结构中占比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远超煤炭和天然气。根据东盟能源中心发布的第六次东盟能源展望分析，２０４０年前，化石燃料将继续在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①尽管如此，从东南亚区域层面看，面对化石能源比重较高的现实和能源转型的压力，该地区以实际行动推动本土能源结构有可能过渡到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的能源结构，并已经有部分国家关注并投入氢能开发和利用。截至２０１８年，煤炭和石油占东盟能源供应的５０．２％，石油占东盟能源消费的４６％，但在较高的化石能源占比现实面前，东南亚的能源转型持续向好，能通过可再生能源基本结构变化（见表３）而得到展现。２０１８年东盟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供给中占比为１３．８％，装机容量占比为２６．６％，相较于２００５年的９．２６％和１９．１％均有较大提升，尤其是１３年的时间内，东南亚水电装机容量增长３倍以上，最终能源消费强度下降２８．８％。②其中，化石能源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占比越低，反之亦然，如老挝在各国中表现最好，占比高达４０．９％；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紧随其后，占比均超过２０％；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依次递减，油气资源丰富的文莱则几乎没有任何可再生能源利用。但从增长角度分析，老挝、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又成为仅有的四个正增长国家，展现出较强的转型决心与行动力，而其他几国相较于上一年都呈现不同程度倒退，尤其是柬埔寨更是高达８．４％的衰减，意味着该国能源转型几乎停滞不前。表３２０１８年东盟可再生能源基本情况地区与国家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中占比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增长中占比东盟１３．８％２６．６％———马来西亚３．４％２２．４％０．０３％印度尼西亚１２．９％１５．１％２．１％泰国１５．６％２２．０％０．５％菲律宾２０．７％３０．３％－１．１％新加坡１．５％３．０％－０．５％文莱０．０％０．１％０．０％越南２１．６％２１．５％－０．９％老挝４０．９％７４．７％２．７％缅甸２６．８％５５．７％－１．４％柬埔寨２５．８％６２．６％－８．４％资料来源：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ａｆｌｅｔ（ＡＥＳＬ）２０２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ａｆｌｅｔ－ａｅｓｌ－２０２１／。·３６·①②ＡＣＥ，“Ｔｈｅ６ｔｈ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ｔｈｅ－６ｔｈ－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ＡＣＥ，“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ａｆｌｅｔ（ＡＥＳＬ）２０２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ｅａｆｌｅｔ－ａｅｓｌ－２０２１／．在此基础上，东南亚自上而下持续推动能源转型，２０１５年发布的《２０１６—２０２５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预计通过增加相关投资，部署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旨在东盟电网中容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份额；明确承诺到２０２５年，使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份额达到２３％，装机容量达到３５％。①基于该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亮眼表现，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第３８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进一步发布《２０１６—２０２５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第二阶段（２０２１—２０２５）》，保留第一阶段“加强东盟能源连通性和市场一体化，为所有人实现能源安全、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主题，同时增加了“通过更广泛深入地创新和合作，加快能源转型和加强能源创新能力”②议题，继续重申并强调东盟为实现能源转型和可持续能源的未来，将加强扩大多边电力交易，提供更多来自可再生能源供给的电力，并探索氢能及燃料电池等新兴能源技术。东盟及成员国也敏锐地意识到氢能对于能源转型变革的重要性并展开实际行动。２０２１年９月发布《东盟的氢能：经济前景、发展与应用》③，作为能源合作行动计划的关键战略部分，旨在改善绿化能源供需链，加强本地区能源供应稳定，从而提升保障该地区能源安全。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氢气生产，目前已经具备与其他能源类型竞争的优势；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也紧随其后，在涉氢领域展开探索。由此，报告强调了东南亚地区拥有生产绿色、蓝色和灰色氢能的丰富资源，提出东盟的氢能发展路线图（见图１），详细规划从２０２０年开始扩大并稳定灰氢出口，随着氢气储存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逐渐升级到蓝氢继续保持对海外市场供应成本的竞争优势，进而在２０３０年以后开发以绿氢为主导的国内产业链下游应用和海外出口市场等３个发展阶段。