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UME.622022(12)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发展趋势与中国方案的启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2022年11月作者：李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目录第一章前言：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是人类发展动力之一................2（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第二章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趋势与创新................................6（一）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领域与趋势....................................61.全球生态环境面临多重危机..............................................62.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趋势..............................8（二）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新进程..........................................15（三）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框架..........................................191.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框架........................................192.旗舰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注和保护....26（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韧性安全..........................................30第三章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与智慧......................................35（一）生态文明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契合..............................35（二）生态文明的重要实践与国际影响力..............................371.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382.生态文明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403.参与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路径............................41第四章启示与展望：以生态文明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31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在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以及资源的极大消耗，生态环境也出现失衡问题。放眼全球，当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也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宜人类可继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是仅仅依靠既往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已难以实现生产力总体跃升的目标，更无法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近十年来，我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为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报告先从理论视角阐释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因而，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可持续的生产力是国家发展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告分析了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的危机，梳理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关键领域和发展趋势，重点概述了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行动。同时，阐述了我国倡导和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契合，其实践为应对气候变化、化解环境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范例，提出以生态文明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第一章前言：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是人类发展动力之一（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自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等报告的通过，让国际社会为可持续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勾勒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道路。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的建立，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不是发展和人类幸福的障碍，而是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正是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近五年来，诸如生态系统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生态系统服务项目等行动持续表明，认识到生态系统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对于创造包容性绿色经济和帮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极为重要。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资料，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自然资本为人类提供的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生产力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新理念阐明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在我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上这一重大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既以其鲜活的语言和深刻论断强化3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自然资源是自然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观，又把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纳入生产力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观的极大丰富、继承和发展，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赋予了“生产力”全新的内涵。现代化的绿色生产力，除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之外，在生产力内部必然要逐渐生成一种保护自然的能力，包括生态平衡和修复能力、原生态保护能力、环境监测能力、污染防治能力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之一是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内生动力，始终把整个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实现和确保生产活动结果绿色化和生态化的途径、约束和保障[1]。虽然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当前大气环境、水污染、土壤污染、过度开采等各种棘手问题依然严峻，不断考验着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迫切要求其进行治理转型和制度改革突破，从粗放式、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向常态化、可持续性转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为生产力拓展和价值增值建立了平台。在我国生态1黄承梁.生态文明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光明网,2021-10-15.4文明总体框架下，把环境保护作为区域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主要底线，把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必要条件，以生态环境保护引导发展动力转换。绿色发展理念是破除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打赢防治污染攻坚战还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都需要推进绿色发展。因此，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根本性变革，也是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本质上是要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生态环境在生产力拓展和价值增值过程中具有劳动无法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支撑，是金山银山不能代替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此过程中，生态环境是影响生产力要素结合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生态兴则文明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就是保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首先，生态环境问题是经济系统中“黑色增长”因素造成的。我国近年来生态文明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不但不会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引导和倒逼传统经济转型，正向带动经济增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樊良树."生态就是生产力"的价值意蕴[J].晋中学院学报,2021,38(6):15-18.5其次，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研究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大幅度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形成了拉动作用。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而且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健康效益。不仅如此，总量减排为经济增长腾出了生态环境承载空间，绿色消费也拉动了经济绿色增长。但我们仍需意识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拐点远未到来[3]。