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刘侃：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及其落实路径研究空刘侃作者简介：刘侃，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E-mail:liu.kan@fecomee.org.cn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及其落实路径研究刘侃（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北京100035）摘要：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明确2060年碳中和的细节和实施路径对于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碳中和目标应明确覆盖的温室气体，考虑碳减排和碳抵消两个层面，并确定碳抵消的方案。基于对中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和两年更新报告的分析，结合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工作动态，提出能源消费的低碳化是碳中和的主要抓手，应重视能源创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同时加强对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管控的统筹；大幅增加碳汇，关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积极探索海洋蓝碳开发；重视规则制定，积极参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碳交易机制设计。关键词：碳中和；气候变化减缓；碳汇；抵消机制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07(2021)11-013-05ResearchonChina’s2060CarbonNeutralityCommitmentandItsImplementationPathsLIUKan(ForeignEnvironmentalCooperationCentre,MinistryofEcologyandEnvironment,Beijing100035,China)Abstract:China’scommitmentaboutachievingcarbonneutralityin2060hasinjectedaboosttotheglobalclimategovernanceprocess.Identifyingthedetailsandimplementationpathsofcarbonneutralitytargetisofgreatsignificance.Thecarbonneutralitytargetshouldclarifythegreenhousegasescovered,focusoncarbonreductionaswellascarbonoffset,andspecifythecarbonoffsetplan.BasedontheanalysisofChina’s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yreportandthebiennialupdatereport,combinedwith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anddevelopmentworktrends,threesuggestionsareproposed.Firstly,low-carbonenergyconsumptionisthemaincomponentofcarbonneutrality,and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energyinnovativetechnologies.Meanwhile,thecontrolofnon-CO2GHGsshallalsobetakenintoconsideration.Secondly,substantiallyincreasecarbonsinksthroughthemainstreamofNature-basedSolutions,andactivelyexploremarinebluecarbondevelopment.Thirdly,attachimportancetotheformulationofrulesandactivelyparticipateinthedevelopmentoffairandreasonableinternationalcarbontradingmechanisms.Keywords:carbonneutrality;climatechangemitigation;carbonsink;offsetmechanism2020年9月22日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相比于201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此次对外承诺除了明确达峰年份时间窗口缩窄之外（从2030年左右提前为2030年前达峰），首次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也引人注目。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承诺表示赞赏，认为这不仅为中国脱碳设立了清晰的长期轨道，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国际领导力，对其他国家起到重要的鼓舞和带动作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为落实该承诺即将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明确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细节和方案等。对碳中和的研究主要是从抵消角度，关注碳交易相关机制性问题，或是立足于行业或项目层面的碳中和实施案例分析[1-6]，而对国家层面上碳中和目标的内涵和落实关注不多。碳中和目标作为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对外提出，其应该包括何种细节，应该从哪些角度入手？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碳中和目标的后续落实，对于实现中长期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1碳中和目标应该包括的细节碳中和（carbonneutrality）的概念于1997年由环保机构（英国未来森林公司FutureForest）提出，21世纪初在西方逐渐走红，《新牛津美国字典》将碳中和评为2006年年度词汇。碳中和作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出和落实，·14·《生态经济》第37卷第11期（2021年11月）EcologicalEconomy,Vol.37,No.11(November2021)应该明确相应的细节，如覆盖的范围、实现的路径和方式等。1.1碳中和目标应明确所覆盖的温室气体达峰目标明确针对的是二氧化碳，但碳中和目标尚未明确其所覆盖的温室气体。然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其议定书下关注的温室气体远不止二氧化碳。UNFCCC下《京都议定书》附件A中所列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六大类。