图１东盟氢能发展路线图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东盟的氢能：经济前景、发展与应用》报告内容自制。（二）东南亚的能源角色定位能源角色类型的定位需要清晰划分标准，具体到东南亚，包括地区及国家层面详细的氢能产业及行动、二氧化碳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及行动方略，其中是否涉氢成为能源角色定位不同于以往传统分析的重要区别。基于东盟能源现实与基本结构，应进一步明确东南亚各国均感受到疫情后重振经济重担的能源转型压力，存在能源需求现实、经济条件、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广泛差异性，东南亚国家的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目标与资源潜力，尤其是对氢能技术与产业的关注也各不·４６·①②③ＡＣＥ，“（２０１６－２０２５）ＡＳＥＡＮ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２０１６－２０２５－ａｓｅａｎ－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ａｅｃ／．ＡＣＥ，“（２０１６－２０２５）ＡＳＥＡＮ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ＩＩ：２０２１－２０２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ａｓｅａｎ－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ａｅｃ－ｐｈａｓｅ－ｉｉ－２０２１－２０２５／．ＡＣ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ＡＳ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ａｓ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相同，需逐个梳理东南亚能源角色类型的划分标准（见表４）。表４东南亚能源角色的划分标准东南亚涉及氢能领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目标及行动方略地区层面东盟·２０２１年９月东盟发布《东盟的氢能：经济前景、发展与应用》·分别以各国为主·到２０２５年，使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份额达到２３％，装机容量达到３５％·拥有２２９吉瓦的风能资源，１５８吉瓦的水电（包括小水电），６１吉瓦的生物质能和２００吉瓦的地热能·太阳能资源基础雄厚，容量潜力超过８０００吉瓦国家层面马来西亚·２０１８年，马来西亚公布氢能燃料电池蓝图规划·２０１９年，砂拉越州引进３辆氢动力巴士，第一个综合氢气生产厂和加气站投入使用；雪拉越州计划建设六个加氢站·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拟推出蓝氢业务·到２０３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５年基准线将减少４５％排放，包括无条件地减少３５％，并在接受发达国家气候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条件下进一步减少１０％·２０２１年提出２０５０年“碳中和”目标·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将在２０２５年扩大到２５％，２０３０年扩大到３０％·太阳能资源丰富，月均太阳辐射量为４００—６００兆焦耳／平方米印度尼西亚·２０１８年，印尼政府与日本东芝公司合作，与可再生能源结合开发绿氢生产·印度尼西亚铁路公共公司正在和阿尔斯通合作开发氢燃料电池列车·《２０２０—２０４０年国家研究优先计划》明确指出，生物氢是重点任务之一·到２０３０年将在现有基准线上（一切照旧情况下）减少２９％，如果提供国际合作，减少幅度将提高到４１％·２０２１年提出２０６０年“碳中和”目标·到２０２５年将能源结构转变为２３％的可再生能源，到２０５０年转变为３１％，２０２３年后不再新建燃煤电厂·拥有大量太阳能和海上风力资源，估计有２０８吉瓦的潜在太阳能，６０吉瓦的潜在风能新加坡·２０１７年，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在实巴古岛通过自主网络开展氢能储存系统测试·２０１９年，日本东芝开发的可再生能源的Ｈ２ＯＮＥＴＭ①自主离网氢能系统正式交付新加坡电力集团（ＳＰ）运营·２０２１年，发布“绿色计划”，氢能预计成为主要绿色能源；陆续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签署低碳氢能合作协定·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从２００５年的基线上减少３６％·争取在２０３０年左右碳达峰·２０２０年以后将太阳能发电能力提高到１吉瓦，约占白天高峰电力需求的１５％，启用全球最大的浮动太阳能系统·计划在２０２５年前把太阳能产量增至原来４倍国家层面菲律宾·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国家电气化管理局与东芝就基于可再生能源的Ｈ２ＯＮＥＴＭ自主离网氢能系统签约·２０１９年，政府启动计划为偏远岛屿安装无二氧化碳的氢能源系统·计划到２０３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２０３０年的基准线减少约７０％·２０２１年再次将２０３０年减排目标上调至７５％·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提高到１５３０４兆瓦，几乎是２０１０年的３倍·到２０４０年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到至少２００００兆瓦·起草《２０１７—２０４０年可再生能源路线图》·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巨大的太阳能潜力，也具有良好的风能潜力·５６·①该系统是分布式集成能源系统，使用氢气发电，环保无污染，不受天气影响，可在电气化偏低的偏远岛屿提供稳定能源。