3李海生,傅泽强,孙启宏,等.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绿色发展新动能的几点思考[J].环境保护,2020,48(15):6.6第二章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趋势与创新（一）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领域与趋势1.全球生态环境面临多重危机当今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问题，通过全球环境治理，携手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已被联合国列为三大全球性危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与经济复苏、气候变化、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多重危机。2021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与自然和谐共处：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的科学蓝图》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三大环境紧急情况；人与自然关系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加剧环境风险、遏制环境恶化的全球承诺尚未兑现、环境风险威胁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多重挑战；全球亟需开展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的系统变革，加快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重点行动，改革资源环境和经济系统，提高粮食、能源和水系统的环境友好性与可持续性，加强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健康的协同保护，进而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202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影响广泛、快速且不断加剧，诸如海平面上升等变化不可逆转。7联合国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认为，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中前所未见，整合低碳、自然保护和污染防控应成为当前经济复苏的战略优先事项。因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从未如此迫切。从2020年至今的全球抗疫实践表明，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实现碳中和、保护自然、减少废弃物和污染、支持整体健康等综合议程，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承诺正在世界各国和社会各个层面深化。2021年，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和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COP26）为推进包容、碳中和以及自然和谐的综合议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增进多边生态环境公约间协同增效，对于支持综合施策至关重要。以经济、环境和社会为三大支柱组成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环境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恶化倒逼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有效的国际机制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进程，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仍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包括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治理结构、设定的治理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合作模式和领域，构建全球8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运行机制，实现利益共享。但在责任缺失、利益冲突、监管缺位、协调不畅等原因下，治理体系陷入困境，而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的形势，弱化了社会公众的信心4。2.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趋势当前，世界正值“百年变局”，也亟待进行“百年布局”。在配置要素资源时，价值判定需要从“单维经济”转向“多维价值”，即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大势所趋。总的来说，在全球化驱动下，已推动逐步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尽管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在实现其改善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在缓解主要几个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趋势还尚未见明显成效。在当前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下，全球环境的治理格局已经逐渐向多元治理发展，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智库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一个生态环境治理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既是一个全球公共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国际社会多层次、多种类的行为体，而且涉及能源、粮食、人口、贸易等多个领域，以及生产、运输、消费等各部门需要建立起全球性、网络化的协调机制，协调统一各领域、各部门的政4叶琪.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展演变、困境及未来走向[J].生态经济,2016,32(9):157-161,176.9策与行为。2020年以来，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研究议题集中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生物多样性、水资源、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融资等诸多领域。总体看来，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关键领域和趋势表现在以下方面：（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系统推进。2021年是联合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的关键十年起点。2022年初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西非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人口比例从2020年的2.3%跃升至2021年的2.9%，而在经济复苏缓慢、财政空间缩小和资源调动乏力的情况下，各国的债务负担有所增加。在贫富之间“信任赤字”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通过让尽可能多的不同部门的行为者参与，确保可持续发展获得所需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2）气候变化的应对及其风险是全球持续关注的问题。目前，全球逾100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停止并扭转全球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2021年1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签署联合声明，重申承诺，在2030年中止并扭转森林砍伐与土地退化进程，以保护和恢复地球上的森林，签署国家覆盖了全球85%的森林面积，并把190亿美元的公共与私人资金投资在保护与恢复森林项目。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通过积极的举措，逐步向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迈进。2022年，俄乌冲突在10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欧洲能源危机的讨论，未来可能出现的俄欧能源脱钩或是大概率事件，这无疑将重塑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也让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面临极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频发，不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风险，森林等生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5]。金融资产风险是逐步显现的风险之一，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被系统性低估了。因此，更多国家愿意对金融行业和资金供给进行调控，目的是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1.5摄氏度的范围内。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刚刚开始显现，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的影响仍属于“将来时”。在金融市场中，收益是资产价格的关键决定因素。气候相关成本不仅会影响资产收益，还会影响资产的市场价格。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放缓并没有带来气候危机的缓和。世界气象组织2021年发布旗舰报告《全球气候状况》显示，全球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约1.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灾害激增对较贫穷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导致去年非洲粮食不安全、贫困和流离失所等问题日益恶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这清楚地表明自然界正在对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作出反应，但与自然和谐共处仍被视为5GoslingWD,MillerCS,ShanahanTM,etal.Astrongerroleforlong-termmoisturechangethanforCO2indeterminingtropicalwoodyvegetationchange[J].Science,2022,376(6593):653-656.11恢复平衡的最佳方式之一。（3）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健康风险应对仍是首要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1）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将在未来3至5年阻碍经济发展，在未来5至10年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从未来10年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来看，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全球水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全球环境展望6》（2020）认为，淡水系统中污染物的抗菌素耐药性问题可能在2050年成为人类主要死因。由空气污染等带来的环境健康问题一直是全球环境与发展研究机构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世界银行对环境健康风险进行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命健康会产生严重影响。