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安排的《多哈修正案》（中国已于2014年6月3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接受《多哈修正案》的接受书。2020年10月2日，随着尼日利亚和牙买加批准《多哈修正案》，《多哈修正案》达到法定生效条件，将于90天后生效）在附件A中增列了三氟化氮（NF3），作为议定书下管控的第七类温室气体。《巴黎协定》未对附件A下管控的温室气体进行修订。排放清单核算时，会根据不同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值（GWP值，如表1所示），折合成统一的单位（二氧化碳当量，CO2e）。中国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更新报告的清单范围包括除NF3之外的其他六类温室气体。表1中国国家清单所涉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温室气体种类GWP值温室气体种类GWP值CO21HFC-152a140CH421HFC-227ea2900N2O310HFC-236fa6300HFC-2311700HFC-245fa1030HFC-32650PFC-14(CF4)6500HFC-1252800PFC-116(C2F6)9200HFC-134a1300SF623900HFC-143a3800注：HFC-245fa的GWP值采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100年时间尺度下的数值；其他温室气体GWP值均采用《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中100年时间尺度下的数值。此外，由于不同温室气体各异的减排成本和减排潜力[7]，以及短期管控措施能够实现的协同效应（如控制短寿命气候污染物能够实现的空气质量改善和健康效应等），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也经常出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中。例如，欧盟应对气候工作就是将议定书下所有温室气体统筹考虑。在2019年12月提出的绿色新政中，欧盟采用的是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climateneutrality）的表述[8]。1.2碳中和应考虑碳减排和碳抵消两个层面2010年5月，英国标准协会发布了全球首个碳中和标准PAS2060：2010《碳中和证明规范》，旨在制定规范程序，阐明碳中和的具体要求，重塑碳中和概念的可信度。PAS2060提出，碳中和是一种处于碳中性（carbonneutral）的状态，而碳中性则是标的物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气中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净增长为零的情形。PAS2060规范认为，多数情况下，仅仅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实现碳中和是不现实的，碳抵消（carbonoffset）对于实现碳中和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该规范强调，除了首个应用周期之外，不能仅仅通过碳抵消来实现碳中和，还应该对标的物的排放绝对值和/或排放强度的减少进行明确规定。2019年，中国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9]，对大型活动的碳中和进行规范。指南提出，碳中和是指通过购买碳配额、碳信用的方式或通过新建林业项目产生碳汇量的方式抵消大型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虽然指南针对的是大型活动的碳中和，但从概念仍然可以看出碳中和并非指实际上的零排放，而是一种通过抵消机制来实现的净零排放状态。换言之，碳中和目标不应该与减排目标割裂开来，相反应该是在减排努力的基础上，结合抵消机制来实现净零排放。1.3碳中和目标应明确碳抵消的方案PAS2060规范明确，碳抵消是以碳信用的方式获得，用于补偿所界定的标的物的温室气体排放。PAS2060规范中给出的碳抵消方案包括《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信用和自愿减排产生的碳信用（详见表2），强调抵消方案的公正性（公认的方法论、独立第三方认证、在独立可信的注册处予以保存和注销）和透明性（公开可得的项目文件支持，包括抵消项目、量化方法、审定及核查程序等）。表2PAS2060的碳抵消方案框架抵消方案《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核证减排量（CERs）联合履约（JI）下的排放减量单位（ERUs）欧盟排放配额（EUAs）英国政府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碳抵消质量保证计划非《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自愿减排）黄金标准自愿碳标准《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推荐按照以下优先顺序使用碳配额或碳信用进行抵消：一是全国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碳配额；二是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三是经省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备案或者认可的碳普惠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四是经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或其他减排机制签发的中国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例如，G20杭州峰会就采用了新建碳汇林的方式（属于上文第二种抵消方案）来实现碳中和。经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计量，峰会期间交通、餐饮等将排放温室气体约6674·15·刘侃：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及其落实路径研究空吨CO2e，项目实施部门将在杭州营造334亩碳汇林予以抵消。据测算，每亩碳汇林每年可净吸收1吨CO2e，334亩碳汇林将在未来20年里完全中和峰会排放的温室气体[10]。2碳中和目标落实的路径碳中和作为一种净零排放状态，需要同时考虑碳减排和碳抵消。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对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和吸收（减少）的核算结果。UNFCCC要求所有缔约方采用缔约方大会议定的可比方法，定期编制并提交所有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吸收量国家清单。IPCC的清单方法学指南，是缔约方编制国家清单的技术规范和参考标准。因此，国家层面碳中和承诺也将会根据IPCC的清单方法学指南进行核算。依据IPCC清单方法学编制的中国国家清单/两年更新报告中识别出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和吸收汇，可以为落实碳中和目标提供相应的路径参考。