续表４东南亚涉及氢能领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目标及行动方略国家层面泰国·自１９９２年以来一直在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几乎所有炼油厂均设置氢能生产装置·“２０１５—２０３６年替代能源发展计划”中将氢气列入重要替代燃料之一·清迈国际机场（ＣＮＸ）开发的碧水别墅（ＰｈｉＳｕｅａＨｏｕｓｅ）项目开发太阳能－氢气储能系统，于２０１８年１月举办了氢能源峰会·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在目前的基准线上减少２０％，如果加强对技术发展和转让、财政资源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减排水平可以提高到２５％·２０２１年提出２０７０年“碳中和”目标·制定“２０１５—２０３６年替代能源发展计划”，目标是到２０３６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３０％文莱·丰富化石资源令其具有发展氢燃料的巨大潜力，且已形成灰氢出口规模·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由日本先进氢能源链技术开发协会（Ａ－ＨＥＡＤ）①运营的第一个全球氢气供应链在文莱和日本之间正式启动，年产量达到２１万吨·到２０３５年将该国的总能源消耗减少６３％，其中１０％的总发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越南·越南计划在２０３０年前比基准线水平减少８％的排放·到２０４０年３０％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水电装机与发电规模东南亚最大老挝·老挝主要能源是水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水电装机占比高缅甸、柬埔寨·缅甸主要能源是水能、煤炭、天然气和太阳能，只利用了约４０％的能源开发·柬埔寨水能、风能潜力较大，仅关注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东盟及各国公开数据和资料整理自制。事实上，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下的碳中和压力及各国内部的经济和能源道德诉求，国家能源角色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将东南亚各国是否涉氢、气候能源目标及具体行动方略嵌入能源角色类型的划分标准，结合基本能源发展现状，可以精准地得出各有千秋的角色定位（见图２），并具备研判下一阶段角色冲突与演变趋势的能力。其中，图２横坐标的能源意愿表示国家对于氢能的涉及深入度、气候与能源目标的设定与行动等，即对应上文详细阐述的能源角色划分标准，但纵坐标的能源现状特指各国低碳绿色能源完成度，即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情况，借此可以得出兼具考虑角色类型和冲突定位的综合图谱。整体上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实际行动开展氢能技术与产业的探索并落地，分别提出２０５０年、２０６０年的碳中和目标，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与东盟设定的目标基本一致，基本定位高级阶段的合作者角色。新加坡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和地理面积决定了其强烈的能源对外依赖性，先天资源落后于前两者，但积极介入氢能产业链，虽没有明确碳中和时间表，却提出较高的碳减排和达峰目标，体现能源转型“船小好调头”的灵活特点，三国整体属于第一梯队。菲律宾非常关注氢能技术变革，与国际先进能源企业开展具体落地合作，没有提出碳中和目标，也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调整减排目标上限，而泰国在能源战略规划中涉及的氢能更多停留于口头文件，实现２０７０年·６６·①该企业由４家日本公司组成，特别为帮助日本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氢气社会而建立。碳中和及２０３６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３０％的目标也是遥遥无期，两者角色更多属于中间阶段跟随者的后半程。文莱体现出角色定位的特殊性，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较小国土面积并不具备能源转型优势，却在提出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目标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传统资源“摇身一变”与日本开展氢能开发深度合作，成为全球最大的氢资源生产和供应基地之一，也因此挤入第二梯队甚至赶超泰国成为略靠前的跟随者。越南、老挝、缅甸及柬埔寨等国由于经济规模和工业水平的先天性不足，还处于后发追赶阶段，均属于第三梯队；相对而言越南基础较好，在减排与可再生能源方面也提出具体目标，老挝紧随其后，尤其是水电资源的开发已经在东南亚初具规模并遥遥领先，两者属于典型的附属者。其他两国则只能属于中立者，虽然境内丰富的水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令其具备强大发展潜力，却受制于薄弱基础只能被迫专注现有能源的开发需求，也为能源角色冲突埋下了隐患。图２东南亚国家能源角色定位的综合图谱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四、能源转型中东南亚国家的角色冲突结合能源角色划分标准和具体定位，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呈现能源现状与能源目标和意愿的落差“真空”，即经济基础和能源资源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也是能源角色冲突所在。