未来如何应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问题也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需要通过协同推进相关协议的达成来降低环境健康风险，明晰应对环境健康问题路线。（4）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已不单纯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发展、经济、全球安全和道德伦理问题。过去几十年间，陆地系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原因是土地利用的变化。气候变化目前并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原因[6]，但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能6CaroT,RoweZ,BergerJ,WholeyP,DobsonA.Aninconvenientmisconception:Climatechangeisnottheprincipaldriverofbiodiversityloss[J].ConservationLetters.2022;00e12868.https://doi.org/10.1111/conl.12868.12成为影响其的首要因素。《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表明，从1970年到2016年期间，监测到的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物种的种群变化趋势非常重要，是衡量生态系统整体健康水平的标志。衡量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无法通过某个单一方法来概括这张生物之网的所有变化。但是，绝大多数指标都表明生物多样性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净下降[7]。全球对自然保护创新的关注和承诺尽早在2021年后采取行动的势头正在增强，并形成共识认为，各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在2030年“彻底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因此，COP15之后几年的过渡和实施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有关资金缺口、性别差距、在各相关环境公约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间寻求协同增效等严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当前，全球范围的努力，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全球决策主流的重要契机。联合国估计，如果要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和依赖多样性生存的社区，就需要将相当于中国领土面积大小的土地恢复到自然状态。如果全球要成功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等三重威胁，那么，到2030年，对基于自然的危机解决方案的年度投资需要增加两倍，到2050年增加四倍。（5）外来物种入侵对区域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人身安全影响。全球变化有三种形式：全球气候变化、地表覆盖改变和外来物7https://www.wwfchina.org/publications.13种入侵。外来物种入侵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引起极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入侵物种改变了入侵地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破坏了原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外来物种入侵比全球气候变化和地表覆盖改变更直接威胁到所在国家的生态安全，也更直接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人身安全。2020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全球评估发现，自1980年以来，外来物种的累积记录增加了40%，新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并且没有减缓的迹象，外来入侵物种（IAS）可能是对全球生态系统影响最大的直接驱动因素之一，在21个有详细记录的国家中，自1970年以来，每个国家的IAS数量增加了70%[8]。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破坏性影响，例如，对本地物种、岛屿上的生物群落、大陆生物群落以及其他具有高比例地方性物种的生物群落都或将产生较大影响。（6）风险的叠加和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气候变化威胁着生物多样性。随着企业和金融行业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担忧日益加重，解决生态系统服务衰退的问题也越发紧要：从各国央行到企业，已经迅速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设置为首要议题。自然相关风险框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企业和经济对大自然的8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R].2019.14影响和依赖，二是导致自然相关风险的两方面原因：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依赖发生变化导致威胁产生；企业自身存在的风险敞口和脆弱性，自然相关风险一旦出现，就可能给企业乃至整体经济带来一定的后果[9]。停止并扭转地球动植物多样性危险、持续的丧失，需要的不仅仅是扩大全球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系统，更需要在一系列多样化、相互关联的变革中采取成功、协调的行动，包括大量减少有害的农业和渔业补贴、大幅减少过度消费以及将气候变化控制在1.5°C。同时，应对自然和管理生态系统中的威胁至关重要，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解决相互作用的驱动因素。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需要解决自然和管理生态系统中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10]。总体来看，对环境议题的研究逐渐呈现出整体观和一体化。SDGs指标体系的制定凸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各方面的交互联结，注重各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环境问题错综复杂，环境研究不再单一地考虑某一个环境现象，而是采用整合的视角，例如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资源问题、水资源与能源、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耦合等。（7）对热点问题和新兴问题的关注并重。应对气候变化和《巴黎协定》的实施，气候融资、旗舰物种保护、流域治理等传统问题9WWF.风险的本质——帮助企业了解与自然相关的风险框架[R].https://webadmin.wwfchina.org/storage/content/press/publication/2020/.pdf.10https://www.cbd.int/doc/c/16b6/e126/9d46160048cfcf74cadcf46d/wg2020-03-inf-11-en.pdf.15热度不减。SDGs相关研究、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微塑料、水危机与世界安全等新兴全球环境问题持续发酵。（二）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新进程《巴黎协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逐步发生改变。2021年11月举办COP26在减缓、适应、资金和合作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达成共识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确定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但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融资的现状感到不满。国际能源署预测，这一系列计划如果能够如期完全落实，预计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将控制在1.8摄氏度。世界资源研究所研究认为，该预测很大程度上是以相关国家新近宣布的碳中和目标为基础，而不是基于各国在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提出的实际计划和政策做出的。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以及贫富差距问题日趋严重，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也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发展模式亟需根本性变革，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新全球治理体系。为了保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的巴黎目标，各国决定到2030年共同减排45%、到2050年总体为零的贡献。尽管许多新的承诺增强了力度，这些气候政策距离实现全球长期温控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发布的《国16家自主贡献综合报告》显示，根据191个缔约方最新公开的164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比2010年水平增加1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1排放差距报告》指出，经过调整和更新的NDC仍然不足以实现落实《协定》所需的减排量。国际气候与安全军事委员会（IMCCS）的专家组发布报告，敦促各国领导人将气候变化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优先事项”。作为《世界气候与安全报告概要2020》系列的一部分，报告阐述了六个要点，即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源应成为地区的安全重点；气候变化应在地区安全议程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气候变化在加剧地区潜在的紧张局势；地区的许多安全问题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可预见性安全挑战说明了准备和预防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各安全部门之间的协调对于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威胁至关重要。2021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重新构想一个公正的社会——第四部分：被气候变化破坏的世界》一文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新地图与新思维。为此，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需要借助不同的概念图来理解当前的优先事项，其中包括人类可以在自然世界中可持续共存的新“地形”以及关于什么体系或正统观念最能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假设[11]。荷兰克林根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发布的《深11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geotech-cues/reimagining-a-just-society-pt-4-new-17化对气候安全实践的理解》指出，当前，在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隐患时，政策制定者缺乏对实践的关注。人们也还在为气候变化与人类安全的相关性争论不休，这极大阻滞了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方法论的发展。报告呼吁，应该更多关注气候安全的实践层面以应对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的紧急事态[12]。