2.1能源消费的低碳化是碳中和的主要抓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11]，2014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考虑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约为123.01亿吨CO2e，能源活动（占比77.7%）是最主要的排放领域。能源活动排放中，二氧化碳排放为89.25亿吨CO2e，占86.9%。其中，能源工业（如电力和热力生产）、制造业和建筑业（如钢铁、化工、建筑等）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4.8%和38.4%。从排放构成来看，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比为60.31%）。能源消费的低碳化是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气候目标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抓手。在能源低碳化方面，中国一直在开展相应的工作，包括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提高天然气消费占比，以及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等。2018年，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占比下降至59.0%；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4.3%。实现碳中和，到2050年中国必须建成一个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近零排放”的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体系中的占比要达到70%～80%[12]。相比于2015年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碳中和目标更加雄心勃勃，需要在既有能源结构调整的举措上，寻求突破性的能源技术创新和应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16年3月制定的《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13]指出，能源技术创新进入高度活跃期，对世界能源格局和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围绕2015年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30年前后达峰），行动计划指出要通过能源技术创新，重点从可再生能源领域、核能领域和二氧化碳封存利用领域入手，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技术体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除却常规的风能、太阳能等技术之外，氢能技术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方向。2020年6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与“国家氢能战略”，计划投资500亿欧元推动氢能和电动汽车的发展，旨在领军全球氢能技术开发和生产，促进氢能大规模作为动力燃料使用，利用氢燃料推动经济脱碳[14]。在核能领域，“重点发展三代、四代核电，先进核燃料及循环利用，小型堆等技术，探索研发可控核聚变技术”。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领域，二氧化碳的利用、负排放技术和技术经济性研究是热点[15]。2.2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宜及早统筹考虑如前所述，UNFCCC下除二氧化碳之外，议定书附件A还列出了其他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在国家清单核算范围之内。中国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16]中识别了覆盖六类温室气体在内的40个排放关键类别。2014年中国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部门及排放量如表3所示。表32014年中国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部门及排放量温室气体主要排放部门排放源示例排放量/亿吨CO2e占比CH4能源活动：逃逸排放、固体燃料煤炭开采4.413153.59%农业活动：肠道发酵动物反刍2.069761.68%农业活动：水稻种植水稻种植1.871311.52%N2O农业活动：农业土壤化肥施用2.8832.34%HFCsHFC-23工业生产过程：卤烃和六氟化硫生产HCFC-22生产1.46251.19%HFC-134a工业生产过程：卤烃和六氟化硫消费汽车空调制冷剂排放0.53560.44%PFCs工业生产过程：金属冶炼电解铝生产0.14840.12%SF6工业生产过程：卤烃和六氟化硫消费电气设备绝缘灭弧保护气0.62140.51%合计14.0111.39%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速。以含氟温室气体为例，《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17]显示，含氟温室气体的排放占比从1990年的0.81%，增加至2010年的2.0%，排放量增加了218.39%。中国清单数据显示，2005—2014年间，中国含氟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从1.6%增加至2.6%，排放量增加了126.91%。含氟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速远远高于其他温室气体。如果不采取任何减缓·16·《生态经济》第37卷第11期（2021年11月）EcologicalEconomy,Vol.37,No.11(November2021)措施，到2050年，全球含氟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达到40亿吨CO2e，相当于二氧化碳排放的7.9%[18]。与此同时，含氟温室气体的减排表现出巨大潜力。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估，削减HFCs到21世纪末就可避免0.5℃的升温[19]。相比于不受控情景，到2050年削减HFCs最高可带来1000亿吨CO2e的直接减排效应。除此之外，由于HFCs替代伴随着能效提升，可以带来最高1000亿吨CO2e的间接减排效应[20]。因此，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除重点推动能源的低碳化之外，还应及早统筹考虑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的排放。2.3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大幅增加碳汇2014年中国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温室气体清单报告范围包括林地、农地、草地、湿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等6种利用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吸收汇。