如文莱在面对超高化石能源资源且制约能源转型的同时，通过与日本合作介入氢能的技术地缘变革树立更前卫的能源形象，老挝等国的落后经济与工业实力限制了较高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根本不具备投入任何新兴能源产业的可能性，却基于丰富的水能资源在可再生能源占比上实现了超越，马来西亚和印尼尽管现有化石能源占比很高，反而通过氢能的技术合作和产业链建设体现转型决心。通过剖析东南亚的能源角色冲突，可以充分理解氢能作为能源角色划分的核心要素、弥补国家能源缺陷、帮助各国在全球能源转型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重要意义。（一）化石能源现实与转型雄心的冲突：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能源转型力度最大的国家，在原有减排目标基础上，均在２０２１年明确提出碳中和时间表，且具有丰富的“风光”资源潜力，大力发展并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但两国也意识到超高的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比例与转型雄心存在矛盾冲突，无论怎样努力鼓励风能、太阳能扩张也很难摆脱传统能源桎梏，反而通过介入氢能技术与地缘变革版图，投入氢能研发、合作、生产和应用等环节可以加速转型。马来西亚明确表态将在２０５０年实现碳中和，２０３０年实现无条·７６·件减排３５％（以２００５年为基准），若有气候资金资助情况下减排４５％，提出２０２０至２０３０年分阶段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领域中的占比目标。２０１８年政府依托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燃料电池研究所提出氢能燃料电池蓝图，①２０１９年该国砂拉越州和雪兰娥州已进入加氢站与氢能公共交通实践中，不过２０２０年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宣布利用资源开展蓝氢出口业务始终未见实际行动，为该国的能源角色定位“打了折扣”，综合判断属于合作者，试图向地区领导者迈进阶段。印度尼西亚作为煤炭生产消费大国和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之一，２０２０年煤炭在国内能源结构中占比６５％，却提出２０６０年碳中和目标及２０３０年减排２９％的计划，基于现有可再生能源１２．９％的占比提出与东盟２３％一致的发展目标。印尼财长英德拉瓦蒂（ＳｒｉＭｕｌｙａｎｉＩｎｄｒａｗａｔｉ）还公开表示，作为２０６０年或更早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部分，政府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间禁止上马新煤电项目，２０３０年分阶段实施非关键性煤电项目关停的退出时间表，争取在２０５６年前逐步淘汰煤电，如果得到足够的国际财政支持，可以提前到２０４０年实现。②但其实印尼对煤炭依赖性极大，印尼电力公司（ＰＬＮ）预测未来十年，该国仍将新增约１３．９吉瓦的燃煤发电，占总新增发电量的３６．５％，③尤其是疫情后为了提振经济印尼政府能源领域的公共投资几乎流向煤炭。尽管如此，印尼利用现有的煤炭、生物质资源和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拓展氢能出口，通过与日本东芝和法国阿尔斯通等全球能源技术领先企业开发氢能交通领域应用，为自身转型争取到了主动权，只是对比煤炭消耗的顽固地位仍显不足，能源角色带有跟随者色彩。特殊的能源禀赋和地缘位置令文莱的能源角色具有相较于前两者更强烈的冲突张力。一方面，文莱国土狭小但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极为丰富，在东南亚石油储产量排名中仅次于印尼，油气资源贸易是该国核心经济支柱，可再生能源几乎没有，也不存在任何发展空间和助推力，根本没有明确减排目标和能源转型方略，仅简单提出到２０３０年总能源消耗减少６３％，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升至１０％；另一方面，文莱却与日本深度合作而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氢能出口国之一，日本先进氢能源链技术开发协会（ＡＨＥＡＤ）在文莱建成产量２１万吨的双溪岭（ＳｕｎｇａｉＬｉａｎｇ）工业园氢能加工厂，在两国间构建稳定运输线。在顽固的化石能源现实面前，文莱通过积极加入全球氢能产业链获得技术与地缘优势，借助氢能产业发挥出转型的巨大潜力，具备鲜明的跟随者姿态。能源现实与转型雄心冲突的另外一种表现，集中在新加坡身上。极小的国家体量和地理面积令其完全是一个能源消费国，相对于前三者而言，无论油气还是可再生能源均无生产优势，能源基本依赖进口，特殊的地理位置驱使新加坡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始终行动积极。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区域化石能源交易中心和精炼石油出口国，新加坡明确提出争取在２０３０年碳达峰，根据实际资源情况开发浮动光伏项目，制定２０２５年相应产量目标。２０２１年随着壳牌宣布在位于毛广岛（ＰｕｌａｕＢｕｋｏｍ）的炼油厂④削减一半产能转型提速，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发布《２０３０新加坡绿色计划》，旨在推动未来１０年的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确定氢能为下一阶段重点发展的绿色能源，积极介入全球氢能贸易版图，如与海外企业合作开发离岛氢能系统、评判测算进口氢能的市场潜力与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日本、新西兰、澳洲合作，努力打造自身成为全球氢能价值链的重要一环。因此，新加坡属于第一梯队介于合作者与跟随者之间。