英国查塔姆学会在《为了推进贸易和气候目标，“全球英国”必须将它们联系起来》一文中指出，各国政府要保持获得关键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并确保全球供应链在危机时期发挥作用，研究认为，英国迫切需要整合其贸易和气候政策制定，重新调整贸易政策框架，以激励全球经济向更循环和净零的转变，实现政府的“清洁增长战略”应该是英国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13]。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北约面临的新挑战：保卫气候变化的世界》一文指出，北约应进一步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加大行动力度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14]。英国查塔姆学会的能源，环境与资源计划在《欧洲清洁能源的未来：挪威和英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指出，挪威和英国等欧洲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有望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加速能源转型，但同时也因不确定能源转型方向而面临着挑战[15]。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超越maps/.12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towards-better-understanding-climate-security-practices.13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advance-trade-and-climate-goals-global-britain-must-link-them.14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new-challenge-for-nato-securing-a-climate-changed-world/.15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europe-s-clean-energy-future-shared-challenges-norway-and-uk.18产量：气候对粮食安全的诸多影响》一文中指出，气候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由农村扩展至城市地区，如今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限于农村，城市地区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其特有的脆弱性。就政策制定者而言，应该打破气候仅会影响农业的狭隘想法，同时兼顾以城市/农村作为重点的倡议[16]。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人员在《没有非洲，气候变化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一文中提到，对全球变暖影响最小的非洲受到其带来的最大伤害，变革需要更多地考虑非洲的解决方案[17]。同时，气候变化影响全球水资源的分布。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全球水资源分布不均对地方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全球水危机也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18]。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举措同样受到全球关注。美国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一项对比研究以及一项处于十字路口的政策》显示，2019年，中国的排放量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排放量之和。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无法避开中国的。然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应对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同时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也居世界首位。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最激进的能源效率和森林保护政策，但其同时也在为国内外燃煤16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yond-yields-mapping-many-impacts-climate-food-security.17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africasource/climate-change-will-not-be-fixed-without-africa/.18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creating-urban-water-resilience-in-india/.19电厂产能的大幅扩张提供资金。另一份报告《国家排放权交易系统是中国绿色复苏的关键》则指出，中国国家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中国长期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的国家排放权交易系统应在经济有效地应对降低排放的挑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于2020年7月出版的《利用山东绿色发展基金促进气候融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制定了积极的气候政策，以达成《巴黎协定》所保证的经济脱碳，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气候政策的关键领域包括：创造有利的环境以长期满足气候融资要求；建立气候融资能力和知识，这些政策将有助于克服气候融资中的障碍。（三）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框架1.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框架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全球范围环境智库越来越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可持续利用，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及其因人类活动、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权衡或协同的研究都是学界和决策者关注的热点。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各种产品和惠益。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超过一半的GDP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各行各业直接或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过去50年，全20球生态系统有近60%的功能项正在退化[19]，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下降尤为引人关注，未来情景模拟显示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的趋势不容乐观[20]。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有许多原因，包括制度与政策缺陷、科学知识的不完备、突发事件及其他因素等，但大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是由生态系统过程尺度与人类管理尺度的错配产生的。人类活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定量关系分析是揭示生态系统保护、恢复与重建机理的关键[21]。（1）多种因素驱动全球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本质上是对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影响，最终体现在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服务能力变化上。人类活动如城镇化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建设用地扩张等引起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继而导致自然生境丧失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人口增长和聚集及消费模式也会对一些敏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各种人类活动引起土地利用覆盖以及海洋用途改变、自然资源的直接过度开发、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扩散等五大驱动因素，从根本上加快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同时给经济带来了损失。2019年，IPBES发布报告显示，自1970年以来，人类活动19CostanzaR,deGrootR,SuttonP,etal.Changesintheglobalvalueofecosystemservices[J].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2014,26:152-158.20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EcosystemsandHumanWell-being[M].WashingtonDC:IslandPress,2005:27-28.21于德永,郝蕊芳.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球科学进展,2020,35(8):804-815.21改变了75%的陆地表面，影响了66%的海洋环境，农业生产、渔获量、生物能源生产和材料开采趋于上升。农业作物产值（2016年为2.6万亿美元）增加了大约三倍。这些已经对世界经济、粮食安全、饮用水，以及人们的生计和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危害。《地球生命力报告》（WWF,2020）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下降，从1970年到2016年，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植物和昆虫的数量平均下降了68%，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全球只有15%的陆地和7%的海洋得到了保护，“爱知目标”远未完成。气候变化虽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成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首要因素。随着生态系统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深入，以上热点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区域、不同尺度展开。2019年，由IPBES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提供了生物多样性损失和生态系统服务衰退的明确指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贡献的经济价值高达数百万亿美元，从水资源到能源，从食物到碳封存，生态系统服务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要素。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能否挽救“自然界的超级年”？2020年世界地球日的反思》指出，2020年被称为“环保超级年”，是关于生物多样性，海洋治理和气候的未来的重要全球谈判的一年。他们认为生态危机要求人们与自然界互动的方式发生根本改变，需要建立新常态以结合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目标，22应该关注以下方面：投资恢复生态基础设施，疫情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将有助于此；制定长期的、变革性的政策以根本去除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过度开发和退化的诱因；利用疫情后经济刺激方案的机会实行创新的“绿色刺激”[22]。