每一种类型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估算其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碳五大碳库的碳储量变化。2014年，中国LULUCF共吸收二氧化碳11.51亿吨，排放甲烷172万吨，净吸收二氧化碳当量11.15亿吨，约占总排放量（123.01亿吨CO2e）的9.06%。其中，林地和林产品是最主要的吸收汇，吸收二氧化碳占比分别为73.0%和9.61%。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是中国增加碳汇的重要手段，发挥了重要的协同增效作用。中国实施了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冀风沙源治理、湿地修复等在内的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以增加林地、草原等碳汇。2018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森林蓄积量达175.6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5.7%。2018年，中国恢复退化湿地7.13万公顷，退耕还湿2万公顷。然而，清单数据显示，目前LULUCF的碳吸收量相比于碳排放总量占比不足10%。因此，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碳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NbS通过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来帮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2019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列入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九大优先行动之一。NbS可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贡献约30%的减排量，同时产生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同效益[2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9月25日，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发布题为《基于海洋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5个行动机遇》的报告[22]，提出了基于海洋的五大气候行动，可以实现巨大的减排潜力（如表4所示）。IPCC特别报告指出，海洋从1980年以来已吸收人为排放二氧化碳总量的20%～30%，造成了海洋的酸化，威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23]。因此，如何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发掘海洋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潜力，可成为进一步研究方向。表4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领域的减排潜力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领域2030年减排潜力/(10亿吨CO2e/年)2050年减排潜力/(10亿吨CO2e/年)海洋可再生能源0.18～0.250.76～5.40海洋运输0.24～0.470.90～1.80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0.32～0.890.50～1.38渔业、水产养殖和饮食变化0.34～0.940.48～1.24海底碳储存0.25～1.000.50～2.00合计1.32～3.543.14～11.82有助于缩小排放差距的百分比（1.5℃路径）4%～12%6%～21%有助于缩小排放差距的百分比（2℃路径）7%～19%7%～25%2.4碳抵消方案要重视规则制定碳抵消是碳中和目标实现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碳抵消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实现，主要的抵消方案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国家层面上，采用碳抵消机制来实现碳中和，需要制定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机制，如碳配额和信用的产生/审核机制、交易实施机制等。《京都议定书》下市场交易机制包括排放交易（附件一国家之间，交易产品为配额）、联合履约（发达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之间，交易产品为排放减量单位ERUs）和清洁发展机制（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交易产品为核证减排量CERs）。根据缔约方会议决议，三种交易机制均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制定规则，包括审定与核证的技术方法、第三方资质、交易实施程序等。《巴黎协定》第六条为缔约方提供了两种市场机制，分别是自愿基础上的合作方法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合作方法允许参与缔约方使用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ITMOs）来实现减排目标，但合作应确保环境完整性和透明度，并采用稳健的核算以避免双重计算。可持续发展机制被视为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延续，是一种信用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减排活动的范围、额外性评估、CDM机制的过渡等。截至目前，缔约方尚未对市场机制的实施细则达成一致。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的数据显示[24]，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已有20个碳排放交易体系投入实施（覆盖全球9%的排放量），覆盖27个司法管辖区。另有6个司法管辖区正计划未来几年启动碳交易体系，其中包括中国和墨西哥；此外，还有12个不同级别的政府开始考虑建立碳市场。《巴黎协定》下市场机制实施细则的谈判和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及未来潜在的链接，决定了碳抵消方案的多样性。碳抵消机制的实施将·17·刘侃：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及其落实路径研究空面临重要的规则构建任务。3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措施建议2030年二氧化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气候目标，而应该是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时间节点，应统筹考虑。3.1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全面低碳转型的路线图气候目标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低碳转型，才能标本兼治、长效发展。