（二）政治经济基础与转型意愿的冲突：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均有较强转型意愿，但实际转型力度和成效，很大程度受限于经济实力和国家规·８６·①②③④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ｎｗａ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ｉｄａ．ｇｏｖ．ｍ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ＪｏｈｎＧｅｄｄｉ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ｃｏｕｌｄＲｅｔｉｒｅＣｏａｌｂｙ２０４０ｗｉｔｈ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Ｈｅｌ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１－１１－０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ｃｏｕｌｄ－ｐｈａｓｅ－ｏｕｔ－ｃｏａｌ－ｂｙ－２０４０－ｗｉｔｈ－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ｈｅｌ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ＰｅｒｕｓａｈａａｎＬｉｓｔｒｉｋＮｅｇａｒａ，“ＭａｔｅｒｉＤｉｓｅｍｉｎａｓｉＲＵＰＴＬ２０２１－２０３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５，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ｐｌｎ．ｃｏ．ｉｄ／ｓｔａｔｉｃｓ／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１／１０／ｍａｔｅｒｉ－ｄｉｓｅｍｉｎａｓｉ－２０２１－２０３０－ｐｕｂｌｉｋ．ｐｄｆ．该炼油厂为壳牌集团全球最大炼油厂，也是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模，一部分能源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为扎实的国家，虽然面临居高不下的化石能源比例和转型雄心的冲突，却可以借助氢能产业变革实现进入高级阶段合作者的角色进阶。但国家能源角色中级阶段的跟随者和附属者，相较于高级阶段没有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只强调减排目标，其中跟随者的最大特征在于，它们也涉及氢能规划并一定程度参与行动；附属者则完全没有参与，仅基于国家能源现状进行经济可承受的补充，菲律宾和泰国就属于此类“有心无力”的角色，它们迫于政治经济基础薄弱，在转型中落于后程，其角色冲突更体现在转型口号与实际行动的差距。菲律宾没有碳中和目标，简单承诺２０３０年相较于２０００年基准减排７０％，进一步提高至７５％；在《２０１７—２０４０年可再生能源路线图》中提出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的目标，到２０３０—２０４０年实现２０１０年基础上增加３至４倍。①泰国明确提出２０７０年碳中和目标，且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在目前基准上减排２０％，强化财政支持可以提升至２５％，相对于２０１８年１５．６％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到２０３６年升至３０％。②表面上泰国转型更积极，但实际上，菲律宾却发挥自身岛屿众多且可再生能源丰富的特点，借助日本东芝的氢能技术，在偏远岛屿开展氢能源系统合作开发的实际行动；而泰国更多停留在简单的住宅氢储能系统应用推广，仅在“２０１５—２０３６年替代能源发展计划”中将氢能列入替代能源之一，尤其是鉴于其碳中和时间表过于遥远导致的不可预测性，甚至可以判断泰国转型的消极被迫态度。比较之下，可以看出菲律宾更积极一些。还有一些国家，必须直面更加窘迫的经济环境和由此而来的技术壁垒，冲突表现为空有转型意愿而很难落实在实际转化行动上，虽然经济后发性反而使其在能源转型中负担较小，可以借助先天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进入正轨，但仅限于满足自身能源需求，因而属于典型附属者。如越南水电装机与发电规模在东盟中最大，明确提出２０３０年前将在基准线基础上减排８％，２０４０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升至３０％，把可再生能源电力从２０１５年约５８０亿千瓦时增加到２０３０年的１８６０亿千瓦时；越南并非不考虑其他能源，而是明显落后的经济和技术早已被排除在氢能竞争之外。再如，老挝在东盟排名第一的超高水能、风能和光伏利用占比建立在几乎没有工业发展基础背景下，为了满足国家正常社会生活能源用量且加速经济发展，其工业和发电的煤炭消耗预计将持续增加，到２０４０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至２０１５年的４倍，③后续发展更多侧重于水电开发及对周边国家的“外溢”服务，很难且无力做出任何减排和新兴能源探索承诺。此外，经过数十年的绿色环保与气候变革，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国家属于明确的反对者，哪怕没有实际行动，口号上也都向节能减排和新兴能源转型靠近。所以，除一些身处战乱或极度贫困的失败国家可被看作“被动”的消极抵抗者，更多初级阶段的能源角色冲突属于口头提出转型意愿，但极高的能源技术门槛和欠发达经济基础限制其实际行动，最典型的莫过于缅甸和柬埔寨。这两国都不具备任何转型的能力与基础，只能基于现有水能和“风光”资源发展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用于满足国内日常经济与社会生活能源需求，甚至可再生资源开发较之越南和老挝而言也十分欠缺。缅甸仅利用了４０％的能源开发，而柬埔寨更是只能关注现有能源利用，气候减排与能源治理几乎无从谈起；作为典型中立者能源角色，缅甸具备靠近附属者的姿态，而柬埔寨则需避免因自身经济基础更加薄弱向消极抵抗者滑落的可能性。