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团队在《拯救生物圈的30x30行动》指出，各国需为“30x30”（即到2030年保护30%的地表免遭人类破坏）行动制定具体措施。当前，全球约有15%的土地享有一些官方保护，但许多规划的保护区是零散分布的，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被忽视了。同时，全球只有约7%的海洋受到保护，而且只有2%受到强有力的保护[23]。（2）呼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决策体系。2020年12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人员在《拜登的环境议程必须超越气候变化的范畴》一文中指出，地球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生态多样性丧失问题，气候变化、过度捕捞、入侵物种和污染等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因素也在加剧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作者认为，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应提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外交政策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缓气候变化并重[24]。2021年，英国剑桥大学发布的报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在生态学和地球科学的研究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综合了经济学的框架，以探讨如何在经济学中22https://saiia.org.za/research/can-the-super-year-for-nature-be-salvaged-reflecting-on-earth-day-2020/.23https://www.cfr.org/blog/30x30-campaign-save-biosphere.24https://www.cfr.org/blog/bidens-environmental-agenda-must-go-beyond-climate-change.23考虑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然资本[25]。该研究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就需要选择与现在不同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即对自然的利用不仅要可持续，而且还要能增进我们及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和福祉。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决策》指出，目前，大多数主流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优先考虑发展机会，且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影响，导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乎长远利益的问题重视不足。报告提供了一份政策背景分析指南，通过分析各种利益、权力和关系对政府决策过程产生作用的机制，确保政府决策将最新的科学数据和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信息作为参考，结合政治依据制定项目策略。（3）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实现双赢的起点。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为谈判注入了政治雄心，第二阶段会议将于2022年12月举行，并将通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第一阶段通过的《昆明宣言》，作出了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17项具体承诺。《昆明宣言》承诺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优化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25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the-economics-of-biodiversity-the-dasgupta-review.24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以推动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因此，《昆明宣言》更加强调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可执行性，也强调空间规划和保护地体系建设对全球范围内有效增加保护面积和效果的重要性。除了做好顶层设计及配套保障措施外，多次提到在国内政策、全球法律框架、资金方面加强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强调利益攸关方的参与，鼓励相关部门和利益攸关方做出贡献，促进与其他国际环境公约和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协同增效。图1联合国《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变革理论（4）《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解决的关键问题关键问题一：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2030年目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首先将提出全球目标，包含了“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三个方面的要求，后两者由于25关联各国经济发展，所占分量更重。二是建立履约机制。促进各缔约方以某种形式提出并履行各自目标承诺。三是建立保障机制，包括建立或完善遵约、报告、核查、争端解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机制。关键问题二：遗传资源的获取、分享和惠益。生物多样性不像气候系统具有全球公共领地或跨境的属性。然而，遗传多样性是其他各种多样性的基础和来源，生物遗传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由于各国遗传资源禀赋存在巨大差异，发达国家生物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遗传资源，部分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遗传资源的惠益共享，一些新兴概念也将成为谈判重点议题，例如遗传资源的“数字序列信息”。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后，基因数据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数字化，但其潜在的商业利益并未纳入到惠益分享机制中。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是纵贯《生物多样性公约》主线的核心。关键问题三：2020后框架的资金和执行机制。各缔约方都同意尽力扩大资金来源、撬动非国家主体的资金，但发展中国家明确要求发达国家提高来自政府的资助。关于履约机制和资金机制，发展中国家强调应当确保落实目标，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则强调框架的实施主要依靠各国国内政策，而技术转移则需要尊重知识产权。关键问题四：生物安全与共谋全球治理。生物安全问题受到了26各方瞩目。随着转基因技术快速发展，大量转基因产品跨境迁移存在极高的生物安全风险。《卡塔赫纳议定书》重点关注改性活生物体的跨境转移问题，但是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生物安全保护之间的矛盾。能否有效实施《卡塔赫纳议定书》取决于进口国的生物安全管制状况。目前，“框架”的谈判草案中的21个行动目标仍欠缺有关生物安全的表述。因此，各缔约方需尽早研究和判断这一领域的问题，形成更加清晰明确的立场，并在谈判和未来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推动生物安全议题向着保障人和自然安全的方向发展。2.旗舰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注和保护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各种高强度人类活动干扰因素，加快了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2020年9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在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爱知目标”）的收官之年，全球仅部分实现了20个纲要目标中的6个目标，大多数目标未能实现。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0年的评估结果也显示，全球有41%的两栖类、26%的哺乳动物和14%的鸟类处于受威胁状态，全球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威胁的形势还在持续恶化。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同样面临挑战。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的34450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占比10.9%。过去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物种加速灭绝的趋势并27没有根本扭转[26]。气候变化正在加快物种灭绝，导致生态系统快速发生变化。这将严重限制生态系统的自然碳封存能力，反过来又会使气候继续恶化。最终的结果将形成一个负面反馈循环。然而，目前很多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遗传资源的地方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种类和品种正在消失。尽管包括土著居民和社区在内的地方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各地种植、饲养、贸易和维护的动植物种质资源和品种越来越少。到2016年，在用于粮食和农业的6190种驯养哺乳动物中，有559种（占9%以上）已经灭绝，至少还有1000多种受到威胁[27]。此外，对长期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许多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28]，驯化哺乳动物的野生近缘种的保护状况日益恶化。栽培作物的野生近缘种以及驯化品种的多样性下降，意味着农业生态系统对未来气候变化、害虫和病原体的抵御力将会下降。在我国，继1956-1957年、1979-1983年开展两次普查后，2015年我国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8年，湖北、湖南、重庆、江苏等6省初步统计的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26童克难.聚焦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战略[J].环境经济,2021(17):2.27IPBES(2019):SummaryforpolicymakersoftheglobalassessmentreportonbiodiversityandecosystemservicesoftheIntergovernmentalScience-PolicyPlatformonBiodiversityandEcosystemServices[R].28QinLi,YaoZhao,XiaoguoXiang,JiakuanChen,JunRong.GeneticDiversityofCropWildRelativesunderThreatinYangtzeRiverBasin:CallforEnhancedInsituConservationandUtilization[J].MolecularPlant.2019.12(12):1535-1538.28数目在1956年时有11590个，到2014年仅剩3271个，地方品种丧失比例达71.8%[29]。近五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几十年来，在海洋里和近海区域进行的人类活动呈指数级增长，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洋赤潮、绿潮、白潮等生态灾害不断出现。