在2021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编制、2030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35年建成美丽中国、建国一百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未来建设的蓝图已经明确，气候目标能否有机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将决定碳中和目标能否实现。因此，应围绕2030年前二氧化碳达峰、2050年低排放发展战略、2060年碳中和等重要时间节点，统筹公约履约义务（清单编制及信息更新、国家自主贡献定期更新、全球盘点）和国内发展（五年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评估调整。3.2加强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深入挖掘温室气体的减排潜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和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的减排应建立在技术可行、成本有效的技术应用基础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和新冠肺炎疫情复苏的战略机遇，把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加速创新技术的研发，密切跟踪氢能技术、二氧化碳消除技术等的发展和应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速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投资有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绿色低碳项目，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投资项目，避免高碳锁定，引领疫后绿色复苏。3.3强化与其他进程的协同增效，关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了环境动因的同质性，叠加上行为主体的一致性，催生了解决方案的协同性。气候目标的主流化，需要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其他进程的协同增效，如温室气体减排与常规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里约三公约的协同履约、HFCs类温室气体的减排与《蒙特利尔议定书》下《基加利修正案》的遵约、增加碳汇与海洋综合管理、流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等国内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等。建议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在拟定解决方案和具体工作举措方面，注重多目标的协同和资源整合，提高政策绩效；加强不同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协作，完善对协同方案（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的气候绩效评估。3.4重视对标能力建设，积极参与碳交易规则制定《京都议定书》市场机制谈判和实施时，我国主要扮演的是参与者，在引进资金技术实现国内减排的同时，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中国开启了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建设试点，建立了国内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并在地方碳交易试点基础上启动了全国碳市场的建设。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中国的具体实践经验和碳市场的规模体量，可为参与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提供借鉴并奠定坚实的基础。建议对标国际碳市场对透明度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开展能力建设，包括完善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体系、制定评估减排效果的方法学、建立减排成果产生和转让的追踪系统等。此外，继续积极参与《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谈判，结合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工作经验，保障规则的公正性；在区域及双多边合作机制下，加强碳市场机制的合作研究及经验分享，为中国参与和推动制定相关规则创造必要条件。参考文献：[1]邓明君，罗文兵，尹立娟.国外碳中和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述评[J].资源科学，2013（5）：1084-1094.[2]齐绍洲，柳典，李锴，等．公众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吗？——基于“碳中和”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10）：124-134.[3]王志民，张新林，邱小樱.基于碳中和的旅游景区净碳排放估算与低碳景区建设——以镇江“焦山”风景区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107-113.[4]刘智.碳中和目标下低碳会展实践与推进策略[J].求索，2016（6）：85-89.[5]赵国峥，闫浩，夏宁，等.基于“碳中和”理念的页岩油泥环保处理工艺[J].当代化工，2015（12）：2895-2897，2902.[6]郝晓地，刘然彬，胡沅胜.污水处理厂“碳中和”评价方法创建与案例分析[J].中国给水排水，2014（2）：1-7.[7]杨礼荣，竹涛，高庆先.我国典型行业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及对策[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8]EuropeanCommission.AEuropeanGreenDeal:Strivingtobethefirstclimate-neutralcontinent[EB/OL].(2020-09-29).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9]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的公告[EB/OL].（2019-06-14）.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06/t20190617_706706.html.[10]宦建新.“碳中和”让G20杭州峰会成为首个低碳峰会[N].（下转39页）·39·汪明月等：绿色技术创新产学研金介协同的内在机理研究空innovation[J].JournalofKnowledgeManagement,2007,11(4):20-29.[16]涂振洲，顾新.基于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9）：1381-1390.