·９６·①②③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ＤｏＥ），“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０１７－２０４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ｏｅ．ｇｏｖ．ｐｈ／ｐｅｐ／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０１７－２０４０．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２０１５－２０３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ｐｏ．ｇｏ．ｔｈ／ｉｍａｇ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Ｇ／ＡＥＤＰ２０１５ＥＮＧ．ｐｄ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ＳＥＡ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ＬａｏＰＤＲ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ｒｉａ．ｏｒｇ／ｕｐｌｏａｄｓ／ｍｅｄ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Ｌａｏ－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２０／Ｌａｏ－ＰＤＲ－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２０．ｐｄｆ．五、结语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在重创全球秩序与经济的同时，也成为各国能源转型的战略转折点，能源变革可以在全球秩序重建与经济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已是国际共识。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东南亚作为全球经济活跃区，如果在该区域和国家层面直面贸易、投资和监管一致性等领域的一体化创新挑战，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将会反弹或实现更高增长。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早前就有预计认为，初级能源的需求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４０年间将增长一倍以上，①但依靠传统气候与能源议题推动转型已成为各国“常规动作”，几乎很难在全球激烈竞争且自身不具备转型资源与技术优势的状态中胜出，甚至很可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拉开更大差距。因此，本文在厘清氢能技术与地缘变革政治意义及对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情况下，特别在划分国家能源角色的类型标准中，明确界定除碳排放与可再生能源外，是否涉足氢能成为与此前最大不同且最重要的划分要素，也成为多国扭转既定能源角色迈进更高定位的核心渠道。国家或地区的能源角色诉求均从初级阶段向中级和高级阶段迈进，至少尽可能保持现有状态而不滑落；由于很多国家自身的能源特质在划分标准下并不单纯统一，能源角色展现出过渡性和角色冲突的特质，而借助氢能的视角能够清晰揭示东南亚国家能源角色的全新面貌和真实的转型内涵。本文认为，化解角色内在冲突、避免能源角色滑落且能够持续进阶，成为东南亚各国乃至东盟地区层面的核心诉求，在已有能源现实基础上探索氢能产业发展，并借助自身资源介入全球氢能贸易与技术战略格局，是东南亚部分国家试图弯道超车跨越能源转型角色鸿沟的“捷径”。换言之，东南亚从初级阶段的中立者到高级阶段部分地区领导者均有涉及，具体定位绝非传统认知意义上根据能源结构和转型目标划分归类，如新加坡和文莱本身并无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但通过氢能技术与地缘变革的撬动，成功进入更高阶的角色阶段，甚至成为全球能源贸易版图中的重要参与者。马来西亚和印尼虽然提出较高的气候能源目标，也很难改变自身沉重的化石能源比例，却投入氢能制取和交通应用获得转型行动的认可，对比菲律宾和泰国更多停留于口号文件上的转型姿态，可以从中窥得并判断出上述东南亚国家真实的转型意愿及下一阶段的发展态势，即现阶段以实际行动开拓发展氢能的几个国家更具备在全球能源竞争中获得话语权和转型优势，而越南、老挝等后进国家的角色冲突更多表现在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与经济技术基础薄弱无力开展减排和工业化的矛盾，它们深深陷于自身能源困境而难以突破。基于以上判断，除部分具备经济实力和能源资源的国家可以通过氢能产业链挖掘自身能源转型潜力，为保障东南亚整体的能源转型平稳，向外寻求中国的合作帮助，成为夯实提升角色定位更恰当的选择。中国作为东盟最重要的邻国，双方关系持续升级，②从最早的部分对话伙伴国到全面对话伙伴国，从２００３年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再到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第２４次中国—东盟（１０＋１）领导人会议上双方明确同意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更进一步强调，将全力支持东盟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复苏，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保、低碳能源领域加强战略对接，③推动能源产业的转化升级。在此背景下，本文指出，帮助东南亚能源角色冲突或错位的国家调整、巩固并升级定位，也将成·０７·①②③ＩＥ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７．李昕蕾：《清洁能源外交：全球态势与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２８页。