气候变化可能会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可预测的深远影响，鱼类和其他物种的分布已经因持续上升的温度而变化。因此，气候变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和生产力，以及渔民生计和社区的稳定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所有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对极地地区和珊瑚礁。鉴于人类施加于海洋的多重压力，如何有效治理海洋至关重要。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已进入结构调整与秩序变革的新阶段。传统海洋强国对国际海洋治理的垄断虽已瓦解，但大国意志和强权政治依旧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洋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日益加剧。尽管国际政策都承认需要采取生态系统方法来改善海洋治理，但在实际中运用中，生态系统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仍有一些规则模糊不清，涉海前沿领域法律制度的创设虽已起步，但前景和效果仍有待观察。越来越多研究呼吁，强化29周勉.种源大国面临“保种”困境[N].经济参考报,2018-10-09.29陆海统筹，推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治理。加强对重要海洋物种及其栖息地、海岸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通过海岸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方式增强气候韧性。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也受到前所未有关注。对于温室气体减排发挥最大贡献的为森林生态系统。COP26会上，130多个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毁林。如果这个承诺得到兑现，将同时实现削减碳排放、增加碳吸收、协助降低气温和保护野生生物等多个目标。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观点认为，人们对自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的认识显著提高，《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点在于认识到了不同生态系统发挥的作用，而不只是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等也同样重要，为更多地探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基础。森林提供了丰富的公共服务和私人物品，包括碳储存、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减少疾病、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等[30]。《全球森林生命力展望：保护现状与对策》（2021）报告将全球毁林的直接驱动因素分为四大类：农业、采掘、基础建设、火灾等其它因素，这四类直接因素对应了五类间接因素：人口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当前，全球毁林的热点区域分布于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等地，而且毁林的驱动30BuschJ,Ferretti-GallonK.Whatdriversdeforestationandwhatstopsit?Ameta-analysis[J].Review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Policy,2017,11(1):3-23.30因素呈现新旧趋势动态变化，主要取决于政治和市场的变化。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重视森林和树木：巴西亚马逊的气候野心与发展》一文认为，占亚马逊热带雨林60%的巴西，要从根本上遏制森林砍伐，就必须与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投资，提高集约放牧的效率、通过农林业服务促进农业发展以及全面的森林管理。2021年达沃斯论坛发布《人类治理密西西比河洪水的努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一文中提到，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防洪措施减少了有机碳损耗。另一份报告《气候变化或将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显示，气候变暖或将延长湖泊“分层期”，增加湖泊的甲烷排放量，未来应当进一步了解湖水分层的机制，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其有何影响。（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韧性安全近两年来，全球一系列大事件凸显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双重作用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尤其是进入城镇化中后期的国家或地区，随着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逐步放大，城市群和超大城市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权重日益增强，城市风险增加。国际经验表明，与高速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城乡分割、公共卫生、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物与生态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由此滋生的“城市病”已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我国在“十四五”及未来15年处在从传统转向现代化的关键期，需要从城市观察中国未来，把握新趋势与格局，应对新挑战与威胁，迎31接新的现代化城市治理。全球范围的环境智库纷纷就城市碳减排、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筑可持续发展、绿色城市交通、生态保护与韧性城市等领域开展研究，探索各领域发展愿景和实施策略。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碳约束逐渐显现。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报告《超越2℃国际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减排行动》显示，城市的能源消耗主要来自工业、建筑、交通以及废弃物等领域，生产和消费行为对排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诸多研究表明，城镇化扩张空间越来越临近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城镇扩张驱动的自然生境转变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特别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区。但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城镇扩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早在2000年，全球有3.2万km2的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已城镇化，相当于全球城镇化用地的5%；在中国大约有4500km2，分别占全国城镇化用地6%[31]。到2030年，全球新的城镇扩张将占所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面积的1.8%，一些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如西非的几内亚森林、加勒比群岛、日本和菲律宾等区域的人口增长百分比和城镇化增长率可能会非常高。不论在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城镇扩张区域普遍存在于物种关键栖息地及其附近，几乎90%的可能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影响的自然保护区都位于快速发展的中低收入国家。自然保护区周边城镇31Güneralp,B,Seto,KC.Futuresofglobalurbanexpansion:Uncertaintiesandimplicationsforbiodiversityconservation[J].EnvironmentalResearchLetters,2013,8(1):014025.32化用地增长最快的地区将会在中国，在未来30年里，其城镇用地可能将增长3-7倍。城镇化和用地扩张如何影响生态系统，还取决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城市形成、发展到城市化后期，人与自然冲突的主要区域将逐步向城市这一单元转移。2020年，印度塔塔能源研究所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心《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未来》一文称，到2050年，快速城市化进程与全球人口的整体增长相结合，将使城市地区再增加25亿人口，其中近90％的增长将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地区。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将继续越来越依赖于对城市增长和自然资源的成功管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知识交流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也至关重要[32]。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院亚洲研究所的报告《从全球视角看密度、城市与空气污染》发现，在国家和城市层面，城市区域的密度越高，人均二氧化碳和PM2.5排放量越低，着眼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城市，从全球角度看待空气污染，需重新审视人口密度与空气污染的关系[33]。美国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中日韩如何实现其碳中和目标》一文中提到，继中国之后，日本和韩国也在近期相继做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目标的承诺，并认为逐步收紧排放上限的排放交易体系可以帮助中日韩实现碳中和目标[34]。目前，32https://www.teriin.org/policy-brief/fostering-sustainable-urban-future.33https://www.giga-hamburg.de/en/event/density-cities-and-air-pollution-a-global-view.34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how-china-japan-and-south-korea-can-make-their-carbon-neutral-goals-reality.33全球已有110多个国家相继提出了21世纪中叶的“碳中和”目标承诺。全球碳排放近70%来自城市，可以说，“碳中和”之战胜负，关键在城市。2020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迈向城市空间：以埃塞俄比亚交通和城市规划为例》指出，非洲城市空间发展由经济和政治利益共同驱动。考虑在未来30年内塑造非洲的城市化进程时，应确保政客和城市规划者都做出具有社会包容性、环境可持续性和政策支持的决策[35]。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一文中提到，除了市政废物管理以外，印度甚至还没有开始追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1的具体目标项。《2020柳叶刀倒计时健康和气候变化报告：应对趋同危机》将印度确定为受气候变化引发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21年，达沃斯论坛《生态观察》发布的《八个城市对其城市空间进行“再野化”》一文中指出，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通过“再野化”的手段来重塑其社区环境。所谓“再野化”，指的是将区域恢复到原始、未开垦的状态，同时将建筑或景观设计的新元素融入其中，恢复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帮助恢复对周围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原生栖息地，还为城市提供休闲场所。