[17]王海军，陈劲，冯军政.模块化嵌入的一流企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演化：理论建构与案例探索[J].科研管理，2020（5）：47-59.[18]华坚，王育芳，黄媛媛.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资源与产业，2020（4）：55-63.[19]WenFJ,YangZ,OuYG,etal.“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promotion”collaborativeinnovationmechanismconstruction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machinerytechnology[J].IFAC-PapersOnLine,2018,51(17):552-559.[20]SongYW,ZhangJR,SongYK,etal.Can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collaborativeinnovationefficiencyreducecarbonemissions?[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2020,157:120094.科技日报，2016-09-02（03）.[1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R/OL].（2019-07-01）.http://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1907/P020190701765971866571.pdf.[12]搜狐网.何建坤：实现碳中和，有几个方向必须加大努力[EB/OL].（2020-09-29）.https://www.sohu.com/a/421627792_114986.[13]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513号）[EB/OL].（2016-06-01）.http://www.nea.gov.cn/2016-06/01/c_135404377.htm.[14]FederalMinistryfortheEnvironment,NatureConservationandNuclearSafety.Germany’snationalhydrogenstrategy[EB/OL].(2020-09-29).https://www.bmu.de/en/topics/climate-energy/climate/hydrogen-and-power-to-x/national-hydrogen-strategy/.[15]申硕，樊静丽，陈其针，等.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的文献计量分析[J].热力发电，2021（1）：47-53.[16]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R/OL].（2019-07-01）.http://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1907/P020190701762678052438.pdf.[17]IPCC.Climatechange2014synthesisreportsummaryforpolicymakers[R/OL].(2014).https://www.ipcc.ch/report/ar5/syr/.[21]汪明月，李颖明.政府市场规制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理[J].中国科技论坛，2020（6）：85-93.[22]吴卫红，陈高翔，张爱美.“政产学研用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三三螺旋模式及机理[J].中国科技论坛，2018（5）：1-10.[23]郭滕达，赵淑芳.绿色技术银行：来自中国的探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12）：131-137.[24]TasseyG.Underinvestmentinpublicgoodtechnologies[J].JournalofTechnologyTransfer,2004,30(1-2):89-113.[25]郑月龙，任毅.技术链视角下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模式选择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4）：915-932.[26]张江雪，张力小，李丁.绿色技术创新：制度障碍与政策体系[J].中国行政管理，2018（2）：153-155.[27]郝丽，暴丽艳.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理及途径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2）：120-124.[28]汪明月，李颖明，王辉.绿色技术创新政产学研用金协同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20（6）：2-10.（责任编辑：陈明英）[18]GschreyB,SchwarzW,ElsnerC,etal.HighincreaseofglobalF-gasemissionsuntil2050[J].GreenhouseGasMeasurementandManagement,2011,1(2):85-92.[19]UNEP.HFCs:Acriticallinkinprotectingclimateandtheozonelayer—AUNEPsynthesisreport[R/OL].(2011).https://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hfcs-critical-link-protecting-climate-and-ozone-layer.[20]XuYY,ZaelkeD,VeldersGJM,etal.TheroleofHFCsinmitigating21stcenturyclimatechange[J].AtmosphericChemistryandPhysics,2013,13(12):6083-6089.[21]张小全，谢茜，曾楠.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0（3）：336-344.[22]HighLevelPanelforaSustainableOceanEconomy.TheOceanasaSolutiontoClimateChange:FiveOpportunitiesforAction[R/OL].(2019-10).https://oceanpanel.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HLP_Report_Ocean_Solution_Climate_Change_final.pdf.[23]IPCC.Specialreportontheoceanandcryosphereinachangingclimate[R/OL].(2019-09-25).https://www.ipcc.ch/srocc/.[24]ICAP.Emissiontradingworldwide:Statusreport2020[R/OL].(2020-03-24).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77.（责任编辑：陈明英）（上接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