《李克强在第２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１－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７９９８９４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５日）。为中国在气候能源领域扩展周边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①中国与东南亚开展清洁与战略新兴能源建设合作应侧重以下３点：其一，加大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类新兴能源的投资。除水能、光伏、风能等传统可再生能源合作外，氢能作为一种战略新兴能源贸易品，已成长为２１世纪能够重新洗牌能源技术和地缘格局的革命性能源类型之一，借助中国先发一步的氢能生产和产业链优势，可以大幅降低东南亚不对称贸易关系的风险，极大程度避免被任何一方在政治上利用。其二，促进清洁新兴能源技术的转移应用。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没有纯粹的地区领导和全球领导者，与其在各类新兴能源技术领域毫无优势与建树相关，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和氢能资源已吸引欧美诸多能源企业在本地开展研发合作，中国也应借助各类项目推广转移自身先进能源技术，帮助马来西亚等“化石能源顽固”国家提高能效，通过清洁绿色而非灰色能源补充需求缺口。其三，最重要的，构建以氢能作为战略新兴能源核心的区域能源贸易空间。东南亚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巨大的氢能生产潜力，可以根据能源基础和政治选择偏好塑造亚洲全新的包括中心和外围的能源治理区域，如马来西亚（婆罗洲）、印尼、文莱和老挝（通过水电出口）成为氢能出口国，马来西亚（半岛）、新加坡成为氢能进口国，而泰国、菲律宾、越南、缅甸、柬埔寨可以与中国一道成为氢能“区域内”国家，整体提高亚洲东部区域所有国家能源竞争力和影响力，实现国家和地区能源角色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固提升，打造全球能源转型与治理的典范。［责任编辑：方柠雪］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ＫＯＵＪｉｎｇｎ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ａｉｙ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２４，Ｓｈａｎｘｉ）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ｓｎｏｔｆａｒｂｅｈｉｎｄ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ｄｕｅ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ｓ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ｓ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ｕｒｃｅｈａ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ａｎｄｉｓ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ｎｅｒｇｙｃａｒｒｉｅｒ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ｓｅｒｔ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ｌ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ｅｉｇｈ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ｌｅ，ｓｕｃｈａｓｏｐｐｏｎｅｎ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ｒｅｓｉｓｔｅｒ，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ｎｅｓ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ｌｅｓ．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ｎｄｓｏｒｔｅｄｏｕ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ｏ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ｌｅｓｃａｎ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ｗａｓａｂｌｅ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ｌｄｈｅｌｐ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ｏｒ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ｌｅｓ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ｅ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ａｙ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ｌ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ｒｏｌ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１７·①张锐、寇静娜：《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联合国与欧盟的实证分析》，《国际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１８－３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