2020年12月，美国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组织撰写的《疫情新35https://www.csis.org/analysis/toward-urban-spaces-learning-ethiopias-recent-transport-and-city-beautification-initiatives.34常态：建设有能力防范大流行病的城市》一文中指出，疫情蔓延期间，封城无疑是一种阻断病毒传播极为有效的方式。城市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未来各国需对城市进行“防疫”，以便在下一次新型传染病来袭时建立复原力和做好充分的准备[36]。可见，由新冠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影响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城市首当其冲。2016年，全球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512个，到2030年预计会有662个。多元的城市环境污染，成为城镇化后期城市治理的难题；如何有效地恢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也成为城市治理的难点之一。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城市在规划、生态环境治理、能源转型和绿色融资等方面的能力，并将地方气候行动计划和减灾风险战略进行整合，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实现城市弹性和可持续性。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化后期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新形势，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韧性安全显得尤为紧迫。36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ovid-new-abnormal-pandemic-proofing-cities.35第三章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与智慧（一）生态文明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契合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领域。2012年，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37]。经过多年来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步向前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际上其理论与实践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概念，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38]。在理论探索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还在生态价值追求上实现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逻辑统一。它既是对主要包括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唯物主义的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新社会三个层面的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弘扬[39,40]。它基于我国国情判断，树立和践行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将生态文明纳入基本国策，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科学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本3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新华社,2012.(2012-11-17)[2019-8-16].38王新萍,龚鸣,方莹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20.(2020-12-26,03版).39潘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生态文明[N].学习时报,2015.(2015-07-13A8版).40方世南.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发展[N].光明日报,2018.(2018-06-22,11版).36质要求在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41]。在具体实践方面，2013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案，初步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推出众多举措，例如创新战略环境评价制度，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布局、结构与规模，统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打赢蓝天保卫战，自然保护区“绿盾”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并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里程碑。从全球环境治理视角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其共同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全球共同采取行动，保护地球、为人类谋福祉，这充分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17项目标中，目标14和15分别直接涉及水体和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42]。此外，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则直接或间接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和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将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气候41周宏春.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N].人民网,2018.(2018-05-22)[2021-08-16].42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议程[R].联合国,2020.[2022-01-16]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development-agenda/.37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密切相关[43]。据预测，气候变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其他压力也有助于增加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捕获和储存碳的能力，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并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和农业生计的承受力，帮助全球适应不利的气候和极端天气的影响。IPBES和IPCC在2021年发布报告表明，需要实现变革，以解决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并着重指出后10年采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紧迫性[44]。我国倡导和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契合，都在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赤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992年以来，我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过程中呈现出从被动的追随者、积极的参与者到主动的贡献者三种角色的转换[45]。在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利益认知、科技水平和全球环境治理态度的共同推进。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到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在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化解环境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范例。（二）生态文明的重要实践与国际影响力43IPBES.GlobalBiodiversityOutlook(GBO)[R].2020.(2020-09-15)[2022-01-24].www.cbd.int/gbo.44IPBES,IPCC.Biodiversityandclimatechange[R].UnitedKingdomandNorway:IPBESandIPCC,2021.45秦天宝.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过程及面临的挑战[J].武汉大学学报,2021,74(1):95-107.381.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基于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生物多样性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也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46]，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来推进，而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框架下进行[47]。所以，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实践。其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主流化在国际上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措施之一。我国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得以实施[48]，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据统计，在2018年及此前几年，我国每年投入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公共财政资金达26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0.3%），是2008年投入的6倍。46任海,郭兆晖.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及展望[J].生态科学,2021,40(3):247–252.47张风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0,45(2):22-27.48魏辅文,平晓鸽,胡义波,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主要成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4):375-383.39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资金（包括公共和私人来源的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约占全球名义GDP（即货币GDP）的0.1%。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要制度创新之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下，我国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完整系统的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正逐步恢复。其二，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最重要的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它是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根据保护需要提出的创新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特有的概念。截至2020年，我国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覆盖了大量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与脆弱区、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保护了全国近40%的水源涵养与洪水调蓄功能、约32%的防风固沙功能，以及约45%的固碳量[49]。其三，通过生态修复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我国对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不仅有助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且极大地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碳封存功能，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流域保护为例，在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制度，而且它作为修复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关键之举，已开始49张蕾.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成效显著[N].光明日报.2020.(2020-05-22,13版)40在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中发挥作用。2021年上半年，东北虎、亚洲象、豹、棕熊和貉等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人类聚居区，这一方面说明无论在荒野还是城市，部分野生动物自然种群正在显著地恢复，另一方面说明局部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应对、高质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是未来的重要命题。2.生态文明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我国通过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并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保护方式，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协同推进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等机制和具体实践，总结出大量成功经验。例如，浙江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地球卫士”河北塞罕坝的荒漠治理与绿色发展，新安江跨省流域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崇明东滩湿地生态修复与科技创新等诸多案例，生动反映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国赢得了世界赞誉，提高了国际影响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在2013年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并在2016年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走向世界，“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词汇已被纳入联合国文件，这是中国智慧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贡献。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为全球防治荒漠化提供了中国方案。2020年9月，我国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前发布了《共建地球41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系统阐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和立场主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保护与发展的挑战提供了思考方向，并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3.参与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路径我国应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借助国内外主流媒体、重要国际活动等平台和渠道，以国际视野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语言来讲述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用典型实践说话，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声音，以此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扩大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际影响。在生态文明的实践经验为我国赢得了世界赞誉，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当前，需要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与治理能力，提高生物多样性非国家行为有效治理与共识，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借助国内外主流媒体、重要国际活动等平台和渠道，传播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故事。二是主动参与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联系密切，因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其他国际公约目标协同发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5）将举行第二阶段会议，我国应利用契机，加强关键议题交流磋商，如绿色“一带一路”、海洋生态系统治理、数字技术应用、气候减缓和适42应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协同解决方案等更加广泛的议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促进相关领域目标间的协同增效，并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三是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金融，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投融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与再生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领域。进一步识别必要举措，丰富投融资主体和参与形式，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试点、风险披露等，确保多渠道资金流向符合生物多样性目标。促进金融科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应用。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边界和绿色投资资金来源，通过绿色“一带一路”积极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战略、政策对接，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多边合作机制与生物多样性大数据服务平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43第四章启示与展望：以生态文明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思想和理论转化为生动的实践，必须寻求可行的现实路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国内外学者的探索较多，主要聚焦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总路径、“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国际秩序构建等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需要国际间协同合作。就生态环境领域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战略之间，存在着多重维度上的内在性关联，最关键之点则是尽可能呈现出或体制化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全社会保护、尊重和顺应。第一，生态文明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阐述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为淬炼人类共同价值提供重要内涵。我国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凝聚国际共识。这一方案为推44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一条现实路径。生态文明的执政理念和价值理性是凝聚共识的重要手段。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广泛共识，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互融互鉴、共同发展的基础。第二，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与背景。全球气候治理越来越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秩序重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转变的关键变量，进而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形式及内容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时代特征下进行的，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关键要素，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因此，全球气候变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由全球气候治理可以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价值共识。鉴于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的比重，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和支点，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生态路径。第三，“一带一路”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是构筑人类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平台。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从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到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不断贡献智慧和理念，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的同时，也是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五个向度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